“我们这里住着四个人，”老旺多斯勒解释说，“都挤在一起。敲一下是叫圣马蒂厄；两下是叫圣马克；三下是叫圣吕克，就是正拿着桌布站在这里的那个人；四下是叫我。七下，叫所有的天使都下楼。”
旺多斯勒扫了亚当斯贝格一眼，放下手中的扫把。
“你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他问，“什么都压不倒你？”
亚当斯贝格笑了笑，没有回答。马克下来了，把他让进餐厅，然后绕过桌子，握了握探长的手，又气愤地看了叔叔一眼。
“你好像是警察查户口似的。”他说。
“很抱歉，马克，23年前，我们在一起吃过章鱼。”
“在混乱的战壕边。”吕西安叠好桌布，轻声地说。
亚当斯贝格看着眼前的这个鼠疫学家。小旺多斯勒身体瘦长，有点神经质，头发又黑又硬，长得像印第安人。他全身的衣服都是深色的，只是皮带有点耀眼，他手指上还戴着银戒指。亚当斯贝格注意到他穿着带扣的黑色靴子，沉甸甸的，很像卡米尔的靴子。
“如果你想进行一场私人谈话，”他对亚当斯贝格说，“我想我们得到外面去。”
“好吧。”亚当斯贝格说。
“你是否遇到鼠疫问题了，探长？”
“准确地说，是一个鼠疫专家问题。”
“就是那个写4字的人？”
“是的。”
“和昨天的死者有关吗？”
“你看呢？”
“我看有关系。”
“为什么？”
“由于黑色的皮肤。但4字是用来抵抗鼠疫而不是带来鼠疫的。”
“那又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你的那个受害人没有得到保护。”
“没错。你相信这个数字的作用吗？”
“不相信。”
亚当斯贝格遇到了旺多斯勒的目光，他的目光好像很真诚，但又有点愤怒。
“不比我见到的护身符、戒指、土耳其玉、外婆绿、红宝石以及数百种人们以为能起保护作用的吉祥物更有用，而那些东西显然比4字贵重得多。”
“人们戴戒指吗？”
“有条件戴都戴。有钱人很少死于鼠疫，他们并不知道保护他们的是房子，他们的房子往往很坚固，老鼠进不去，进去的都是人。他们更相信是贵重的钻石在起作用：穷人不戴宝石，所以他们死了。钻石是王中王，是最佳的护身物：人们认为钻石戴在左手能避凶趋吉，所以订婚的时候，有钱的男子习惯给未婚妻送一颗钻石，帮助她躲避灾难。这是传统，但现在人们都忘了为什么，也忘了4字的意思。”
“但凶手没忘。他是从哪儿发现的？”
“书上，”马克•旺多斯勒急切地说，“如果你问的是这个问题，探长，我也许能帮上你的忙。”
“我首先应该问你，星期一半夜两点左右你在哪里？”
“那是凶杀案发生的时间吗？”
“差不多。” 法医判断受害者死亡的时间是在1点30分左右，但亚当斯贝格希望留有余地。
旺多斯勒往后捋了一下又硬又直的头发，问：“为什么要这样问我？”
“很抱歉，旺多斯勒。很少人知道这个4字的意思，很少很少。”
“这很符合逻辑，马克，”老旺多斯勒插话说，“这是他的工作。”
马克气愤地挥了一下手，然后站起身来，抓住扫把，敲了一下。
“是要圣马蒂厄下楼。”老旺多斯勒解释说。
大家在沉默中等待着，寂静中只有吕西安洗碗碟发出的声响，他对谈话不感兴趣。
一分钟后，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走进门来。他奇胖无比，只穿着一条宽大的长裤，腰上扎着一根绳子。
“谁找我？”他压低声音问。
“马蒂厄，星期一半夜两点我在干什么？这很重要，不要乱说。”
马蒂厄想了一会儿，皱了皱稀疏的眉毛：
“你去熨烫衣服去了，回来得很晚，差不多10点才回来。吕西安给你弄了点吃的，然后他便和弗罗迪回自己房间去了。”
“是埃米丽，不是弗罗迪，”吕西安转过身来纠正道，“你老是记不住他的名字，这太糟糕了。”
“我们与教父打了两局牌，”马蒂厄接着说，“他赢了320法郎，然后就去睡了。你开始给布兰太太然后是德鲁耶太太烫衣服。半夜一点，你收起烫衣板，想起第二天还要交付两副床单。我过来给你帮忙，我们在桌上把两副床单烫完了，我用的是老熨斗。两点半，我们把床单叠好，分开两包包好。我们上楼睡觉时，遇到了下来撒尿的教父。”
说完，马蒂厄又抬起了头。
“他是史前史学家，”吕西安在洗碗池旁边说，“是个一丝不苟的人，你可以相信他。”
“我可以离开了吗？”马蒂厄问，“我正在粘东西呢！”
“去吧。”马克说，“谢谢了。”
“粘东西？”亚当斯贝格不解地问。
“他在粘地窖里的史前燧石制的石器。”
亚当斯贝格摇摇头，他不明白，他只知道自己根本弄不懂这屋子是干什么的，也弄不懂屋里的住客在干什么。显然，要在这里干一段时间才能明白，但这不是他的事。
“马蒂厄当然可以撒谎，”马克•旺多斯勒说，“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分别问我们床单的颜色。他不可能改变日期。我甚至在第二天早上就把床单送到了沙瓦西路22号的图森太太家。你可以去核实。我白天翻晒，晚上熨烫，第二天送回去。两床浅蓝色床单，上面印着贝壳，还有两床印着棕色的玫瑰，反面是灰色的。”
亚当斯贝格摇摇头，仆人的证词无懈可击。这家伙对洗衣铺很熟。
“好了，”亚当斯贝格说，“我把事情跟你简要叙述一下吧。”
亚当斯贝格讲得很慢，花了25分钟才把4字的故事、宣读广告的若斯和昨晚的凶杀案讲完。旺多斯勒父子听得很认真。马克一边听，一边点头，表示肯定。
“现在你面临的，”亚当斯贝格最后总结道，“是一个传播鼠疫的人，他同时也是一个保护者，所以他自以为是世界的主人。这看得出来，但他发明了太多的东西。”
“这是什么意思？”亚当斯贝格翻开笔记本，问。
“每当遇到鼠疫，”马克解释道，“人们就大为恐慌，去寻找‘灾星’，寻找人间该受惩罚的罪魁祸首，当然，上帝除外。他们知道空气污染是罪魁之一，但他们无法惩罚空气。所以他们寻找‘鼠疫的传播者’，指责有人把软膏、油污之类的东西涂抹在门铃、门锁、楼梯扶手和墙面上，从而传播灾难。一个可怜的家伙只要不小心把手按在墙面上都有可能造成数千人死亡。已经有许多人被吊死了，人们把他们叫做传播者和污染者，但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想过他们干这种事有什么好处。你们现在有个传播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并非随意传播，他只进攻一人，而保护其他许多人。他是上帝，他支配着上帝之灾。作为上帝，他要选择他将带走的人。” “我们想知道所有被选中的人之间有什么联系，但现在毫无结果。”
“有传播者就有传播媒介。媒介有什么用呢？你有没有在被写上4字的门上找到软膏的痕迹？门锁上呢？”
“我们没有找。媒介有什么用，受害者是被掐死的。”
“我寻思，在他的逻辑中，他不认为自己是凶手。如果他自己想杀人，他就没必要编造有关鼠疫的这种种故事。他利用了一种灾难作为媒介，放在他和他要消灭的人之间。杀人的是鼠疫，而不是他。”
“那些广告就是从那儿来的。”
“他以炫耀的方式策划鼠疫场面，把鼠疫当做是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惟一罪魁祸首。这样，他必然需要一个媒介。”
“跳蚤。”亚当斯贝格推断说，“昨天，我的一个助手被死者身上的跳蚤咬了。”
“天哪，跳蚤？那个受害者身上有跳蚤？”
马克突然站起来，双手插在裤袋里，不安地问：“什么跳蚤？猫蚤？”
“我不知道。我让人送到化验室化验去了。”
“如果是猫蚤或是狗蚤，那就没什么好怕的，”马克沿着桌边踱步，“它们没什么用。但如果是老鼠身上的跳蚤，如果那家伙真的让老鼠身上的跳蚤染上了鼠疫病菌，然后把它们放到大自然中，天哪，那就是一场灾难了。”
“老鼠身上的跳蚤真的很危险吗？”
马克看着亚当斯贝格，好像亚当斯贝格刚才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我打电话给实验室。”亚当斯贝格说。
他走开去打电话，马克示意吕西安洗碗时轻点。
“对，是这样，”亚当斯贝格说，“化验完了吗？什么名字？天哪，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拼。”
亚当斯贝格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个N，然后又写下一个O，他很难再记下去。马克从他手中接过铅笔，把他写了几个字母的那个词写完：Nosopsyllus Fasciatus，然后加了一个问号。亚当斯贝格点点头。
“好，我记下来了。”他对化验员说。
马克接着又写了几个字：携带病菌？
“把它们送到细菌实验室去，”亚当斯贝格补充说，“寻找鼠疫菌，告诉他们袋口要扎两道，我已经有个同事被咬了。千万别让它们从实验室里跑出来。是的，同一个号码。马上。”
亚当斯贝格把手机放在里面的衣袋里：“我助手的衣服里有两只跳蚤。不是人身上的跳蚤，而是……”
“Nosopsyllus Fasciatus的意思是‘老鼠身上的跳蚤’。”马克说。
“在我从死者身上提取出来的信封中，还有一只跳蚤，死的。同一种类。”
“他就是这样塞进去的。”
“是的，”亚当斯贝格也踱起步来。“他拆开信封，把跳蚤放到房间里，但我不相信这该死的跳蚤染上了鼠疫。我还是认为那是象征性的。”
“可他象征到老鼠身上的跳蚤上去了，那可是不容易弄到的。”
“我觉得他是在冒充。正因为如此，他亲自动手杀人了。他知道他的跳蚤杀不死人。”
“不一定。你要把洛里翁家里所有的跳蚤都收集起来。”
“怎么收集？”
“最简单的办法是带一两只豚鼠进入他家，在那里呆上5分钟，豚鼠会把剩下的跳蚤都吸引到身上来的。这时，你立即把它们装到袋子里，送到实验室。然后，给那里消毒。别让豚鼠在那里呆得太久，跳蚤一咬完小白鼠，马上就会离开，重新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必须在它们咬的时候把它们抓住。” “太好了，”亚当斯贝格把这个办法记了下来，“谢谢你的帮助，旺多斯勒。”
“还有两件事。”马克把亚当斯贝格送到门口时说，“要知道你寻找的那个传播鼠疫的人，他关于鼠疫的知识并不那么丰富，他的知识有限。”
“他在自己骗自己？”
“是的。”
“表现在哪里？”
“表现在木炭上，‘黑色死亡’。这是一种想像，一个文字上的误会。Pestis atra的意思是‘可怕的死亡’而不是‘黑色的死亡’。受鼠疫传染的身体绝不会是黑色的，这里那里有些深蓝色的印痕罢了。这是一个迟迟未解的谜，也是一个普遍而流行的错误，大家都以为是这样，但这是错的。你寻找的那个人用木炭把尸体弄黑，他错了。他甚至犯了一个大错误。”
“啊！”亚当斯贝格感到很惊奇。
“要保持头脑冷静，探长，”吕西安走出房间时说，“马克太拘泥于细节了，像所有中世纪学家一样。他迷失在细节中，与重点失之交臂。”
“什么重点？”
“暴力，探长。人的暴力。”
马克笑了，闪到一边，让吕西安出去。
“你的这个朋友，他是干什么的？”
“他的第一职业是惹人生气，而且不用付费，他是义务从事这一活动的：第二选择是研究现代社会，他是世界大战的专家，各时期的大冲突他都很清楚。”
“好吧，你要跟我说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你真的在寻找一个姓名起首字母是CLT的人吗？”
“这是一条重要线索。”
“放弃它吧。CLT只是一种著名软糖药剂的三个副词的缩写而已。”
“你说什么？”
“事实上，所有针对鼠疫的文献都把它当做是最好的建议加以引用：Cito longe,fugeas et tarde redeas的意思是：速逃，长时间以后迟归。换句话说，就是‘速走，长时间地离开。’这就是‘三副词疗法’：快、远、久。写成拉丁语就是：‘Cito,Longe,Tarde’，缩写就是CLT。”
“你能替我记下来吗？”亚当斯贝格递过笔记本，问。
马克草草地写了几行字。
“CLT是你寻找的凶手给人们的建议，与此同时，他也在用4字保护他们。”马克说着把笔记本还给亚当斯贝格。
“我非常喜欢这些起首字母。”亚当斯贝格说。
“我知道。有关鼠疫的情况，你能及时告诉我吗？”
“你对这个案件关心到了这种程度？”
“不是这样。”马克微笑着说，“而是因为你身上可能有老鼠身上的跳蚤。如果是这样，我身上也会有。其他人也如此。”
“我明白了。”
“赶快封住，好好洗净，这是对付鼠疫的另一个办法。”
出门时，亚当斯贝格遇到了那个一头金发、身材高大的马蒂厄，便拦住他，问了他一个问题。
“两副床单是米黄色的，”马蒂厄回答说，“反面是灰色的。另外两张是蓝色的，上面印着贝壳图案。” 亚当斯贝格经过荒地上的花园，离开了夏斯勒路的那栋屋子，心中有些震惊。
世界上有些人知道很多让人吃惊的事情。他们首先在学校里学习，后来又在社会上继续“深造”，了解有关另一个世界的知识。他们把时间花在研究传播者、软膏、拉丁文的跳蚤和软糖药剂上。
可以肯定，这只不过是马克•旺多斯勒的知识的一小部分。这些知识并没有在生活中给他帮太大的忙，不过，现在，它们要帮大忙了。
实验室又给警队发来几份传真，亚当斯贝格一眼就认出来了：“特别广告”上没有任何指纹，除了若斯和德康布雷的指纹。可所有的广告上都有他们的指纹。
“如果传播鼠疫的人敢用手去碰这些广告，我倒感到惊讶。”亚当斯贝格说。
“他为什么要买这样的信封？”当格拉尔问。
“仪式问题。在我看来，他的每一举动都是很认真的。他不会把广告放在普通的信封里，而想把它装到一个昂贵的盒子里，因为这是十分高雅的行为，而不是你我或者随便什么人都能做的简单动作，当格拉尔。你无法想像一个大厨师会把鱼肉香菇馅酥饼放在一个塑料碗里。这是同样的道理。信封要配得上行为本身，必须极其讲究。”
“勒盖恩和德康布雷的指纹，”当格拉尔放下传真，说，“两个坐过牢的人。”
“是的。但时间都不长，九个月和六个月。”
“但这已足够建立有用的关系了，”当格拉尔使劲地挠着腋窝，“撬锁可以在出狱以后学。他们的主要罪行是什么？”
“勒盖恩是打人、伤人，想把人打死。”
当格拉尔嘘了一声，说：“这已经很严重了，他为什么只坐几个月的牢？”
“他有可减轻罪行的情节：他所揍的船主不肯维修和保养船只，船烂掉了，最后在海上沉没。两个海员被淹死，勒盖恩被直升机救起。他痛苦极了，朝船主冲去。”
“船主受处罚了？”
“没有，船主和当地航管所的那些家伙都没有被处罚，据若斯•勒盖恩当时陈述说，那些家伙受了贿，他们跟所有的船主都打了招呼，以至于整个布列塔尼地区的船主都不敢再雇用他。勒盖恩在那里再也找不到工作。13年前，他一贫如洗地来到了蒙帕纳斯的大街上。”
“他完全有理由痛恨全人类，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是这样。他充满愤怒，满腔仇恨，但勒内•洛里翁好像从来没有涉足过航海业。”
“也许他是另外选择替死鬼，这看得出来。自己给自己塞信，勒盖恩不是最方便吗？而且自从我们在现场监视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过‘特别广告’。勒盖恩是第一个知道我们在现场监视的人。”
“知道现场有警察的并不是他一个人。在海盗小饭店，晚上九点，所有的人已经嗅到警察的味道了。”
“如果凶手不住在那个区，他怎么可能知道？”
“他杀了人，他完全有理由相信警察正在追捕他。他在观察着他们，暗中监视着他们。”
“这么说，我们白白监视了？”
“我们监视是为了问心无愧，为了别的原因。”
“德康布雷，也就是杜库埃迪克，他为什么坐牢？”
“他在所执教的学校里企图强奸幼女，当时所有的媒体都曾争相报道。52岁时，他差点在马路上被人私刑处死。在开庭之前，警察不得不一直保护着他。”
“我想起来了，杜库埃迪克案。一个女孩在厕所里受到了侵犯。看他的样子，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是吗？”
“你还记得他的辩护吗，当格拉尔？高年级的三个学生，乘吃饭时人少的当儿，扑向一个12岁的女孩。杜库埃迪克狠狠地揍了那几个小流氓一顿，把那个女孩带离了那里。那个女孩半裸着，在他怀中大叫。人们在走廊里只看到这一幕。那三个学生的说法完全相反：杜库埃迪克强奸了那个女孩，他们去解救，杜库埃迪克打了他们，抱着那个女孩夺路而逃。双方的说法不一。杜库埃迪克最后输了，他的女朋友狠心地抛弃了他，同事们也远离他。大家都怀疑他。怀疑的力量是巨大的，当格拉尔。现在还在怀疑。正因为如此，他才改名叫德康布雷。那个人在52岁就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那三个家伙今年多大了？32岁33岁左右？和洛里翁年龄差不多？”
“洛里翁是在佩里戈上的中学，而杜库埃迪克在瓦纳教书。”
“他可能找人当替死鬼。”
“年龄那么大了还会这样做？”
“那又怎么样？难道你不知道，有的老年人讨厌整个下一代？”
“我知道得太清楚了。”
“必须调查那两个家伙。德康布雷完全有可能塞进那些信件，他写的可能性更大，而且，正是他破译了信中意思。他仅根据一个阿拉伯语就直接追查到了阿维森纳的《医典》那里。很厉害啊，不是吗？”
“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得不追查下去。我相信凶手就在宣读广告的现场，他在那里起步是因为没有其他办法可选，这是肯定的，而且也因为他早就熟悉那个箱子。若斯的广告宣读，我们觉得怪怪的，他却相反，认为是传播消息的好办法，那个街区的居民都这样想。这一点我可以肯定。我坚信他会来听广告的，我敢肯定他在那里，在广告宣读的现场。”
“没理由。”当格拉尔反对说，“这对他来说太危险了。”
“没有理由，但事实就是这样，当格拉尔。我认为他就在那里，在人群中，所以我们一直监视着现场。”
亚当斯贝格走出办公室，穿过中心大厅，来到巴黎的地图前。警察们用目光尾随着他，亚当斯贝格知道大家不是看他，而是看当格拉尔，当格拉尔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色短袖T恤衫，大家都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亚当斯贝格举起右臂，所有的目光又回到了他身上。
“晚上六点撤离办公室，回家消毒，”他说，“回家后，大家都去冲凉，头发也要洗，把所有的衣服，我强调一遍，把所有的衣服都扔到洗衣机里，水温60度。目的：消灭有可能藏在衣服里的跳蚤。”
有人发笑，有人窃窃私语。
“这是正式的命令，”亚当斯贝格说，“大家都必须执行，尤其是陪我去过洛里翁家的那三个人。你们当中从昨天到现在有没有人被跳蚤咬过？”
有人举起了手，是克诺尔基恩，人们有点好奇地看着他。
“我是克诺尔基恩警官。”他自报家门。
“放心，你还有伴。当格拉尔也被咬了。”
“60度，”有个人说，“那还不把衬衣给烫坏了。”
“必须这样，要么干脆就把衣服烧了，”亚当斯贝格说，“反对者可能会得鼠疫，我说的是可能。我相信凶手放在洛里翁家中的跳蚤没有得鼠疫，而且也像别的事情那样是象征性的，然而，这一措施必须执行。跳蚤只在晚上咬人，所以，我建议你们一回家就去冲凉，随后根据规定消毒。消毒剂可以从衣帽间里拿。诺埃尔和瓦瑟内，你们明天去检查那四个专家在不在场，”亚当斯贝格说着递给他们一份材料，“这四个人都是鼠疫专家，所以也是怀疑对象。”
接着，亚当斯贝格又指着那个灰头发的笑眯眯的警察：“你……”
“我是梅卡代警官。”那个警官半站起来，自我介绍道。
“梅卡代，你到沙伊西路的图森太太家里查查床单的事。”
亚当斯贝格递过一份材料，传到梅卡代手里。然后，他又指着一个绿眼珠、看起来挺胆怯的圆脸警察和来自格兰维尔的身体僵直的那个警察。
“我是拉马尔警士。”那个老警察站得笔直。
“我是埃斯塔雷尔警士。”圆脸警察自我介绍道。
“你们俩去那29栋大楼，重新检查没有被写上4字的大门。目的：寻找软膏、油污和涂在锁孔、门铃和把手上的任何东西。要小心，戴上手套。那29个人是谁负责监视的？” 四只手举了起来：诺埃尔、当格拉尔、朱斯汀和弗洛瓦西。
“有什么结果？有证据吗？”
“什么都没有，”朱斯汀说，“所有的样品都与数字扫描不符。”
“让-雅克•卢梭路的询问结果呢？”
“毫无结果。大楼里谁都没有看见过陌生人，邻居们也什么都没有听见。”
“密码呢？”
“很容易弄到。大门的密码已用了多年，大家都知道，120个组合六分钟内就能解出来。”
“谁负责询问另外28栋楼房的住户？没有一个人看见那个画家吗？”
一个表情严厉的宽脸女警察态度坚决地举起了手：“我是雷唐库尔警官。谁都没有看见过那个画家。他肯定是在夜间干的，他的画笔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像往常一样，他作案的时间没有超过半小时。”
“密码呢？”
“许多门锁还要做石膏印，探长。他擦去了指纹，发现了油腻的地方。”
“牢房里的伎俩。”朱斯汀说。
“谁都想得到。”诺埃尔说。
亚当斯贝格看了看挂钟：“6点差10分，撤吧！”
半夜三点，一阵电话铃声把亚当斯贝格从梦中惊醒，是生物实验室打来的。
“没有细菌，”电话那头的男人说，声音非常疲惫，“阴性。衣服上的跳蚤和信封里的跳蚤，甚至从洛里翁家里收集来的那12个标本都没有受到感染，干净得像一枚新硬币。”
亚当斯贝格感到一阵解脱：“全都是老鼠身上的跳蚤？”
“全是。五公十母。”
“很好，看住它们。”“它们已经死了，探长。”
“没有花圈和悼词，把它们装在管子里吧！”
他在床上坐起来，打开灯，搔了搔自己的头，然后打电话给当格拉尔和旺多斯勒，把化验结果通知了他们。他还逐一拨通了警队里其他26个警察的电话，给法医和德维拉尔也打了电话。没有人抱怨半夜里被吵醒。他把部下的名字全搞乱了，笔记本没有及时整理，他没有时间再记笔记，甚至没有时间打电话约会卡米尔。他觉得那个传播鼠疫的人是不想让他睡觉。
7点半，他正从马莱徒步去警队，电话响了：“探长吗？”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说，“我是值夜班的加尔东警士，12区的人行道上发现两具尸体，一具在罗腾堡路，另一具离那儿不远，在苏尔特大道。裸体躺在碎石路面，身上有一层木炭。两个男的。”
中午，两具尸体被抬走了，运去停尸房，交通恢复了正常。这一戏剧性的大展示，使公众都知道了那两具黑色的尸体。从今晚开始，电视新闻就会轮番轰炸，从明天开始，所有的报纸都会刊登。无法再隐瞒死者的身份，记者们很快就会去普莱街和图尔维尔大道他们的家中采访。
两栋大楼内的所有的门都被写上了4字，除了两扇，也就是死者的门。两个男人分别为31岁和36岁，一个有孩子，另一个也已经结婚。警队的三分之一人马都在忙这个案子，有的在发现尸体的地段寻找证人；有的在重新调查那两栋目标大楼，询问周围的人，寻找一切能把这两个死者与勒内•洛里翁联系起来的东西；剩下的则在办公室里敲键盘，写报告，登记新资料。
亚当斯贝格靠在办公室的墙上，低着头。旁边就是窗，透过新装的窗栅，可以看到人们在人行道上匆匆行走，生活在照常进行。有关谋杀案及其他“相关”细节的材料现在太多了，沉甸甸，他试图把它们都聚拢起来，但觉得一个人的大脑放不下，至少是他的大脑放不下。他再也理不出思路，他被压垮了。 “特别广告”的内容，埃德加-基吉内广场的种种琐事，勒盖恩和杜库埃迪克的犯罪记录，被写上4字的大楼，死者的身份及其邻居和家人，炭粉、鼠疫、信封、实验室的分析、医生的电话、凶手的特征……道路纵横交错，他无从选择，迷失其中。他第一次觉得当格拉尔老是抱着电脑不放是对的，不像他，整天在暴风雨中迷失方向。
一个晚上又死了两个人，一下子死两个。由于警察看守着大门，凶手便把受害者引到外面加以杀害。他绕过了障碍，用的办法如此简单，就像当年德国人用飞机穿越马其诺防线①一样，因为法国人把所有的道路都堵住了。
在罗腾堡路死者所住的大楼前监视的两个警察，曾看见让•维亚尔在晚上8点半的时候走出大楼。总不能不让他出去约会吧？尤其是那个维亚尔，他对那个“乱七八糟的4字”根本不感兴趣，正如他曾向负责看守大楼的警察所说的那样。另一个死者，弗朗索瓦•克拉克是晚上10点离家的，出去逛逛，他说。守在他家门后的警察让他感到窒息。
天气温暖，他想出去喝一杯，这难道不是真的吗？两个人都是被掐死的，像洛里翁一样，前后相差一个小时。系列谋杀。然后，尸体被装在一辆车上搬走，也许是一起搬的。尸体在车上被脱光衣服，涂上炭末。最后，凶手把尸体及其所有的东西都扔到12区的大马路上，那是快出城的地方。
凶手不会被人看到，因为这一次，尸体没有按照宗教仪式仰面躺着，双臂合十，而是被匆匆忙忙地扔到了路上。亚当斯贝格推测，最后一个步骤做得这么马马虎虎，他是不得已，他肯定会感到不满。半夜里，谁都没有看到什么。巴黎虽然有200万居民，但在平时，在凌晨4点钟的时候，也像山村那样荒凉。不管首不首都，在苏尔特大道和在比利牛斯山区睡觉是一样的。
人们所能得到的惟一的新信息，是三个死者都是30多岁的男性。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也就这么多了，没有更详细的东西，其余的细节完全不相吻合。让•维亚尔不像第一个死者那样在郊区读专科学校，他出生于高尚住宅区，后来成了信息工程师，娶了一个当律师的太太。弗朗索瓦•克拉克的出身要平民化一点，他是一个腰圆肩宽的大汉，在一家卖红酒的大商行里当搬运工。
亚当斯贝格仍靠在墙上，给法医打电话，法医正在检查维亚尔的尸体。接电话的人去找法医时，他乘机在笔记本查了查法医的姓：罗曼。
“罗曼，你好，我是亚当斯贝格，很抱歉打搅你。你能肯定他们是被掐死的吗？”
“毫无疑问。凶手使用的是一根很牢固的绳子，也许是一条很粗的塑料绳，死者脖子上有很清楚的印痕。可能有条带活结的带子，凶手只需向右勒，并不需要太大的力气。而且，他改进了技术，进行双重谋杀：两个死者都喝过一口浓度很高的催眠药。但催眠药起反应的时候，凶手已经把绳子套在他们脖子上了，这样更快，也更保险。”
“洛里翁身上有被咬的伤痕吗，虫咬的伤痕？”
“天哪，我忘了写在报告上了。当时，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意义。他的腹股沟有被跳蚤咬过的痕迹，刚咬不久的。维亚尔身上也有，在右腿内侧和脖子上，时间有些久了。我还没来得及检查最后一名死者呢。”
“跳蚤会去咬死了的人吗？”
“不会，亚当斯贝格，无论如何都不会。身体一发凉，它们就会离开。”
“谢谢，罗曼。检查一下有没有细菌，就像检查洛里翁一样。谁知道会有什么事。”
亚当斯贝格把手机放回口袋，手指按着眼睛。这么说，他弄错了，装有跳蚤的信封并不是在杀人的时候放的。把跳蚤塞进信封和杀人隔着一段时间，因为跳蚤还来得及咬人。对维亚尔来说，这段时间甚至还挺长。法医发现他的咬痕时间已久。
他背着手，转身回到房间。这么说，传播者严格遵守仪式，首先把拆开的信封塞进受害者的门底下，过了一会儿后才回来。这次，他强行撬开锁，掐死受害者，口袋里装着炭末。他干了两次，第一次是放跳蚤，第二次是杀人，还不包括写那些可恶的4字和准备广告。
亚当斯贝格感到自己越来越无能为力。道路交错，他不知道该选择哪条道。他摸不透那个注重仪式的凶手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难以理解他的行为。激动之中，他拨打了卡米尔的电话。半小时后，他躺在了自己的床上，穿着衣服，但觉得像没穿一样，后来是真的没穿了。卡米尔扑在他身上，他闭上了眼睛。刹那间，他就忘了警队的27位弟兄正在大街上巡逻或在电脑前忙碌。
两个半小时后，他来到了埃德加-基内广场。他感到舒服多了，卡米尔曾轻轻地拥抱着他，几乎可以说是保护着他。
“我正想打电话给你，探长，”德康布雷从门口向他迎来，“昨天没有，但今天又有了。”
“没看见有人把它塞进箱子。”亚当斯贝格说。
得了鼠疫的尸体
“是用信寄来的。他改变了办法，不敢再冒险亲自前来。他通过邮局寄来的。”“寄到哪里？”
“寄给若斯•勒盖恩，也就是说寄到这里。”
“他知道若斯的名字？”
“许多人都知道。”
亚当斯贝格跟着德康布雷来到他的家中，拆开了那个大信封。
“消息突然传来，并且很快就得到证实，鼠疫刚刚在城里的两条马路上同时爆发。好像那两个……发现有那种疾病的所有症状，极其清楚。”
“勒盖恩念了吗？”
“念了，中午念的。你说过要他继续念的。”
“随着那家伙采取行动，现在，这些文字更加清楚了。对公众有什么影响？”
“骚动不安、询问，在海盗小饭店里讨论得很厉害。我相信其中有个记者，他向若斯和其他人问了许多问题。我都不知道他是从哪来的。”
“谣言是不可避免的，德康布雷。随着最近的那些特别广告、星期二晚上的公告、早上的死亡事件，口子必须扎紧了。事情肯定会发生，传媒可能收到了传播者本人的通告，他想刮龙卷风呢！”
“很有可能。”
“这是昨天寄的，”亚当斯贝格翻过信封，说，“是在第1区寄的。”
“宣布有两个人要死。”德康布雷说。
“预言成真了，”亚当斯贝格看着他，说，“今晚，你会在电视中听到的。两个男子像麻袋一样被扔在人行道上，一丝不挂，身上涂得漆黑。”
“一下子两个。”德康布雷低声说。
他的嘴都变形了，白白的皮肤上出现了一道道皱纹。
“在你看来，德康布雷，得了鼠疫的尸体是黑的吗？”
这个文化人皱了皱眉头：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探长，更不是医学史专家，所以才花了那么长时间去鉴别‘特别广告’。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现在的医生们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一现象和这种颜色。木炭、斑块、淋巴结炎、肿块，这些有，但没有这种黑色。过了很久才产生集体想像，那是由于语言的歧义所产生的，你知道。”
“是的。”
“这并不重要，因为这一错误一直存在，人们还是把鼠疫叫做是‘黑死病’。这几个词对凶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传播恐慌的就是这几个字。他想给人以强烈的印象，用骇人听闻的东西来震惊人们的灵魂，不管这种东西是不是真的。于是，‘黑色死亡’像一门炮一样产生了巨大的威力。”
亚当斯贝格坐在海盗小饭店里，在傍晚的这个时候，小饭店里显得非常安静。他向大个子贝尔丹要了一杯咖啡。窗边的视野非常开阔，可以看见整个广场。一刻钟以后，当格拉尔打来了电话。
“我在海盗小饭店。”亚当斯贝格说。
“小心那里的苹果烧，”当格拉尔说，“那酒太特别了，一下子就会使你昏了头脑。”
“我已经昏头昏脑了，当格拉尔。我晕头转向，我想我已经醉了，他已经弄得我精神失常了，我想他达到目的了。”
“苹果烧？”
“传播鼠疫的人。CLT，对了，当格拉尔，把这几个姓名起首字母忘了吧！” “我的克里斯蒂昂•洛朗•塔韦尼奥？”
“别打搅他了，”亚当斯贝格说着，拿出笔记本，翻到旺多斯勒替他写的那一页，“那是形容软糖冲剂的三个副词。”
亚当斯贝格等待着助手的反应，但没有等到。当格拉尔自己也被弄得心里七上八下的，闪光的思想湮没了。
“Cito,Longe,Tarde”，亚当斯贝格读道，“赶快走，长时间地走。”
“他妈的，”当格拉尔过了好一会儿才骂道，“Cito，longe fugeas et tarde redeas。我早就应该想到的。”
“谁都没有想到，连你也没有想到。他把我们都蒙了。”
“是谁告诉你的。”
“马克•旺多斯勒。”
“关于这个旺多斯勒，我有情况要告诉你。”
“免了吧，他与此案无关。”
“你是否知道他叔叔曾经是警察，就在退休之前出了事？”
“我知道。我和那家伙在一起吃过章鱼。”
“噢，是这样。你可知道他的侄儿，也就是马克，牵涉到某些事情吗？”
“罪案？”
“是的，但没查到。那家伙一点不傻。”
“我注意到了。”
“我打电话给你是想告诉你，那四个鼠疫专家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明。他们都很守规矩，手指上戴着宝石，家庭生活很亲密。”
“真倒霉。”
“是很倒霉。我们没有怀疑对象了。”
“我已经看不到了，也感觉不到了，老兄。”
亚当斯贝格的直觉眼看就要消失，当格拉尔应该感到很高兴，但他突然发现自己却因此而感到惋惜，甚至鼓励亚当斯贝格在这条他以前最为痛恨的路上走下去。
“不会的，”他坚决地说，“你肯定会感到一个什么东西，至少有个东西。”
“确实有一个，”亚当斯贝格沉默了一小会儿之后，慢慢地承认说，“永远是同一个。”
“说一说这个东西。”
亚当斯贝格扫了广场一眼。那几小拨人已经开始围拢来，还有些人从小饭店里出来，去听勒盖恩宣读广告。远处，在梧桐树旁边，有人在打赌，赌船员在海上死还是活。
“我知道他在那儿。”他说。
“在哪儿？”
“在这个广场上。他在那儿。”
亚当斯贝格家里没有电视，他已经养成习惯，必要的时候就下楼，到离家100米开外的一家爱尔兰俱乐部去。那儿有音乐和吉内斯①的味道，女侍应埃尼德认识他已经很久了，他可以在那里看电视，那台小电视机放在吧台下面的一个角落里。于是，8点差5分，他推开了“都柏林黑水”的大门，悄悄地走到柜台后面。黑水，正是他现在的感觉，至少从早上开始就如此。埃尼德给他准备肉丁大土豆的时候——那些爱尔兰人是从哪里搞到这么大的土豆的？如果人们有时间，也就是说，那个鼠疫传播者没有把人们弄得这样头昏脑涨的时候，人们都会这么问——亚当斯贝格悄悄地看着电视新闻。电视里播的差不多正是他所担心的东西。
主持人说，星期一晚到星期二早晨之间，巴黎突然死了三个人，星期三和星期四又出现了令人惊慌的情况。受害者都住在门上写了4字的大楼里，而这些4字正是前一天晚上巴黎警察总局在特别通告中所警告的内容，尽管警方在通告中没有解释这一数字的意义，但由于法新社收到了作者的一封短信，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对于这封匿名信必须极为小心，因为根本弄不清信中的内容是真是假。然而作者却肯定地说有三个人死于鼠疫，而且信誓旦旦地说，他早就开始保护首都的民众，防止那个灾难的出现，埃德加-基内-德朗布尔十字路口当众宣读的广告中曾一再提到那个灾难。这样抢功劳，无疑只有疯子才做得出来。虽然尸体上有“黑死病”的各种迹象，但警察总局肯定地说，那两个不幸者是在一桩系列谋杀案中受害的，是被人掐死的。亚当斯贝格还听到电视上提到了他的名字。 接着，电视上播放了门上被写上了4字的大楼的地图，并以住户的证词作解释，还放了埃德加-基内广场的全景，然后是局长布雷齐永本人的镜头，是在警察局他的办公室里录制的。局长带着必要的严肃说，所有受那个疯子威胁的人都受到了警方的保护，关于鼠疫的谣言完全是警方正在寻找的那个人制造出来的。死者身上的黑色是有人用炭粉抹上去的。然而，电视没有支持这一让人放心的说法，反而播放了一个讲述法国历史上发生黑死病的短纪录片，一幅幅图像惊心动魄，并配以十分残酷的解说。
亚当斯贝格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心情有点沉重，心不在焉地吃起那盘大土豆来。
在海盗小饭店，人们把电视的声音调得很响，贝尔丹推迟了上热菜和敲铜片的时间。若斯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尽其所能地应付大家提出的一个个问题，并受到了德康布雷和达马斯的巨大支持。德康布雷显得非常冷静，而达马斯尽管不知道自己能帮什么忙，仍感到形势将变得紧张和复杂，所以紧紧地拉着若斯的衣襟。玛丽-贝尔哭了起来，弄得达马斯也恐慌起来。
“发生了鼠疫？”看电视时，她大声叫出了这个谁都不敢说得那么明白的词，一语道破了大家恐慌的原因。
“你没有听见吗？”丽丝贝特威严地说，“他们不是得鼠疫死的，而是被掐死的。你没有听见？你得听清楚，玛丽-贝尔。”
“谁敢说警察局的那个大胖子不是在骗我们？”酒吧里有个男人说，“如果巴黎真的发生了鼠疫，丽丝贝特，你以为他们会在通告中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们吗？你以为他们真会把他们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吗？他们往往闪烁其词。你以为他们会告诉你真相？”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另一个人说，“他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吧。”
“我可不愿意。”一个女人说。
“你从来就不愿意，”她丈夫说，“你不喜欢这样。”
“根据他们以前的愚蠢表现来看，”又有一个人说，“他们很可能在做一件大蠢事。他们让这传染病流向了自然界，比如说绿藻，你知道它们是从哪来的吗？”
“是啊，”有个家伙回答说，“现在已经太晚了。就像玉米和母牛。”
“死了三个人，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们如何制止？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你信不信？”
“你觉得是这样吗？”角落里有个人说。
“可是，天哪，”丽丝贝特说得很大声，想压过这些讨论声，“那些人是被掐死的。”
“因为他们的门上没有4字，”有个人举起食指，说，“所以得不到保护。他们在电视上解释了这一点吗，解释了没有？我们不是在做梦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逃出来的东西，而不是有人释放的。”
“是逃出来的东西，”那个人坚决地说，“有个家伙想保护别人，通知他们，在尽自己的努力。”
“那他为什么把有的人给忘了？为什么他只给一小部分大楼标了记号？”
“这么说吧，那家伙并不是上帝，他没有四只手。如果你愿意多此一举，你自己可以去写这些4字啊！”
“天哪！”丽丝贝特又叫了一声。
“出什么事了？”达马斯怯生生地问，但谁也没有理睬他。
“别管它了，丽丝贝特，”德康布雷抓住她的胳膊，说，“他们发疯了，但愿夜晚能使他们冷静下来。我们吃饭，敲铜片，让房客们过来吃饭。”
在丽丝贝特招呼大家下来吃饭的时候，德康布雷离开酒吧，给亚当斯贝格打了一个电话。
“探长，这里很热烈，”他说，“大家都热昏了头脑。”
“我这里也一样，”亚当斯贝格在爱尔兰酒吧的餐桌边说，“玩火者必自焚。”
“你准备怎么办？”
“一再重复那三个人是被杀死的。你周围的人都在说些什么？” “丽丝贝特见过世面，头脑比较冷静；勒盖恩有点满不在乎，他试图保住自己的饭碗，得刮其他风暴才能让他激动起来；贝尔丹好像犹豫不决，达马斯什么都不明白，玛丽-贝尔发神经了。其他人说的话没什么特别，他们向我们隐瞒了一切，什么都不告诉我们，四季颠倒了。好像冬天不冷了，而是热得要命；夏天不热了，变得非常凉爽。春天和秋天也如此。”
“顾问，你会被忙得分不清面包和地板的。”
“探长，你也会这样。”
“我现在就分不清面包和地板了。”
“你准备怎么办？”
“我准备去睡觉，德康布雷。”
星期五上午八点一过，亚当斯贝格的警队就新来了12个警察，以加强警队的力量，并紧急安装了15台电话，因为各区警署的电话都被打爆了，他们纷纷把电话转到警队里来。数千巴黎人都希望知道，关于那几个死者，警察说的是不是实话，是否要多加小心，鼠疫有些什么症状？总局命令所有的警署要重视每个电话，一一回答那些惊慌失措的市民的问题。那可都是一些精神脆弱的人。
人们越来越不安，而早上的新闻却根本没有平息他们的惊慌。亚当斯贝格把主要的文章都摊在桌上，一一阅读。报纸用大标题强调了前一天晚上电视新闻中的内容，而且还加上了评论和照片，许多报纸还在头版登出了那个反写的4字。有的报纸夸大了事实，有的报纸则谨慎一点，点到为止。但所有的报纸都很注意地引用了局长布雷齐永的话，并全都转载了最后两个“特别广告”。亚当斯贝格读了好几遍，试图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发现了三具黑色的尸体后，弄清首先发现这些事的人所写的话：
“灾难早就准备好了，在等候上帝的命令。上帝一高兴，就会让它降临的。”
“消息突然传来，并且很快就得到证实，鼠疫刚刚在城里的两条马路上同时爆发。好像那两个……发现有那种疾病的所有症状，极其清楚。”
在这几行文字中，有些东西让最容易轻信的人产生了动摇，这些人占总人数的18%左右，因为这18%的人在2000年就怀疑过鼠疫来临。传媒认为把事情传播得广些有好处，这使亚当斯贝格觉得很惊奇，这“星星之火”传播得那么迅速，他同样也感到好奇。第一个死者的消息传开后，他就担心这一点。鼠疫，这一过时的、布满尘土的、被历史遗忘的灾难，在记者们的笔下复活了，生机勃勃，几乎未受打击。
亚当斯贝格扫了一眼挂钟，准备在9点钟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是总局的命令。亚当斯贝格既不喜欢命令，也不喜欢新闻发布会，但他意识到形势迫使他这样做。上级命令他辟谣，平息人们的情绪，展示照片，让人们看看死者被掐的脖子。法医也前来增援了。除非还有人死或者出现极可怕的“特别广告”，否则，他觉得局势还是能控制得住的。他听见门后的记者越聚越多，谈话声越来越响。
与此同时，若斯在念海洋天气预报，前来听广告的人显然比平时多。他快念到早上寄到的每日“特别广告”了。探长明确告诉过他：继续念，把我们与鼠疫传播者联系起来的惟一线索可不能断了。若斯停顿了一会儿之后，宣读了第20条广告：
“关于鼠疫及其他，包括医嘱、症状及其作用，从中可以得到方法与药物，既能预防，也能治疗，省略号。承认他得了所谓的鼠疫，因为他的腹股沟出现了肿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淋巴炎症；他发烧，胸闷，头疼等等。皮肤上还出现了斑点，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紫块，大部分是青紫色的、苍白的、黑色的，而且会越来越大。如果想预防感染，要在门上贴上指着四方的十字吉祥物，它能有效地让屋子不受传染。”
当若斯艰难地朗读这段长长的话时，德康布雷拿起了电话，及时把声音传给了亚当斯贝格。
“我们正在人群当中，”德康布雷简要地说，“那家伙读完了开头，开始描述其破坏力，好像城市真的有鼠疫似的。我想起了17世纪初的一篇文章。”
“请把结尾再给我念一遍，”亚当斯贝格说，“要慢。”
“你那里有人吗？我听见有声音。”
“60多个记者等得不耐烦了。你那里呢？”
“人群比平时密集。几乎有一个营，其中有些新面孔。”
“注意老面孔。设法给我列一部分常客的名单，把能想得起的人都记下来，越详细越好。”
“这要根据念什么而定。”
“尽量吧！请老是呆在广场上的人帮帮你吧！比如说，小饭店的老板、运动器材店的老板和他的妹妹、女歌唱家，还有那个宣读广告的人，所有的知情人。”
“你认为他在现场？” “我相信他在现场。他就是从那里离开的，他就呆在那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德康布雷。把结尾再给我念念。”
“如果想预防感染，要在门上贴上指着四方的十字吉祥物，它能有效地让屋子免受传染。”
“让大家在自己家的门上写上4字。欲擒故纵。”
“你说得对。虽然说的是17世纪，但我觉得他在这里第一次杜撰了一些文字，以证明自己所说的是正确的。这些文字在作暗示，但我认为这种暗示是不对的。结尾的文体有些不对劲。”
“举个例子。”
“‘指着四方的十字’，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说法。作者想特别强调一个4字，希望什么都没弄错，但我认为这段话是他一截一截凑起来的。”
“如果这段文字在寄给媒体的同时也寄给勒盖恩，事情就复杂了，德康布雷。”
“等等，亚当斯贝格，让我听听海难。”
沉默了两分钟后，德康布雷又打电话来。
“怎么样？”亚当斯贝格问。
“都得救了，”德康布雷说，“你赌了什么？”
“都得救。”
“今天，至少在这一点上是赢了。”
若斯从讲台上跳下，准备去达马斯的店里去喝咖啡时，亚当斯贝格悄悄地来到了大会议室，走上了当格拉尔给他准备好的小讲台。当格拉尔和法医站在他边上，放映机准备放映。亚当斯贝格面对着成群的记者和他们伸过来的麦克风，说：
“我等着你们的问题。”
一个半小时后，新闻发布会结束了，开得还不错。亚当斯贝格慢慢地一个个回答问题，打消了三起黑色死亡带来的疑虑。发布会期间，他遇到了当格拉尔的目光，从当格拉尔紧张的神色中看出，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在场的警官们悄悄地走了很多，发布会结束，记者一走空，当格拉尔就关上了会议室的门。
“叙弗朗路发现一具尸体，”他说，“和一堆衣服一起塞进一辆小货车里。今天上午九点一刻，司机发动汽车时才发现。”
“他妈的，”亚当斯贝格跌坐在椅子上，“是个男的，30来岁？”
“女的，不到30岁。”
“惟一的线索也断了。她住在那些该死的大楼里？”
“圣殿街14号，两个星期前楼内各住户的门上都被写上了4字，除了受害者，她住在三楼右边。”
“现在了解到什么？”
“她叫玛丽亚娜•巴杜，独身，父母住在科雷兹，她在芒特有个周末情人，在巴黎则有另外一个临时情人。她在巴克路的一家高级杂货店里当店员。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身体健壮，参加过许多体操俱乐部。”
“她没有遇到过洛里翁、维亚尔和克拉克吧？”
“应该没有。”
“她是昨天晚上出去的？她跟负责看守的警察说了些什么？”
“现在还不知道。瓦瑟内和埃斯塔雷尔去她家了，莫尔登和雷唐库尔在叙弗朗路等你。”
“我不知道谁是谁，当格拉尔。” “那是你的下属，一男一女。”
“那个年轻的女人是怎么死的？是被掐死的吗？赤身裸体？皮肤上涂着炭粉？”
“和别的死者一样。”
“没有被强奸？”
“好像没有。”
“叙弗朗路，很会选地方啊。巴黎晚上最偏僻的角落之一，可以不慌不忙地卸下40具尸体。在你看来，他为什么要把尸体塞到卡车底下？”
“我想过了。他可能在晚上很早的时候就把尸体放在那里了，但不希望在天亮前就被发现。也许是为了遵守传统的习俗，天蒙蒙亮的时候用小车把扔在马路上的尸体运走，也许是想让人们在听完广告后才发现尸体。广告宣布了这桩死亡？”
“没有。它作了一些指点，教人们怎么避开灾难。猜猜它是怎么指点的？”
“写上4字?”
“对，只需在自己家里的门上写上4字。”
“我们的凶手太忙了，忙于杀人，是这样吗？他没有时间再去写4字，所以委托别人了？”
“不，”亚当斯贝格站起来，脱掉上衣，“他是想蒙蔽我们。你想想，只有十分之一的巴黎人会听从他的指示，写上4字来保护自己，人们已经分不清真假了。那个4字很容易写，什么样的4字报上都有，认真模仿下来就是了。”
“有个笔迹学家很快就会来帮助我们辨别真伪的。”
亚当斯贝格摇摇头，说：
“不，当格拉尔，别这么快。如果有5000只手写了5000个4字，而我们得从头开始甄别，那千万别这么干。我也许还低估了这个数字。许多人会服从这个命令的。200万的18%是多少？”
“这个18%是什么东西？”
“是那些容易轻信的人、害怕的人、迷信的人，那些害怕自己消失、害怕新千年、害怕预言和世界末日的人。在民意测验中承认的至少有18%。算起来一共是多少，当格拉尔？”
“36万。”
“是的，可以说差不多就是这个数。这种恐惧如果传播开来，就会像海啸爆发一样。如果我们分不清真的4,也就分不清真的没有写上4的门，从而无法保护任何人。鼠疫传播者因为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楼内闲逛，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警察在楼梯口等他。他甚至可以在大白天写4字,而不用再费劲去弄大门的密码，因为数千人在自己家里的门上写4字, 我们总不能把他们都逮起来吧？你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吗，当格拉尔？他之所以要操纵舆论，是因为这对他有好处。他需要这样，以便摆脱警察。他很清醒，当格拉尔，头脑清醒，手段实用。”
“清醒？没有任何东西强迫他去写那些该死的4字，也没有人强迫他去孤立他的受害者。这是他给自己设的一个陷阱。”
“他想让人知道，这是鼠疫。”
“他只需事后写上一个红色的十字。”
“是的，但他有选择地抛出这种鼠疫，而不是乱来，他选择他的受害者，坚决保护他周围的人不受传染。在这方面，他也是很实际、很理智的。”
“在他的疯狂世界中的理智。他用不着展示这种可恶的古老鼠疫就可以杀人嘛！”
“他不想亲自杀人，只想让某些人被杀死。他想成为掌控厄运的人。对他来说，这应该有很大的不同。他并不觉得自己有责任。”
“天哪，一场鼠疫！真是奇怪。这家伙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从哪个世界来的？从哪个坟墓爬出来的？”
“当格拉尔，如果我们知道这些问题，我们早就抓住他了，我曾经这样对你说过。至于说怪异，这是肯定的。但不要小看这一古老的鼠疫。它现在还有活力，已经使许多人对它感兴趣了，而本来是不应该这样的。弄出来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也许是很怪诞，但并不可笑。怪异但是可怕。” 车子朝叙弗朗路开去，亚当斯贝格一上车就跟那个昆虫学家联系，让他带一只豚鼠去圣殿街新的受害人家里。在让•维亚尔和弗朗索瓦•克拉克家里已经发现了一些老鼠跳蚤，前者家里有14只，后者家里9只。在鼠疫传播者扔在他们身边的那堆衣服中还有几只，都没有感染上病菌，全是从一个乳白色的信封里出来的，信封是用刀一下子裁开的。亚当斯贝格的第二个电话是打给法新社的，他告诉他们，无论是谁收到这样的信封，都必须马上与警方联系，他会在中午的电视新闻中展示那种信封的。
亚当斯贝格伤心地看着那具赤裸的尸体，那个年轻的女人，脸已被掐得变形，全身几乎都被炭粉和卡车的油污弄脏了，一堆衣服触目惊心地扔在她的身边。警方已经把这条路封住了，不让闲人过来看热闹，但已经有一百来人经过那里，封锁消息是完全不可能的了。他伤心地把手插进口袋里，脑子里一片糊涂，无法再理解、感受和抓住那个凶手，而那个凶手却显得十分能干，他传播了谣言，操纵着传媒，弄死了受害者，想在哪里弄就在哪里弄，想什么时候弄就在什么时候弄，尽管警察遍布，以为已经把他团团围住。亚当斯贝格虽然早已警觉，但还是没能阻止凶手杀死四个人。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警觉的？在玛丽丝第二次来访的时候，那位当母亲的已经发疯了。亚当斯贝格清楚地发现了自己的忧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断了线，又是什么时候在雾中迷路，束手无策地被情报所淹没的。
他看着年轻的玛丽亚娜•巴杜，直到她的尸体被抬上殡仪馆的车子。他匆匆下了几道命令，心不在焉地听着圣殿街派出所的警察们的报告。那个年轻的女人昨晚没有出门，她下班后根本就没有回家。亚当斯贝格不信，派了两个警察去她上班的地方调查，自己徒步回警队。他走了很长时间，一个多小时，中途改道去了蒙帕纳斯。但愿他能想起来自己是什么时候迷路的。
他回到了盖泰路，慢慢地走进了海盗小饭店，要了一个三明治，然后在一张看得到广场的桌子边坐下。这张桌子谁都不愿坐，因为位置太小，走过去不得不贴着一艘仿造的海盗船的船头。那艘船高高地挂在墙上，俯瞰着桌子。在他三明治吃得差不多的时候，贝尔丹站了起来，突然敲了敲吧台上的铜板，发出隆隆的响声。亚当斯贝格吃了一惊，看到广场上的鸽子全都扇动翅膀飞了起来，与此同时，门外进来一群客人，其中有勒盖恩。亚当斯贝格跟他打了个招呼，这个宣读广告的人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你好像闷闷不乐，探长。”若斯说。
“我闷死了，勒盖恩。表现得这么明显吗？”
“是的，在海上迷航了？”
“只能这样说了。”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三次，我曾像那些不幸的人一样在浓雾中打转，避开了一场灾难，险些又遇到另一场灾难。船两次失去控制，但第三次，是我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扳错舵了。太累了，所以就糊涂了，犯错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亚当斯贝格站起身来，若斯看见他像海藻一样的眼睛里闪现着光芒，他第一次在亚当斯贝格的办公室里时看到过这种光芒。
“这一点再跟我说说，勒盖恩，详细地跟我说说。”
“扳错舵的事？”
“是的。”
“好吧。掌舵时，如果弄错方向，那就是一个大错误，不可饶恕的错误。”
亚当斯贝格专心地盯着桌子，一动不动，伸出一只 手，好像是示意那个宣读广告的人不要说话。若斯不敢再说话，看着探长手中的三明治被折了起来。
“我知道了，勒盖恩，”亚当斯贝格抬起头，说，“我知道了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糊涂的，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时候看不见他的了。”
“看见谁？”
“传播鼠疫的人。我看不见他了，失去了他的踪迹，但我现在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了。”
“这很重要吗？”
“跟你纠正方向性错误，回到你开始迷路的地方一样重要。” “这么说，”若斯说，“那很重要。”
“我得去那里。”亚当斯贝格把一张钱放在桌上。
“小心海盗船，”若斯提醒道，“它会把你的脑袋撞破的。”
“我个子不高。今天上午有特别广告吗？”
“如果有，我们会通知你的。”
“你是去寻找你开始迷路的地方吗？”亚当斯贝格拉开门的时候，若斯问。
“正是。船长。”
“你真的知道他在哪儿吗？”
亚当斯贝格用手指指自己的额头，出去了。
在谈起错误的时候，在马克•旺多斯勒跟他谈起那个错误的时候，他就是在那个时候迷失方向的。在路上，亚当斯贝格试图回想起旺多斯勒说过的话。他回忆起最近的一幕幕景象，还有声音。旺多斯勒靠着门站着，系着闪亮的皮带，瘦瘦的手挥舞着，手指上戴着银戒指，三个银戒指。对，是在讲木炭的故事的时候，问题就在那儿！你寻找的那个人用木炭把尸体弄黑时，他错了。他甚至犯了一个大错误。
亚当斯贝格感到一阵轻松，在路边随便找了张长凳坐下来，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旺多斯勒的话，然后吃完了三明治。他忘了自己要去哪里，但至少找到了那个点。他犯方向性错误的那个点。他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迷雾就升起来了。他从内心里对水手若斯•勒盖恩产生了深深的谢意。
他平静地向警队走去，并在报刊亭看了看报纸的头版，他每次经过报刊亭的时候都这样。今晚或明天，那个鼠疫传播者如果再向法新社寄信，寄他有害健康的“鼠疫小药方”时，当第四个受害者的消息传出去时，任何新闻发布会都不管用了，谣言将在巴黎传开。传播者传播了信息，他赢了，而且大大地赢了一把。
今晚，或者明天。
“是你吗？”
“是我，玛内。开门！”那个男人急切地说。
一进门，他就一头扎到老太太的怀里，紧紧地搂着她，在她怀里蹭来蹭去。
“成功了，玛内，成功了！”他说。
“像苍蝇一样。他们像苍蝇死了。”
“他们缩成一团，死了。你还记得吗，以前，受了传染的人发疯了一般，扯掉自己的衣服，跑到河边投河自尽，或者是撞墙自杀？”
“来，阿尔诺，”老太太拉着他的手说，“我们不要呆在这黑漆漆的地方了。”
玛内打着手电，把他领到客厅里。
“坐吧，我给你做了一些馅饼。你知道，现在找不到奶皮，只好用奶油，不得不这样，阿尔诺。自己倒酒吧！”
“以前，染上了鼠疫的人全都被从窗口扔下去，他们在马路上摔得像肉饼一样。很惨，不是吗，玛内？不管是父母还是兄弟姐妹。”
“他们不是你的兄弟姐妹，而是凶残的野兽，不配再活在地球上。然后，只有在这之后，你才能恢复力气。不是它胜利，就是你胜利。现在你胜利了。”
阿尔诺露出了微笑：“你知道吗，他们急得团团转，几天后就会倒地死亡？” “上帝之灾会像雷一样劈倒他们的。看他们往哪逃？我想，他们现在知道了。”
“他们当然知道了，他们害怕得发抖，玛内。轮到他们了。”阿尔诺端起手中的杯子，一饮而尽。
“不开玩笑了。你是来要材料的？”
“我需要很多。该旅行了，玛内，你知道。我要扩大规模。”
“这材料可不是吃素的，对吗？”
老太太来到阁楼，走到笼子跟前，里面一片吱吱的叫声和乱爬乱抓的声音。
“好了，好了，”她嘀咕道，“不要再这么叫好不好？玛内不是给你们吃得饱饱的吗？”
她拿起一个扎得紧紧的小袋子，递给阿尔诺：
“拿着。你要把消息告诉我。”
阿尔诺先于玛内爬下楼梯，激动地晃动着手里提着的死老鼠，并注意避开老太太。玛内是个了不起的专家，最出色的专家。没有她，他便搞不到这些东西。说不定自己也是个大师，他转动着自己的戒指，想，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没有玛内，他还会浪费十年时间，或许是一辈子。他现在就需要这些东西，马上。
阿尔诺在夜色中离开了那座破屋，口袋里像装着炸弹一样装着五个信封，跳蚤在里面动着。他低声地自言自语，在黑暗中登上一条石板小路。侧心室，口腔探针，吻管，注射。阿尔诺喜欢跳蚤，除了玛内，没有人能跟他分享内心的巨大喜悦。但不是猫蚤，不可能。他根本看不起那些没用的跳蚤，玛内也是如此。
二十四
星期六，警队里所有能加班的警察都被要求加班，除了三个家中有急事的警察，亚当斯贝格的人马都到齐了，加上增援的12个警察。亚当斯贝格七点钟就上班了，还没看一眼堆在桌上的那堆报纸，他就知道了实验室的最新结果，他对此早就不抱幻想。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尽可能用“桌子”这个词来代替“办公桌”，尽管他也不喜欢这个词，但他觉得这个词没那么沉重。提起“办公桌”，他就想起办事、公家、工作，而“桌子”呢，他更多是想起吃饭、打牌、喝酒。桌子往上飞，办公桌往下掉。
在他的桌上，堆着最近的技术报告，没有任何用处。玛丽亚娜•巴杜并没有被强奸，她的雇主保证说，她出去之前曾在店铺后间换了衣服，但没有具体说要去哪里。雇主完全可以证明自己没有犯罪的时间，玛丽亚娜的两个情人也同样。她是在傍晚六点左右被掐死的，有人向她喷了催泪瓦斯，就像维亚尔和克拉克一样。细菌化验呈阴性。尸体上没有任何被跳蚤咬过的痕迹，跟弗郎索瓦•克拉克一样。但人们在她身上提取了九只老鼠跳蚤，细菌化验结果为阴性。她的身上被涂了炭粉，但没有软膏、油污或涂在门上的其他东西的痕迹。
从七点半起，警队的43个电话机就开始在四面八方响起来。亚当斯贝格拔掉了自己的电话线，只带着手机。他拖过那沓报纸，第一份报纸的头版没说他一点好话。昨晚，“黑死病”的消息在8点钟的电视新闻上播出之后，他曾通知局长布雷齐永。如果传播鼠疫的那个人打算把自己“预防和治疗”的建议告诉传媒，警方就没有办法保护潜在的受害者了。
“那些信封呢？”布雷齐永问，“集中力量侦破信封！”
“他可以换信封。况且还有一些喜欢开玩笑的人，想报复的人，他们会把信封塞到许多人家的门底下。”
“那跳蚤呢？”局长又问，“所有被咬的人都得到警方的保护了吗？”
“跳蚤并不是所有人都咬，”亚当斯贝格回答说，“克拉克和巴杜就没有被咬。在这方面，同样也有可能引起数千人恐慌，虽然他们仅仅是被猫蚤狗蚤人蚤咬了，而真正的目标却被放过了。”
“并且引起了全民恐慌。”局长忧郁地补充了一句。
“传媒利用了它。”亚当斯贝格说，“我们无法斩断他们的联系。”
“要斩断它。”布雷齐永斩钉截铁地说。
亚当斯贝格挂上电话，意识到自己刚刚得到的乌纱帽掌握在那个传播鼠疫的专家手里，朝不保夕。失去位置，调往别处，这些他都不是很在乎，但失去他现在刚刚找到了线索，他十分担心。 他摊开报纸，不得不关上办公室的门。大厅里的电话铃声尖叫着，此起彼伏，把警队的警察们忙得团团转。
鼠疫传播者的小处方出现在报纸的头版，报上还有最近那名受害者的照片，黑死病几个字加了框，作为标题以示强调，让人更加胆战心惊：黑死病还是系列杀手？上帝之灾回来了？是谋杀还是鼠疫流行？巴黎出现了第四例可疑的命案。
全都一样。
有的文章比昨天大胆了，开始颠覆已被称为“官方认为是掐死”之说法。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引用了他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提供的基本证据，但马上对此进行了质疑和推翻。尸体身上的黑色让最老练的记者也不知所措，并重新勾起了古老的恐慌，就像林中的睡美人在沉睡了差不多三个世纪后苏醒了过来。然而，这种黑色却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一巨大的错误会把巴黎这座城市推进疯狂的深渊。
亚当斯贝格找到剪刀，把那篇最让他不安的文章剪了下来。就在这时，一个警察，也许叫朱斯坦，敲门之后走了进来。
“探长，”他好像气喘吁吁，“埃德加-基内广场附近发现了许多4字。从蒙帕那斯一直到马里讷路，拉斯帕伊大道一路都是。好像已经有两三百栋房子受波及，被写了4字的门差不多有1000扇。准备派法夫尔和埃斯塔雷尔去调查，但埃斯塔雷尔不想跟法夫尔搭档，说看到他就生气。怎么办？”
“换人。你跟法夫尔去。”
“他也讨厌我。”
“警士……”亚当斯贝格还没说完，就被朱斯坦打断了：
“我是朱斯坦•瓦瑟内警官。”
“瓦瑟内，我们没有时间理睬法夫尔是不是高兴，也没有时间管你和埃斯塔雷尔是不是愿意。”
“我明白了，探长。这事以后再说吧。”
“这就对了。”
“继续巡逻吗？”
“这就像大海捞针。海浪扑来了，你看，”亚当斯贝格把报纸递给他，“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发表了鼠疫传播者的建议：自己在门上写上4字，以避免鼠疫的传染。”
“我明白了，探长。这是一场灾难，我们无法躲避。除了最先的那28栋楼，我们现在不知道还要保护谁。”
“瓦瑟内，现在只剩下25栋了。有人打电话来问信封的事吗？”
“我这个电话就有一百多个，没办法跟进。”
亚当斯贝格叹了一口气。
“要他们把信封送到警队里来。你好好检查一下那些该死的信封，也许一大堆里面有一个是真的。”
“要继续巡逻吗？”
“继续，要设法弄清这种现象有多严重。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
“老天保佑，但愿今天晚上不要再死人了，探长。那25栋楼的居民今天早上都好好的。”
“我知道，瓦瑟内。”
亚当斯贝格匆匆剪下那篇在一大堆报纸中态度最慎重、内容最丰富的文章。点燃炸药的导火索。火上浇油，文章的标题像谜一样：9号病。 警察总局局长皮埃尔•布雷齐永向我们保证，本周在巴黎发生的四起离奇的死亡事件是一个系列杀手所为。经查，受害者是被掐死的，负责调查的探长让-巴蒂斯特•亚当斯贝格向媒体出示了最有说服力的照片，死者被掐的痕迹清晰可见。然后，现在谁都知道，据一个匿名的消息提供者说，这些死亡同时也由一种来自黑色鼠疫的传染病所致，那种可怕的灾难昔日曾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面对这一选择，让我们回顾一下80年前的情况，对警方无可指责的展示提出一些质疑。巴黎人已经忘了上一次发生的鼠疫，而最近一次袭击法国首都的传染病就发生在1920年。作为世界第三大传染病，鼠疫于1894年从中国开始蔓延，在印度造成了破坏，造成了1200万人死亡，并袭击了西欧的所有港口，里斯本、伦敦、波尔图、汉堡、巴塞罗那……也传到了巴黎，由于一艘来自阿弗尔的驳船把货物卸在了勒瓦鲁瓦河边。像在整个欧洲一样，这一传染病在巴黎长时间蔓延，持续了几年，造成96人死亡，主要是住在北郊和东郊破屋里的可怜的拾荒者。它甚至还传到了城里，在市中心造成20多人死亡。
然而，在瘟疫流行期间，法国政府却封锁消息，他们给暴露在传染病中的人群消毒，却不告诉传媒他们采取这一特别措施的真正目的。警方的传染病科在一系列内部文件中，一再强调向公众保密的必要性。他们谨慎地把这种传染病称为“9号病”，1920年，秘书长曾写道：“在圣卢昂、克里希、勒瓦鲁瓦-皮埃尔和19区20区发现了一些9号病患者……请注意这份文件的绝密性，决不可在民众中引起恐慌。”但有人走漏了风声，结果，《人道报》在1920年12月3日披露了这一事实：“国会昨天就9号病召开了会议。9号病是什么病？三点半的时候，戈丹•德维莱纳告诉我们：那是鼠疫……
我们不想指责警方的发言人伪造事实，隐瞒真相，在这一点上，现在和过去一样。这一小小的历史记录不无作用地提醒广大公民：国家有其不能公开的事实，它在任何时候都有本领隐瞒。
亚当斯贝格垂下胳膊，陷入了沉思，手指间夹着那张具有破坏性的报纸。1920年巴黎发生过鼠疫。他是第一次听说此事。他拨了旺多斯勒的电话号码。
“我刚刚看了那些报纸，”马克•旺多斯勒不容他开口就说，“我们将面临灾难。”
“是的，”亚当斯贝格也有同感，“1920年的那场鼠疫，是真的还是传说？”
“百分之百是真的。96人得病，其中34人死亡。主要是郊区的贫民，城里也有几个人死。克里希的情况尤其严重，有全家死亡的，因为孩子在下水道捡了死老鼠。”
“为什么没有蔓延开来？”
“消毒和预防。但那些老鼠似乎具有巨大的免疫功能，法国是欧洲最后一个消灭鼠疫的国家，直到1945年，阿雅克肖还出现过这种传染病。”
“警方保持沉默，是吗？鼠疫当时是不是叫9号病？”
“非常抱歉，这是真的，探长。无法不向你讲真话。”
亚当斯贝格挂上电话，在办公室里踱起步来。1920年的那场传染病充斥着他的脑海，如同一个秘密机关打开了一扇暗门。他不单找到了他的点，而且似乎能闯进那扇半开半关的门，走向了有些霉烂而漆黑的楼梯，走向了历史的楼梯。放在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又响了，他听出是布雷齐永的声音，局长读了早上的报纸后气疯了。
“说警方神神秘秘这是什么意思？1920年的鼠疫又是什么意思？西班牙天花，对，这大家都知道。你赶快给我辟谣。”
“不可能，局长先生。这些都是真的。”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亚当斯贝格？或者，你是想回你的高山牧场上去了？”
“这是两码事，局长先生。那是一场鼠疫，发生在1920年，96人感染，其中34人死亡。警方和政府试图向公众隐瞒真相。”
“亚当斯贝格，你要设身处地替他们想想！”
“我替他们想了，局长先生。”
布雷齐永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粗暴地挂上了电话。朱斯坦，或者是瓦瑟内，反正是其中一人，推开了办公室的门。是瓦瑟内。
“越来越厉害了，探长。到处都来电话。全巴黎都知道这事了，大家都很害怕，所有的门上都写上了4字。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布置警力。”
“别再布置警力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好吧，探长。”
手机又响了，亚当斯贝格又靠在墙上。部长？法官？别人越是紧张，他越是不在乎。自从他找到那个点以后，一切都释然了。
电话是德康布雷打来的。今天上午，谁碰到他都对他说读了报纸，灾难要降临了，只有德康布雷没有这样说，这个老文人一直专注于他收到的“特别广告”，他在正式公开前，先于法新社收到了它。鼠疫传播者毫不含糊地事先给若斯留了一点时间，好像这是给他的特权，若斯一开始就享受这种特权，鼠疫传播者也许是感谢若斯自愿给他充当跳板。 “今天早上的‘特别广告’值得好好琢磨，”德康布雷说，“很长，你拿支笔记一下吧。”
“准备好了。”
“这是70年前的事了，”德康布雷念道，“提起那个可怕的灾难仍然让人不寒而栗。当一艘装满棉花和别的货物的巨轮到来的时候，省略号，他们有完全的自由进行贸易。省略号。我之所以念出省略号，探长，是因为文中有这些点。”
“我知道。继续吧，念得慢一点。”
“但让乘客自由地带着行李进入巴黎，让他们与巴黎的居民自由交往，很快就造成了悲惨的后果，因为，省略号，先生们，省略号，医生们前往市政厅通知行政长官，他们早上出了诊，省略号，去给一个叫做埃萨勒的小伙子看病，发现那个海员好像得了传染病。”
“完了？”
“没有。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关于巴黎行政长官的思想状态的，你的上司一定会感兴趣。”
“我听着呢！”
“这种警告让行政长官吓得发抖。由于他们已经预料这种不幸，并试图减轻这种危险，他们一下子就垂头丧气了，感到了极大的恐慌。鼠疫的接近在他们的思想上引起那么大的恐惧，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圣书已经告诉我们，在上帝曾用来惩罚其子民的三大灾难中，鼠疫是最可怕、最具破坏力的……”
“我不知道我的局长是否也那么垂头丧气，”亚当斯贝格说，“他好像更多是想挫败别人。”
“我可以想像得到。换句话说，我知道这一点。总得有人倒霉。你担心自己的位置吗？”
“我有所准备。白天的广告，有些什么内容？”
“很长。它之所以长，是因为有两个目的：证明当权者的恐惧是有道理的，从而让公众的恐惧合理化；第二宣布还有人要死，宣布得非常具体。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亚当斯贝格，但不是很肯定，我还需要得到证实。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勒盖恩周围的人怎么样？”
“比昨天晚上更多。宣读广告的时候，差不多都没有地方站了。”
“勒盖恩应该收门票。至少，有人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请注意，探长，我提醒你注意，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布列塔尼人，请不要开这种玩笑。因为在勒盖恩的家族中，可能有粗人，但没有强盗。”
“肯定吗？”
“不管怎么说，这是他已故的曾曾祖父说的。那位老前辈不时地来拜访他，不是天天来，但来得还算频繁。”
“德康布雷，你今天上午在自己家里的门上写了4字吗？”
“您是不是想害我？如果还有一个人坚决反对致命的迷信，那就是我，杜库埃迪克。布列塔尼人说话算话。我、勒盖恩、丽丝贝特，如果你愿意的话，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四人帮。”
“我会考虑的。”
“谁迷信，谁就轻信，”德康布雷接着说，“谁轻信，谁就被人操纵；谁被人操纵，谁就要倒霉。这是人类的伤口，它比所有传染病加起来造成的死亡还要多。在它们瞄准你之前赶快抓住那个传播者，探长。我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但他把巴黎人看得比他笨，这就犯了一个大错。”
亚当斯贝格挂上了电话，笑着陷入了深思。“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德康布雷猜中了他从昨天晚上起就开始担心的事，他正悄悄地沿着那根线往前走。他看着那篇“特别广告”，想起了旺多斯勒，这时，朱斯坦或是瓦瑟内推开了他办公室的门，默默地伸出几个手指，告诉他700栋大楼被写上了4字。亚当斯贝格点点头，估计按这种速度下去，天黑之前会达到数千栋。
“旺多斯勒？还是我，亚当斯贝格。我给你念念今天上午的特别广告，你有时间吗？需要一小会儿时间。”
“念吧。”
马克认真地听着亚当斯贝格以小伙子埃萨勒的身份，轻声描述正向巴黎逼近并且要给它以沉重打击的灾难。
“怎么样？”亚当斯贝格读完后问，好像是在查辞典。他觉得马克•旺多斯勒这个活辞典不可能不给他解开有关这封信的谜。
“马赛，”马克坚决地说，“鼠疫到达了马赛。”
亚当斯贝格似乎看到了那个传播鼠疫的人欣喜若狂的样子，因为他在信中描述了一场新的灾难即将出现，但不是出现在巴黎的大门口。
划着蓝杠的人
“你敢肯定吗，旺多斯勒？”“当然。1720年5月25日，‘圣安东尼大帝号’ 载着一包包受鼠疫感染的丝绸，从叙利亚和塞浦路斯来到了伊夫城堡群岛，船上的船员已经发病死亡。名字没有写出来的医生是佩索内尔父子俩，他们发出了警报。那篇东西很出名，那种传染病也同样，那场灾难夺走了马赛差不多一半人的生命。”
“那个小伙子，也就是那个埃萨勒，医生们去哪儿给他看病？”
“林奇广场，现在叫林希广场，就在老港北部码头后面。最初染上鼠疫的那座屋子毁了埃斯卡尔路。那条路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不会弄错吧？”
“绝不会弄错，是在马赛。如果你想得到证实，我可以把原文复印一份给你。”
“这就没必要了，旺多斯勒。谢谢你。”
亚当斯贝格走出自己办公室，心里七上八下的。当他来到当格拉尔身边时，当格拉尔正和其他30多名警察一起试图对付应接不暇的电话，密切关注那场迷信的龙卷风带来的后果。大办公室里充满了啤酒的味道，到处都是汗臭。
“快了，”当格拉尔说，他一边放下电话，一边记下一个数字，“巴黎全城很快就要没有绘画颜料卖了。”
他朝亚当斯贝格抬起头，额头湿漉漉的。
“那个传播者来自马赛，”亚当斯贝格把那份特别广告放在当格拉尔眼前，说，“当格拉尔，我们动身。”
“天哪！”当格拉尔迅速浏览了一下那篇东西：圣安东尼大帝号来临。
“你听说过这事吗？”
“现在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马上把它破译出来。”
“它比其他段落更出名吗？”
“当然。这是法国出现的最后一场传染病，但非常厉害。”
“并不是最后一场，”亚当斯贝格把那篇有关9号病的文章递给他，说，“你读一读就会明白，为什么从今天晚上起，没有一个巴黎人会再相信警察说的话。”
当格拉尔看着那篇文章，摇摇头，说：
“一场灾难。”
“别再用这个词了，我求你了，当格拉尔。给我接马赛的同事，老港区警察局。”
“老港区由马塞纳负责，”当格拉尔嘀咕了一句，他熟悉全法国的警察局和警察分局，就像熟悉每个地区的首府一样，“一个有用的家伙，不像他的前任，由于想给阿拉伯人放血，毒打和伤害他们，结果被降了职。马塞纳取代了他，马塞纳很正派。”
“希望是这样，”亚当斯贝格说，“因为我们得跟他联系。”
六点零五分，亚当斯贝格已经坐在埃德加-基内广场听当晚的广告，广告没什么新东西。自从传播者不得不通过邮局来寄广告以后，他的时间就受到了局限。亚当斯贝格知道这一点，他到那儿去，是为了看一看围在勒盖恩身边的人的面孔，人群比前两天密集，许多人伸长脖子，想看看那个“广告宣读者”长得什么样。人们就是通过他的口得知那种传染病的。负责长期监视广场的那两个警察现在增加了一项任务，就是保护若斯•勒盖恩的安全，生怕在宣读广告的过程中有人对他发起不友好的攻击。
亚当斯贝格靠在离高台很近的一棵树上，德康布雷给他介绍自己所熟悉的那些人，老文人已经列出一个40多人的名单，并分成三类：铁杆者、忠诚者、不坚决者，附有“相关”的（这是勒盖恩的口头禅）体貌特征。他在那些利用巴黎历史之页来赌菲尼斯太尔海难结果的人名下面划了一道红杠；听完广告后赶紧去工作的人名下面划蓝杠；广告念完还赖着不走，呆在广场或去海盗小饭店继续讨论的人名下面划黄杠；专听市场信息的熟客的名字下面划紫杠。这项工作做得干净利落。德康布雷手里拿着纸，悄悄地给探长指着相关的面孔。
“卡尔美拉号，从波尔多空载出发、前往加的夫的405吨奥地利三桅船，在加斯克-阿尔维莱沉没。船员14人，全部得救。”
若斯结束了宣读，跳下高台。
“快看，”德康布雷说，“那些露出惊讶的神色、皱起眉头、感到莫名其妙的人，就是新来者。”
“也就是划着蓝杠的人。”亚当斯贝格说。
“没错。那些互相讨论、点头挥臂的，是熟客。”
说完，德康布雷就撇下亚当斯贝格去帮丽丝贝特剥四季豆了，那是他们低价成筐买来的。亚当斯贝格走进海盗小饭店，从海盗船的龙首下面钻过，来到那张桌子边坐下，他已经把它作为自己的桌子。就海难打赌的人都聚在小饭店里，钱币在他们手中传递，哗拉哗拉响。贝尔丹拿着打赌的单子，免得有人作弊。由于他出身清白，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不会接受贿赂。
亚当斯贝格要了一杯咖啡，慢慢地琢磨着玛丽-贝尔的长相。她正在旁边的一张桌子边上写信，非常专心。这是一个长得挺细腻的姑娘，如果嘴唇的线条更清晰些，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挺讨人喜欢的女孩。她像她哥哥一样，一头卷曲的浓发，金色的长发垂在肩膀上，但非常干净。她对亚当斯贝格笑了笑，然后又埋头写起信来。旁边，有个叫埃娃的女人在努力帮助她完成任务，埃娃没有玛丽-贝尔那么漂亮，也许是因为她没有玛丽-贝尔那么自由。她的脸很光滑，但神色庄重，眼皮底下有紫圈，亚当斯贝格想起了19世纪被关在外省豪华住宅里的某个女英雄。
“是这样吗？你觉得这样他能看懂吗？”玛丽-贝尔问。
“挺好，”埃娃说，“只是短了一点。”
“要告诉他这里的天气吗？”
“可以。”
玛丽-贝尔又写了起来，手里的钢笔攥得紧紧的。
“‘凉’字是两点水。”埃娃说。
“你能肯定吗？”
“我想是的。让我试试。”
埃娃在草稿纸上试了好几次，然后皱了皱眉头，犹豫不决地说：
“我也拿不准了，我被搞糊涂了。” 玛丽-贝尔向亚当斯贝格扭过头来，“探长，”她有些害羞地说，“‘凉’字是两点水还是三点水？”
在亚当斯贝格的一生中，这还是第一次有人问他生字，他不知如何回答。
“整个句子是这样的：‘达马斯没有着凉。’”玛丽-贝尔具体解释道。
“跟句子没有任何关系。”埃娃低声说，她还趴在桌上研究那张草稿纸。
亚当斯贝格对玛丽-贝尔说，他对书写一窍不通，玛丽-贝尔听了以后感到非常奇怪：“可您是警察啊！”
“这没错，玛丽-贝尔。”
“我走了。”埃娃摸了一下玛丽-贝尔的胳膊，说，“我答应过达马斯帮他算账的。”
“谢谢，”玛丽-贝尔说，“谢谢你替我干活。我要写这封信，所以脱不了身。”
“不用客气，”埃娃说，“我很高兴。”
她悄无声响地消失了，玛丽-贝尔立即朝亚当斯贝格转过身来：
“探长，我能跟她谈谈那……那场……灾难吗？还是尽量什么都不说？”
亚当斯贝格慢慢地摇摇头：
“并没有什么灾难。”
“那4字呢？黑色的尸体呢？”
亚当斯贝格又摇了摇头：
“最多是一个凶手罢了，玛丽-贝尔，这已经够多了。没有鼠疫，连影子都没有。”
“我能相信您吗？”
“完全可以。”
玛丽-贝尔又露出了笑脸，这次，她彻底放松了。
“我怕埃娃爱上达马斯，”她皱起眉头，好像亚当斯贝格既然替她解决了有关鼠疫的问题，也能解决她生活中的其他复杂问题，“顾问说这样挺好，生命复苏了，必须听之任之。可我这次不同意顾问的意见。”
“为什么？”亚当斯贝格问。
“因为达马斯爱上了那个胖胖的丽丝贝特。”
“你不喜欢丽丝贝特？”
玛丽-贝尔撅了撅嘴，然后又说：
“她很勇敢，但太闹了，她这样弄得我有点害怕。不管怎么说，丽丝贝特在这里是谁也不能碰的。顾问说，她就像一棵树，庇护着一些鸟。我很愿意这样，但这棵树吵得让人耳朵受不了。而且，丽丝贝特几乎到处都指手画脚，所有的男人都对她服服帖帖，自觉自愿，因为她经验丰富。”
“你妒忌了。”亚当斯贝格微笑着问。
“顾问说我肯定妒忌了，但我自己没有意识到。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是，达马斯每天晚上都往她那里跑。必须承认，如果你听丽丝贝特唱歌，你会被她迷住。达马斯真的被迷住了，他眼里没有埃娃，因为埃娃太静了。当然，埃娃让人烦多了，但毫无疑问，这与她的经历有关。”
玛丽-贝尔向亚当斯贝格投去询问的一瞥，想看看他知不知道埃娃。显然，亚当斯贝格不知道。
“她丈夫打了她几年，”她解释说，“无法再忍受下去，于是她出逃了，她丈夫到处追杀她。您能想像得到吗？警察干吗不首先杀了她丈夫呢？谁也不许知道埃娃的真正姓名，这是顾问的命令，对打听这事的人要小心。顾问知道她的名字，这是他的权力，因为他是顾问。”
亚当斯贝格一边听玛丽-贝尔讲话，一边不时地向广场上扫上一眼，看看那里有些什么情况。勒盖恩正往梧桐树上挂箱子，准备接收晚上用的广告。亚当斯贝觉得从警队一路追随着他的电话铃声慢慢地消失了。谈话声越轻，他心里就越放松。他思考得脑袋都要爆炸了，烦死了。
“是的，”玛丽-贝尔向他转过身来，真心实意地说，“这是为了埃娃好，因为经过这事以后，她看到画成肖像的男人就受不了。这会让她想起往事。见到了达马斯，她才明白，世界上还有比那个揍她的坏蛋更好的男人。这完全是因为，对女人来说，如果没有男人，我觉得这是千真万确的，生活将毫无意义。丽丝贝特不相信这一点，她说所谓的爱情，无非是用来骗人的把戏。她甚至说，那是无聊透顶的东西。您看看。”
“她当过妓女？”亚当斯贝格问。
“没有这回事，”玛丽-贝尔显得很惊讶，“您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亚当斯贝格很后悔问了这个问题。玛丽-贝尔比他想像的还要天真，这就更让人放心了。
“是因为您的职业的缘故，”玛丽-贝尔一副痛苦的样子，“它使您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
“恐怕是这样。”
“您呢，您相信爱情吗？请允许我问东问西，因为在这里，丽丝贝特的话就是最高指示。”
亚当斯贝格没有回答，玛丽-贝尔摇了摇头，最后说：
“这是毫无疑问的，一切您都看见了。但顾问却相信爱情，不管是真是假。他说，自欺欺人总比坐在那里生闷气好。对埃娃来说，这是真的。自从她在晚上帮达马斯算账以来，她显得活泼多了。只是，达马斯不爱她，而是爱丽丝贝特。”
“是的。”亚当斯贝格说。他看见对方在兜圈子，并没有感到不高兴。圈子兜得越远，他越没有话说，鼠疫啊、门啊也就忘得越快。现在，那几百扇门都已经写满了4字。
“丽丝贝特不喜欢达马斯，所以埃娃在努力。当然，达马斯也在努力，丽丝贝特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玛丽-贝尔在想一个能让大家皆大欢喜的办法。
“你呢，”亚当斯贝格问，“你喜欢什么人吗？”
“我嘛，”玛丽-贝尔脸红了，用手指轻轻地拍打着信纸，说，“我有两个哥哥，我要照顾的男人够多的了。”
“你在给你哥哥写信？”
“是的。我在给我小哥哥写信。他住在罗莫朗坦，他希望经常收到我的信。我每个星期都给他写信或打电话。我想让他到巴黎来，但他害怕巴黎。他和达马斯不是很合得来，而小哥哥更忍受不了达马斯。我什么都要教他，甚至要教他怎样跟女人打交道。我的小哥哥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一头金黄的头发。可是，他一直等着我推他，否则他就不动。所以，我甚至得管他结婚，这是当然的啦。我有的是事干，况且达马斯还要空等丽丝贝特好多年。最后，流泪的是谁？顾问说，我没有义务去管这些事。” “他说得对。”
“他管好多事，好多人的事。他们整天在他书房里进进出出，但他没有诈他们的钱。他的建议并非没有价值。可是，我总不能看到我的兄弟们倒霉。”
“这并不妨碍你爱什么人。”
“当然有妨碍，”玛丽-贝尔坚决地说，“又要忙工作，又要管店铺，我见到的人不多，这是当然的事。在这里，没有一个人讨我喜欢。顾问对我说，到远一点的地方去看看。”
小饭店里的挂钟敲响了，7点半了，玛丽-贝尔惊跳起来，迅速把信叠起来，又在信封上贴上邮票，塞进小包里：
“请原谅，探长。我得走了，达马斯在等着我呢！”
她一路小跑着走了，贝尔丹过来收走了杯子。“她很嗦，”这个诺曼底人好像是来替玛丽-贝尔道歉的，“她说的关于丽丝贝特的事，您不要全信。玛丽-贝尔在吃醋呢！她担心丽丝贝特抢走她哥哥。丽丝贝特是个很人道的女人，不会搀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谁都无法理解。您留下来吃晚饭吗？”
“不了，”亚当斯贝格站起身来，说，“我还有事。”
贝尔丹把亚当斯贝格一直送到门口，问：“您说，探长，到底要不要在门上写上4字呢？”
“您是雷公之子，”亚当斯贝格转过身来，“还是我在广场上听到的都是无稽之谈？”
“我的声音就是这么大，”贝尔丹扬起头，说，“是天生的。”
“那好，贝尔丹，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前辈在你屁股上踹上一脚，要你滚蛋，你还是不要在门上写4字吧！”
贝尔丹关上门，头仍然扬着，突然下定了决心：只要他还活着，海盗小饭店的门上就不会出现4字。
半小时后，丽丝贝特集合房客们吃晚饭。德康布雷用餐刀敲打着酒杯，要大家安静，他觉得这种动作虽然有点庸俗，但有时是必要的。卡斯蒂永很快就明白了他的用意，马上就安静下来。
“我不喜欢向我的客人发布命令，”——德康布雷喜欢用“客人”这个词，而不喜欢用“房客”，因为他觉得“房客”这个词太具体了——“你们是自己房间里的国王。然而，鉴于目前这种十分特殊的情况，我还是要求各位不要集体中毒，不要在自己的门上画上任何护身符。那种东西是在给这栋屋子丢脸。然而，我尊重大家的个人自由，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希望得到那个4字的保护，我并不反对，但我要请他搬到其他地方去，只要那种疯狂之举没有停止，就不要回来。那个传播鼠疫的人正想把我们拖进这种疯狂之中。我真心地希望你们当中没有人会有这种打算。”
他的目光默默地在围坐桌边的人脸上一一扫过，德康布雷注意到埃娃动摇了犹豫了；卡斯蒂永露出了微笑，但有点虚张声势，内心并不完全平静；若斯则满不在乎，丽丝贝特一想到有人会在她的附近写4字就破口大骂。
“很好，”若斯说，他饿了，“表决通过。”
“说到底，”埃娃对他说，“如果你没有读过那些可恶的东西就好了。”
“那些可恶的东西并没有使我感到害怕，我的小埃娃，”若斯回答说，“那些传言，扯淡，完全是胡说八道。不过，那些可恶的东西，那些4字和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们可以塞到口袋里，用手帕包住，让它们见鬼去吧！布列塔尼人说话算话。”
“就这么定了，”卡斯蒂永说，“若斯已经发话了。”
“就这么定了。”埃娃低声说。
丽丝贝特没有再说什么，给每个人的盘子里加了一大勺菜。
亚当斯贝格指望星期天和减轻了报道力度的传媒能给大家降降温，昨晚的最后估计很让他生气，但他并没有感到惊奇：巴黎已经有四五千栋大楼被写上了4字。另一方面，星期天，巴黎市民都有时间处理自己的门了，这个数字可能会大大增加。总之，一切都取决于时间。如果9月22日天气晴朗，他们会出城玩去，让这个故事变得清晰一点；如果天气不好，人们的情绪不佳，画上4字的门数量就会急剧增加。
早上一醒来，他便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首先向窗外望去。天在下雨。亚当斯贝格用双手蒙住眼睛，心里美滋滋地想，不用去警队了。警方最早发现被写了4字的那25栋楼边加强了警戒，如果那个传播者昨晚不顾后果，继续作案，在警队里值班的同事会通知他的。
冲完凉后，他和衣躺在床上等待着，眼睛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在胡思乱想。9点半的时候，他站了起来，认为这一天至少在某一方面是顺利的。那个传播者没有杀人。昨晚，他和心理医生弗雷约好，两人在圣路易岛的河堤上见面。亚当斯贝格不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在椅子上冥思苦想，他宁愿找人到外面去谈谈，看着河水。弗雷并不是一个能让病人牵着鼻子走的人，但亚当斯贝格不是他的病人，那个4字引起的集体恐慌让他大为震惊。
亚当斯贝格大老远就看见了弗雷，弗雷身材十分高大，他举着一把灰色的大伞，微微弯着腰，脸方方正正，额头很高，脑门四周有一圈白发，在雨中闪闪发亮。两年前，亚当斯贝格在一次晚宴上见到过他，忘了是什么晚宴了。这个男人沉着冷静，温文尔雅，不露声色，举止谨慎地远离他人，但如果别人开口问他，他又马上变得十分专注。他能够修正亚当斯贝格由于职业关系而形成的有点僵化的观点。亚当斯贝格对他人他事的直觉与自己有限的医学知识发生矛盾时，便往往会去咨询弗雷。
亚当斯贝格没有带伞，到那里的时候身上已经淋湿了。关于那个凶手及其怪癖，弗雷的了解只限于媒体上报道的那些东西，亚当斯贝格原原本本地向他作了详细的补充说明。他盯着亚当斯贝格，认真地听着。职业养成的习惯使这个医生对什么似乎都毫无表情，但他专注和明亮的目光紧盯着对方的嘴，说明他对这件事很关注。
亚当斯贝格接连不断地讲了近一个小时，不容医生插嘴，最后，他说，“我认为，必须弄清他为什么要求助于鼠疫。传播者的想法恐怕并不一般，不像大家所想的那样，比如……”
亚当斯贝格停了下来，寻找适当的词汇。
“比如，一个司空见惯的东西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又停了下来，用准确的词汇和犀利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时会让他感到困难，但弗雷从来不试着去帮他。
“比如说新千年启示录，或者是悲壮的幻想。”
“是的。”弗雷肯定道。 “或者是吸血鬼、基督徒、外星人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这些东西，弗雷，可以给一个希望推卸责任的凶手充当明显的包装。明显，我的意思是说，现代人都可以理解。那个人把自己扮成是沼泽地的主人、太阳的使者或是天神，大家马上就以为这是一个疯子昏了头脑，或者是被什么秘教给迷了魂。我说明白了吗？”
“接着说，亚当斯贝格。你不想躲到我的雨伞下面来吗？”
“谢谢，雨马上就会停的。但这个传播者，带着这种鼠疫走出了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他不合时宜，‘古怪’，正如我的一个助手所说。古怪是因为他弄错了，因为把这种鼠疫引入我们的时代中，就像象棋中出现了恐龙一样。这个传播者对鼠疫不是太了解，他出线了。我说明白了吗？”
“接着说。”弗雷还是那句话。
“而且，这种鼠疫，它不管多么过时，还是唤醒了历史上的恐惧，这种恐惧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已经完全没有生命力。不过，那是另一个问题了。我的问题是，那家伙和他所处的时代有距离，他选择的课题让人无法理解，因为谁都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但我们要抓住的就是这种无法理解的东西。我不是说没有人在研究这个问题，当然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研究。我就认识一个。不过，请告诉我，我是否弄错了，弗雷。那家伙，不管他如何接近这个研究课题，这个课题总不会因此而成为一桩系列谋杀案的动机吧！”
“不会。研究课题与冲动的性格无关，尤其是当这个课题出现得比较晚的时候。那是一种行为，而不是冲动。”
“哪怕这种行为带有疯狂的性质？”
“是的。”
“所以，我在寻找鼠疫传播者时排除任何理性的动机，排除任何偶然因素。那个人不会说，好了，让我们选择上帝之灾吧，它会造成严重后果。他不是一个骗子，也不是在搞恶作剧。不可能。这个传播者不是那样的人，他对自己的行为深信不疑。他写4字的时候是带着真正的爱，他完全沉浸在这件事当中。他本能地选择了鼠疫，没有任何适当的文化前提。他不在乎别人懂不懂，他自己懂就行。他之所以要使用它，是因为他有这种需要。我就分析到这里。”
“很好。”弗雷耐心地说。
“传播者做到了这种程度，说穿了，是因为鼠疫就在他身上。所以，这是一件……”
“家事。”弗雷补充说。
“一点没错。你同意吗？”
“毫无疑问，亚当斯贝格，因为没有别的解释。”
“那好，”亚当斯贝格很开心，感到自己在遣词造句方面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起初，我以为那家伙可能年轻时在遥远的地方得过这种病，由于不幸，由于创伤，具体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我感到不满足。”
“然后呢？”弗雷鼓励他说下去。
“然后，我绞尽脑汁，研究童年怎么会使一个人回想起发生在18世纪初的一个悲剧。我最后得出了这个惟一符合逻辑的结论：传播者已经260岁了。这种答案显然不能让我感到满意。”
“挺不错。一个让人感兴趣的病人。”
“后来，我得知鼠疫曾于1920年，在我们这个已经深受创伤的世纪袭击过巴黎。你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弗雷承认说，“说实话，我不知道。”
“96人受传染，34人死亡，大部分都在贫穷的郊区。我想，弗雷，那个家伙的家庭遭到了这一痛苦，受到了部分影响，也许是曾祖父。于是，这一悲剧便根植在这个家族的传奇中了。”
“我们把它叫做家族幽灵。”医生插话说。
“很好，它扎了根，由于近亲中十个有一个受害，大家便不断地讲述，鼠疫这概念便深入到了那孩子的脑海里。在我看来，那是一个小伙子。对他来说，鼠疫成了他生命中天生的一个部分，成了他的……”
“心理环境。”
“对。成了他的一种自发因素，而不是在我们看来已经过时的历史现象。我想在1920年34个鼠疫受害者的名单中找出那个人的姓。”
亚当斯贝格停下了脚步，抱着双臂，看着医生。
“你说得很对，亚当斯贝格，”弗雷微笑着说，“你走的路是对的。不过，还得在这家族幽灵上加一点，那就是暴力干扰对他的影响。家族幽灵在一个断口筑了窝。”
“是这样。”
“但我要给你泼冷水了，我担心恐怕不是这样。我不会在受鼠疫侵害的家族中寻找作案者，而是在一个没有受侵害的家族中寻找。但这样一来，目标人物可能有数千人，而不是34个人。”
“为什么要在没有受侵害的家族中找？”
“因为作案者把鼠疫当作是一种威力无比的工具。”
“那又怎么样？”
“如果鼠疫侵害了他的家庭，他就不会这样。他会痛恨鼠疫。”
“我想，我在什么地方犯了错。”亚当斯贝格背着手，接着往前走。
“没有犯错，亚当斯贝格，只是有一个木钉没有钉正。因为，如果作案者把鼠疫当作是威力无比的工具，那是因为，鼠疫曾在当时给他的家族以特权。他的家族肯定没有受到侵害，似乎是出于奇迹，而那个街区里所有的人都死了。这个家族为这种奇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们先是仇恨幸免于难的人，然后很快怀疑他们拥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并指责他们传播了这一灾难。你知道这个没完没了的故事。我不怀疑他的家族曾遭人指责、受到威胁和放逐，不得不逃离发生那个悲剧的地方，否则他们会被邻居们撕成碎片。”
“天哪，”亚当斯贝格用脚踩着树根旁边的一簇青草，“你说得太对了。”
“这是一种可能。” “可能性很大。家族的传奇，使他们幸免于难的奇迹，然后是那种全民指责，最后是孤立和逃离。之所以说是传奇，是因为避开了鼠疫，或是能够掌控鼠疫。他们可能会因为别人指责他们的东西而感到自豪。”
“幽灵，就是他们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他们能支配上帝之灾的本领，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别忘了，亚当斯贝格，你的那个作案者家庭破裂，失去父母，感到自己被抛弃了，所以极其无力。那家伙对他那个光荣的家族所遭受的暴力耿耿于怀，这种可能性最大。家族的荣誉是他惟一的力量源泉。也许他的祖先不断地向他灌输这一思想。那种悲剧跳过了整整一代。”
“我不会因此而到身份登记处去寻找他，”亚当斯贝格一直在虐待那簇草，“成千上万人躲过了鼠疫。”
“很抱歉。”
“没什么，弗雷。你已经帮了我的忙。”
亚当斯贝格顺着圣米歇尔大道往上走，阳光又照在了人行道上。他把上衣搭在手臂上，想把它晒干。刚才，他并没有反对弗雷的观点，他知道医生是对的。凶手又遥不可及了，而亚当斯贝格还以为差不多就要抓住他了。惟一希望就是埃德加-基内广场了，他现在正往那里赶。1920年拾荒者的后裔正在广场上，总是回到那里。他不顾危险地呆在那里，或者不断地经过那里。说穿了，有什么好怕的？他感觉到自己就是主人，在他生命中的某一时刻，当他觉得有必要的时候，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28个警察根本吓不倒他，他操纵着上帝之灾，可以翻云覆雨。哼，那28个警察，可以说是28堆鸟屎。
凶手完全有理由得意。巴黎人都在听从他的指挥，老老实实地在自己的家门上画上了护身符。那28个警察无奈地看着尸体逐渐增多。已经死了4个人，他还根本没想过要住手，而是站在十字路口看，看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是为了晒干上衣或者是裤腿。
那个诺曼底人的大嗓门又响起来了，亚当斯贝格向广场走去。现在，他已经明白那种运作模式了，他要趁热打铁。他来到那个小圈子里，丽丝贝特、勒盖恩、忧郁的埃娃还有他不认识的一些人围在德康布雷身边。德康布雷好像发布了一道命令似的，大家说起话来，什么都说，只是不谈凶手。而在附近的桌子边，亚当斯贝格听到谈话慢慢地滑向那个问题，有人坚决支持记者的观点，指责警察对大家撒谎。“人被掐死的照片，太可笑了，警察把他们当作什么了？以为他们傻啊？”“是的，”一个女人回答说，“但是，如果他们是死于鼠疫，他们怎么有时间在死之前脱光衣服，还叠得好好的放在一边，或者是钻到卡车底下？这是什么意思，你能告诉我吗？这是鼠疫还是谋杀？”说得太对了，亚当斯贝格想。他转过身，看了看那张聪明而端庄的脸，绣花罩衫把那个胖胖的女人裹得紧紧的。“我认为，”坐在她对面的一个人犹犹豫豫地说，“我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不是这样的，”另一个男人接话说，他的声音很脆，很尖，像吹笛子似的，“两种可能混都有。那些人确实死于鼠疫，但那个陌生人想隐瞒此事，便把他们弄到外面，脱光他们的衣服，让大家看清楚他们是死于鼠疫，他要让大家知道这事。他不是骗子，他是想帮助大家。”“是的，”那个女人又说，“可是，他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呢？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的人，永远得不到我的信任。”“他之所以要隐瞒，是因为他不想暴露自己。”那个尖细的声音接着说下去，艰难地建立着自己的理论，“那家伙在实验室工作，有根玻璃管或是什么打烂了，他知道鼠疫病菌泄漏了。他不能说出来，因为实验室有规定，怕引起公众恐慌。政府也不喜欢看到公众闹事。别插嘴！这时，那家伙试图在不暴露自己的前提下，把此事告诉给大家。”“为什么？”那个女人又问，“他怕丢掉自己的饭碗？如果你所保护的那个人因此而不愿说，让我告诉你吧，安德烈，他是个可怜虫。”
喝咖啡的时候，亚当斯贝格走开去接莫尔丹的电话。现在，画了4字的大楼估计在一万栋左右。没有接到又有人受害的报告，没有。在这一点上，可以稍稍让人松一口气，但另一方面，电话像潮水般涌来。“现在我们可以不回答那些惊慌者的电话了吗？而且，今天警队里只剩下六个人了。”“当然可以。”亚当斯贝格说。“好，”莫尔丹说，“这太好了。”让亚当斯贝格感到安慰的是，至少，在马赛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有伴了。马塞纳已经要他去见面。
亚当斯贝格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坐在厕盖上给马塞纳打电话，厕盖都被他坐扁了。
“已经开始了，伙计，”马塞纳说，“自从电台播发了你们那个疯子的消息后就开始了。报上纷纷发表评论，评论要多少有多少。”
“那可不是我的疯子，马塞纳。”亚当斯贝格清楚地说，“现在他也属于你了。我们平分吧！”
马塞纳沉默了一会儿，捉摸了一下对方的意思，然后说：
“平分吧。我们的疯子插手于一个热点问题，因为在这里，鼠疫是一个古老的创伤，不过，无需太大的劲就开始把它重新撕开。每年6月，教皇在祈祷仪式上都会驱除传染病。我们还有纪念罗兹骑士和贝尔桑斯的纪念碑和马路，这些名字是不能被忘记的，因为马赛人不会好了伤疤忘了疼。”
“那是两个什么人？”亚当斯贝格问，声音十分平静。
马塞纳有点生气，也许是因为反巴黎人的天性被触动了。亚当斯贝格过去不在乎，因为他不是巴黎人，现在成了巴黎人他同样也不在乎。对亚当斯贝格来说，在这里或是在那里都无所谓。不过，马塞纳也只是表面上好斗而已，所以没过几分钟他也没脾气了。
“那两个人，伙计，在1920年的大传染中，当政府官员、贵族、医生和神甫像兔子一样逃得远远时，他们曾日夜奔忙，帮助大家。他们是英雄。”
“怕死，这很正常，马塞纳。你没经历过。”
“要知道，我们在这里可不是重新创造历史。我仅仅是想告诉你，在马赛，圣安托万大帝之灾正加快速度，席卷而来。”
“可别告诉我所有的马赛人都知道罗斯和贝尔森。”
“是贝尔苏斯，伙计。”
“贝尔苏斯。”
“当然，”马塞纳承认道，“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但鼠疫的历史、被毁灭的城市、普罗旺斯墙他们是知道的。鼠疫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留在他们的记忆深处。”
“要知道巴黎也是，马塞纳。今天，一万栋大楼被画上了4字。我只能寄希望颜料卖完了。”
“在我们这里，仅仅一个早上，老港区就差不多有200栋大楼被画上了4字。数一数全城有多少吧！可是，他妈的，伙计，他们是疯了还是怎么的？”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自我保护，马塞纳。如果你数一数有多少人戴铜手镯，挂羊爪、圣克里斯朵夫、卢尔德之水或者是触碰圆木，十字架就更别提了，你很快就会数到4000万。”
马塞纳叹了一口气。 “他们要这么做就这么做吧，”亚当斯贝格说，“问题不大。你有什么办法分清哪些是真的吗，我说的是案犯自己写的4字？”
“很难，伙计。大家都在模仿，有许多人漫不经心，下面写得大了一些，你看见了，有的人在回笔的时候只加了一横而不是两横。可是，百分之五十的人写得很认真，与原件一模一样。我还能从中发现什么？”
“有签名的信封吗？”
“没有。”
“楼内除了一扇门之外，所有的门都被写上了4字，这样的大楼你都登记了吗？”
“有一些这样的大楼，伙计。但也有的人头脑非常冷静，拒绝在自己家里做这种蠢事。还有些人比较害羞，只在门的下方用铅笔写了一个小小的4字。这样，写了也等于没写，或者没写也等于写了。你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吧！我不可能拿着放大镜挨家挨户去看。你去看了？”
“这是一场海啸，马塞纳，周末会来得更厉害。我们不再查了。”
“不查了？”
“差不多吧。我查了巴黎五亿平方米中的100平方米。我希望凶手能在那个区域出现，在我跟你说话的当儿，他可能正在老港溜达。”
“你知道他的模样吗？大概的也行。”
“没有，谁都没有见过他。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男的。”
“那你在你那个区域监视些什么，伙计？鬼影？”
“一种印象。我晚上再打电话给你，马塞纳。保重。”
有人在外面使劲地拧厕所的门把手，已经拧了好一会儿了。亚当斯贝格平静地走了出来，经过那个已经等得不耐烦的家伙面前。那家伙啤酒喝多了，要撒尿。
亚当斯贝格请贝尔丹允许他把外套放在椅背晾一晾，他要去广场溜达溜达。这个诺曼底人曾经垂头丧气，是亚当斯贝格在最后一刻使他重新恢复了勇气，可以说是把他从暴风雨中救了出来。他当时已经在客人中完全失去了威信，所以，他把亚当斯贝格当作是自己的救星。亚当斯贝格可以十次二十次地把外套扔给他，他会像一个母亲一样尽心尽职地看好它。亚当斯贝格出门时，他硬是塞给亚当斯贝格一件绿色雨衣，让他挡挡风雨。若斯在中午的广告中说今天有骤雨的，亚当斯贝格不好伤了雷霆之子的自尊。
整个下午，他都在十字路口溜达，其间在海盗小饭店喝了几杯咖啡，或是打了几个电话。从现在到晚上，巴黎受波及的大楼将达到1.5万栋，马赛4000栋，马赛爆发的速度相当快。亚当斯贝格感到心里很烦，他显得越来越无动于衷，以与这种猛涨的潮水作斗争。现在，即使别人向他报告说200万栋大楼写上了4字，他也不会惊跳起来。他的身上一切都停了下来，一切都停工了，除了眼睛。在他身上，只有这部分还有生命。
他无力地靠在梧桐树上，低垂着胳膊，身上穿着那个诺曼底人借给他的过于宽大的雨衣，等着听晚上的广告。星期天，勒盖恩调整了时间，快七点了，他才把箱子取下来，放在人行道上。亚当斯贝格不期望广告中有什么，因为邮递员星期天不上班。不过，他慢慢地认识了围在台前的那些人的面孔。他掏出德康布雷给他列的单子，一一核对新来者。7点差两分的时候，德康布雷出现在自家门前的台阶上，丽丝贝特在人群当中挤着，找回她的老位置；达马斯也穿着毛衣，出现在自家的店铺前，靠在拉下来的金属卷帘门上。
若斯态度坚决地开始了宣读，扯起他的大嗓门，广场两头都能听得到。亚当斯贝格在无力的阳光下愉快地听着那些无足轻重的广告。整个下午无事可做，让自己的身心彻底放松，消除上午和弗雷讨论了那么多问题后产生的疲劳。他仿佛觉得自己是一块被海浪冲来冲去的海绵，有时，他寻找的正是这种精神状态。
广告快结束的时候，当若斯快念到海难结果时，他惊跳起来，像是有块尖利的石头重重地击在海绵上。这种打击使他感到有点疼，他惊讶了一会儿，警觉起来，但弄不清这种打击来自何方。当他靠着梧桐树差不多要睡着的时候，那个影子肯定出现过。一个朦胧的影子，在广场的某个地方，一下子向他奔来，撞到他身上。
亚当斯贝格站起来，四下寻找那个陌生的影子，想把它与那种撞击联系起来。然后，他又靠在树上，完全恢复刚才受撞击时的姿势。在他站的地方，可以从德康布雷的家，越过蒙帕纳斯路，一直看到达马斯的店铺。在正面听广告的公众，差不多四分之一可以尽收眼底。亚当斯贝格紧咬着嘴唇。可以看见不少地方，看到不少人。人群已经四下散去，5分钟后，若斯抱着箱子走了，广场空空如也，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亚当斯贝格闭上眼睛，朝白色的天空抬起头，希望那影子能从天而降。但那影子落到井底去了，就像一块无名的石头。它生气了，屈尊飞过亚当斯贝格面前，而他却没有在意。石头只出现了一瞬间，就像一颗流星，下次再出现，可能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亚当斯贝格感到非常遗憾，他默默地离开了广场，惟一的机会溜走了，他相信是这样。
直到回家以后，脱下衣服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身上还穿着贝尔丹借给他的绿色雨衣，而自己的黑色旧外套还晾在海盗船的船头下。这表明他相信贝尔丹天真的外表，或表示他一切都听之任之了。第二种可能性更大。
卡米尔登上了通往亚当斯贝格家的楼梯。亚当斯贝格住在五楼，走到四楼的时候，她发现左边的门上写了一个大大的4字，黑色的。她和亚当斯贝格约好今晚共度良宵的，但亚当斯贝格要她10点钟以后到，因为白天有什么事难以预料，那个凶手让警队疲于奔命。
她心里很烦，手上抱着一只小猫，小猫在路上已经跟了她几个小时了，卡米尔先是抚摸它，然后把它放下，但小猫执着地跟在她后面，东歪西倒地跳来跳去，想跟上她的步伐，弄得她筋疲力尽。她穿过广场，想甩掉这条“尾巴”，吃饭时还把它留在了门外。但等她出来时，小猫仍在门前的台阶上等她，然后，勇敢地继续跟着她，不懈地追逐着它的目标。来到亚当斯贝格家的大楼前时，她已经烦透了，不知道拿这只选择了她的小动物怎么办，只好把它抱起来。它像是一个灰白色的绒球，轻得像个气泡，圆圆的眼睛碧绿碧绿的。 10点零5分，卡米尔推开了亚当斯贝格家的门，门一直开着，但里面好像没有人，客厅和厨房都静悄悄的，洗碗槽里堆满了餐具。卡米尔想，亚当斯贝格一定是在等她的时候睡着了。她可以在不吵醒他的情况下来到他身边，把头枕在他的肚子上度过一夜。在办案紧张的时候，她很少见到他。卡米尔放下背包和外套，又把小猫放在长沙发上，小心翼翼地走进了房间。
房间里黑漆漆的，亚当斯贝格并没有睡觉。卡米尔看到他裸着身子，她是从后背看过去的。在白色的床单上，他的褐色的身体显得格外明显。他正在和一个女子做爱。卡米尔惊呆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她的额际立即就感到一阵痛楚，像是眉心有颗炸弹爆炸了。在爆炸的那一刹那间，她仿佛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腿被炸断了，黑暗中，她倒在了一个木箱里，那个木箱平时是用来装杂物的，今天晚上里面放的是那个女子的衣服。那两具身体在她面前动着，他们不知道她已悄悄地进了屋。卡米尔惊愕地看着他们。亚当斯贝格的动作她一一都认出来了，她再熟悉不过了。她感到那种疼痛像烧红的钻头直钻眉心，痛得她不得不闭起眼睛。暴力场面，也是很普通的场面；伤口，司空见惯。卡米尔低下了头。
别哭，卡米尔。
她眼睛盯着地面，不去看躺在床上的那两具身体。
走，卡米尔，快走，走得远远的，一去不复返。
Cito,longe,tarde.
卡米尔想走，但发现自己的大腿已经站立不起来了。她把腰弯得更低，眼睛盯着脚尖，盯着黑皮靴的方尖、旁边系的带子、布满灰尘的褶子和已经走得变了形的鞋跟。
你的靴子，卡米尔，看看你的靴子。
我在看。
幸亏她没有脱掉靴子，否则，赤脚，不穿袜子，她哪儿都去不了。也许她得呆在这儿，被困在这个箱子里面，额头上钻着钻。当然是水泥钻，不是木钻。看看你的靴子，你还穿着它们。好好看看，然后，跑吧，卡米尔。
然而，还不到时候。她的两条腿像倒在木箱上的旗帜。别抬头，别看。
当然，她知道，早就知道了。他一直以来都有女人，有很多别的女人，日子不同女人也不同。这取决于那女人的抵抗力有多强。亚当斯贝格把这种情况降低到最低程度，但他生活中总是有女人，那些女人像美人鱼一样，沿着河水游动，并不时地爬到岸上来。“我对她们感兴趣。”亚当斯贝格只这么简单地说了一句。是的，这些，卡米尔都知道，知道有委靡不振的时刻，遮遮掩掩的时刻，知道拥挤在那里，拥挤在远处的一切。有一次，她已经往回走了，但又远远地走开了。她忘了亚当斯贝格和他众多的恋人，那个悲剧世界发出轻轻的声响，在很近的地方掠过她身边。她已经远离了好多年，已经埋葬了亚当斯贝格及其荣耀。亚当斯贝格之所以荣耀是因为有那么多人爱他。
直到去年夏天，他出现在一条小路的拐角，已经消失的记忆才又重新恢复。由于河道弯弯曲曲，河的上流并未受到影响。卡米尔有所保留地又接受了他，一脚在外，一脚在内，试着保持一大段距离，有时在自由与亚当斯贝格之间徘徊。直到今天晚上，意想不到的这场打击使她眉心剧痛。仅仅是日子搞混罢了，亚当斯贝格对日期从来就没有什么概念。
由于眼睛盯着靴子，她的大腿恢复了一点力气。床上，他们的动作也结束了。卡米尔轻轻地站起来，绕过木箱，想溜出门，就在这时，那个女子坐了起来，惊叫了一声。卡米尔听到了那两个人慌乱的声音，亚当斯贝格跳下床来，喊着她的名字。
走，卡米尔。
尽我所能吧！卡米尔抓起外套和背包，看见小猫躺在长沙发上，便把它抱了起来。她听见那个女子在说话，在问他。逃，赶快。卡米尔三步并两步地下了楼梯，在马路上跑了很长时间，然后气喘吁吁地停在一个空旷的广场上，翻过铁栅栏，找了一条长凳上坐下。她紧紧地抱着自己的靴子，双腿已经站不直了，钻在她额头上的东西这才松开了她。
一个染了发的年轻男人来到她身边坐下。
“你脸色不好。”他轻声地说。
他在她的腮帮子上吻了一下，默默地走远了。
半夜过后，有人轻轻地敲门，此时，当格拉尔还没有睡。他穿着汗衫，坐在电视机前喝啤酒。他并没有看电视，而是把笔记本翻来翻去，上面记着鼠疫传播者及其受害者的情况。不可能是偶然的，那家伙选择了他们，其中应该有某种关联，什么地方有关联。他询问了受害者的家属，问了好长时间，想找出受害者之间的哪怕一丝关联。他重新阅读着笔记，寻找着。
当格拉尔白天有多潇洒，晚上就有多邋遢。他穿着年轻时的工装，他父亲的工装，穿着粗布长裤，码头工人穿的那种，胡子拉碴。五个孩子都睡了，所以他蹑手蹑脚地走到长长的走廊里去开门。他想敲门的一定是亚当斯贝格，然而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马蒂尔德王后的女儿。她直挺挺地站在门口，似乎僵硬了，有点气喘吁吁，胳膊上好像还抱着一只猫。
“吵醒你了，阿德里安？”卡米尔问。
当格拉尔摇摇头，默默地示意她跟他进屋。卡米尔没有考虑当格拉尔家里是否有女人或是什么人，精疲力竭地在破旧的沙发上坐了下来。当格拉尔借着灯光看见她在哭，便一言不发地关掉电视机，抓过手边的一瓶啤酒打开，卡米尔一口就喝了半瓶。
“我遇到麻烦了，阿德里安。”她放下啤酒瓶，喘着气说。
“是亚当斯贝格的事？”
“是的。我们出问题了。”
卡米尔喝光了剩下的啤酒。当格拉尔知道出了什么事了。如果有人哭，那就备好充足的饮料，准备挥发。他向椅子下面弯下腰去，那里放着一箱啤酒，几乎还没拆封呢！他打开第二瓶啤酒，放在低矮而光滑的桌子上，推向卡米尔，好像是在下棋。他心里充满了希望。
“阿德里安，世界上什么田都有，”卡米尔伸出一只胳膊，说，“他的田，要别人挖，而别人的田，是供参观的，那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看，苜蓿、油菜、亚麻、麦子，然后让田休闲，接着是荨麻。我从来不靠近荨麻，阿德里安，从来不摘它们。它们不属于我，你知道，和别的东西一样。”
她垂下了手，微笑着。 “可是，突然间，出了问题，犯了错。被刺了，尽管我不愿意。”
“刺痛你了？”
“没关系，会过去的。”
她抓起第二瓶啤酒，喝了几口，喝得慢了些。当格拉尔看着她。卡米尔很像她母亲马蒂尔德王后，从她那儿继承了轮廓清晰的下巴、细腻的脖子和微翘的鼻子。不过卡米尔的皮肤很白，嘴唇更有孩子气，这与马蒂尔德战无不胜的大笑不一样。有一会儿两人都没说话，卡米尔喝完了第二瓶啤酒。
“你喜欢啤酒？”当格拉尔问。
卡米尔把双肘支在膝盖上，出神地看着矮桌上的绿色小瓶。
“很危险。”她摇摇头，轻声说。
“你知道，卡米尔，上帝创造亚当斯贝格那天，一晚没睡好。”
“啊，是吗？”卡米尔抬起头，说，“我不知道。”
“是的。他不单是没有睡好，而且发现缺少材料。于是，他像个健忘者，去敲同事的门，想借点材料。”
“你的意思是说……人间的同事？”
“当然，他的同事便急急忙忙随手给他找来一些材料。上帝由于一夜没睡，大脑已经麻木，漫不经心把一切都混杂在一起。他就用这团东西捏造了亚当斯贝格。那确实是不平常的一天。”
“我过去一直不知道。”
“所有的圣书上都有记载。①”当格拉尔微笑着说。
“然后呢？上帝给了亚当斯贝格什么？”
“给了他直觉、温柔、美貌和机灵。”
“魔鬼给了他什么？”
“冷漠、温柔、美貌和机灵。”
“他妈的。”
“你说得对。但人们不知道健忘的上帝是用什么比例来捏造这个混合物的。这是当今神学界的一大谜。”
“我不会插手的，阿德里安。”
“这很正常，卡米尔，因为上帝造你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睡了17个小时，精神抖擞，一整天都在用他高明的手在塑造你，心满意足。”
卡米尔笑了。
“那你呢，阿德里安，上帝造你的时候又是怎么样的？”
“他和他的伙伴拉斐尔、米迦勒和加百列②喝了一晚上酒，喝得天昏地暗。很少人知道这故事。”
“结果一定很了不起。”
“不，上帝被吓坏了。所以，你看见我要模样没模样，要轮廓没轮廓。”
“看得出来。”
“你看，这很简单嘛！”
“我要出去走走，阿德里安。”
“一定要去吗？”
“你有更好的主意？”
“制服他。”
“我不喜欢制服人，这会给他们留下后遗症的。”
“你说得对。我呢，有人制服过我一次。”
卡米尔摇摇头。
“你必须帮我。明天上午他到警队时你打电话给我。我可能要回家收拾东西。”
卡米尔抓起第三瓶啤酒，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你去哪？”当格拉尔问。
“不知道。哪里有地方？”
当格拉尔用额头示意了一下。
“啊，是的，”卡米尔露出了微笑，“不过，阿德里安，你是一个老哲学家，我没有你的那种智慧。”
“什么事？”
“我该拿它怎么办？”
卡米尔伸手指了指那个毛茸茸的东西，“那还是一只小猫呢！今晚它一直跟着我。我想，它是想帮助我。它虽然很小，但很聪明，而且非常傲慢。我无法带它走，它太脆弱了。”
“你希望我照顾这只小猫？”
当格拉尔抓住猫背，把它举起来，仔细看了看，然后放在地上，不知该怎么办。
“你最好还是留下来，”当格拉尔说，“他会想你的。”
“小猫？”
“亚当斯贝格。”
卡米尔喝完了第三瓶啤酒，把酒瓶轻轻地放在桌子上，说：
“不，他不软弱。”
当格拉尔并不想劝说卡米尔。遇到伤心事后，出去走走并没有坏处。给她照顾那只小猫，会留下跟卡米尔本人同样温柔、同样美好的回忆，当然，这种回忆没那么甜蜜。
“你去哪里睡？”他问。
卡米尔耸耸肩。
“睡在这里吧。”当格拉尔替她做了决定，“我把这张长沙发拆开。”
“不麻烦你了，阿德里安。我就躺在沙发上，因为我要穿着靴子睡。”
“为什么？那样会不舒服的。”
千年难题
“问题不大，从今以后我就穿着靴子睡。”“靴子不是太干净。”当格拉尔说。
“这样站起来容易些，这比干净重要。”
“你知道，卡米尔，标新立异从来无济于事。”
“对，我知道。我有时很愚蠢，会做出夸张或者消极的事来。”
“它跟夸张、消极或是坚定无关。”
“它有什么用？”卡米尔脱掉靴子，问。
“促使人思考。”
“好吧，”她说，”我同意你的意见。”
卡米尔仰面躺在长沙发上，睁着眼睛。当格拉尔去了浴室，然后拿了一条毛巾和一些凉水来。
“敷在眼睛上，要让眼睛消消肿。”
“阿德里安，上帝造完亚当斯贝格后，是否还剩下一些材料？”
“剩下一点点。”
“他用来干吗了？”
“做了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比如说，皮制的鞋底。穿起来很舒服，但上坡时会滑，天一下雨就会摔倒。上帝并不是现在才决定在上面粘上橡胶来解决这个千年难题的。”
“可我们不能在亚当斯贝格身上粘上橡胶。”
“防滑？那当然不行。”
“还有什么，阿德里安？”
“你知道，上帝剩下的东西并不多。”
“还有什么？”
“钱。”
“你知道，钱是件复杂的事。”
卡米尔睡着了，当格拉尔等了半个小时才拿掉敷在她眼皮上的毛巾，关掉地灯。他看着睡在黑暗中的这个年轻女人，如果亚当斯贝格忘了拥抱她，他愿意让她喝上十个月的啤酒，以换得轻轻的一摸。他抓住那只小猫，把它举到了眼前，盯着它的眼睛。
“这类事情，真是愚蠢，”他喃喃地说，“永远都那么愚蠢。而我们俩呢，我们还要共同走一段路呢！我们也许要等她回来，不是吗，小雪球？”
睡觉前，当格拉尔在电视机前站了一会儿，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要通知亚当斯贝格。背叛卡米尔还是背叛亚当斯贝格？这一抉择仿佛是一扇漆黑的大门，当格拉尔面对着它沉思了好久好久。
而此时，亚当斯贝格正匆匆穿上衣服，去追赶卡米尔。那个女子不安地问了一连串问题：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为什么不告诉她？他和她睡过觉吗？他喜欢她吗？他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要去追赶她？他什么时候回来？他为什么不留下来？她不愿意一个人呆在这儿。亚当斯贝格被问得头昏脑涨，一个问题都回答不出来。他把她一个人扔在房间里，心想回来时肯定还能见到她，她的那一大堆问题还没有回答呢！卡米尔那边的事情要难办得多，因为卡米尔不怕孤独，她甚至碰到一点点问题都会出走。
亚当斯贝格在马路上迅速地跑着，诺曼底人借给他的那件大雨衣在风中飘着，使他的胳膊凉飕飕的。他了解卡米尔。她会离开的，很快就会离开。当她做出了什么决定，很难使她回心转意，就像一只注射了氦的鸟，永远也无法挽救；也像她的母亲马蒂尔德王后，投海之后谁也没有办法。卡米尔去忙自己的事去了，对这个地方已完全厌倦，这里的曲线弯弯扭扭，乱七八糟地缠在一起。现在，她一定在加固靴子，装起音乐合成器，盖上了工具箱。卡米尔对这个工具箱期望很大，指望它能帮助她在生活中干些事，准确地说，对它的期望比对亚当斯贝格的期望要大得多，她对他可不怎么信任。
亚当斯贝格转过弯，来到她家门前的马路上，抬头看了看她家的玻璃窗。灯没亮。他气喘吁吁地坐在汽车的发电机盖上，交抱着双臂，压在肚子上。卡米尔没有回家，也许她直接就走了。卡米尔出去散步时就是这样的。所以，谁能知道他何时才能再见到她？五年以后？十年以后？也许永远都见不到了，这并不是不可能。
他慢慢地回到家中，心里闷闷不乐。如果那个凶手没有一直纠缠着他，没有弄得他昏头昏脑，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他疲惫不堪，一言不发地倒在床上，而那个伤心的女子又没完没了地问起她那些让人厌烦的问题来。
“我求你了，别问了好不好。”亚当斯贝格说。
“这不是我的错。”她反驳道。
“是我的错，”亚当斯贝格闭上眼睛，说，“可是，请你闭嘴，要么就滚蛋。”
“这对你来说都一样吗？”
“对我来说什么都一样。”
九点半钟的时候，当格拉尔走进了亚当斯贝格的办公室，相对来说有些担心，尤其是因为他知道，探长喜欢漫游的脾气根深蒂固。探长与现实的关系已经减弱到最大限度，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改变的。果然，亚当斯贝格正在翻阅桌上的一大叠报纸，报纸的标题够吓人的，但他似乎没有受到影响，神色还是像往常那么平静，也许更冷漠了一点。
“1.8万栋房子受到了波及。”当格拉尔说着，把一份记录放在他桌上。
“很好，当格拉尔。”
当格拉尔站在原地，没有说话。
“我差点抓住那家伙了，在广场上。”亚当斯贝格说，声音有些压抑。
“传播鼠疫的那个人？”当格拉尔问，他感到有点惊讶。
“就是他，但被他溜了。全都从我眼皮底下溜走了，当格拉尔。”他抬起了头，遇到了助手的目光。
“你看到什么了吗？”
“没有。什么都没看到。”
“什么都没看到？那你怎么说差点抓住了那个家伙？”
“因为我感觉到他了。” “感觉到他的什么？”
“我不知道，当格拉尔。”
当格拉尔不再追问，每当亚当斯贝格接近那个混乱的空间，他都乐得让他深陷于软软的污泥中，水与泥在那里进行搏斗。他走到大门口去给卡米尔打电话，在警队里像间谍一样偷偷摸摸，他觉得有点可耻。
“你可以去了。”他低声致电卡米尔说，“他在这里，忙得要命。”
“谢谢，阿德里安。再见！”
“再见，卡米尔。”
当格拉尔伤心地关了电话，回到自己的办公桌边，机械地打开电脑。电脑的嗡嗡声相对他低沉的情绪显得过于快乐。电脑太蠢了，不知道适应环境。一个半小时后，他看见亚当斯贝格在他面前走过，脚步似乎有点快。当格拉尔马上就给卡米尔打了电话，通知她亚当斯贝格可能会去，但卡米尔已经走了。
亚当斯贝格又吃了个闭门羹，但这次，他没有犹豫。他掏出万能钥匙，打开了锁。他扫了工作间一眼就明白了，卡米尔已经消失。音乐合成器不见了，铅制的工具箱和背包也不见了。床铺得整整齐齐，冰箱空了，电源已经切断。亚当斯贝格坐在一张椅子上，凝视着这空空的屋子，试图好好地想一想。他凝视着，但没有思考。他在那里坐了差不多三刻钟后，手机响了。
“马塞纳刚才打电话给你，”当格拉尔说，“他们在马赛发现了一具尸体。”
“很好，”亚当斯贝格说，“就像今天上午一样好。我马上到。给我订一张下一班的机票。”
下午两点左右，亚当斯贝格兴奋地要离开警队，他把自己的包放在当格拉尔的桌边。
“我走了。”他说。
“好的。”当格拉尔回答道。
“警队就拜托你了。”
“没问题。”
亚当斯贝格在搜肠刮肚，寻找着字眼。突然，他的目光停在了当格拉尔的脚边，当格拉尔用脚把一个圆圆的篮子遮住了半边，篮子里睡着一只也是圆乎乎的小猫。
“这是什么，当格拉尔？”
“一只猫。”
“你竟然把猫带到警队里来？你不觉得这里已经够乱了吗？”
“我不能把它留在家里。它太小了，到处撒尿，有时还无法自己吃东西。”
“当格拉尔，你说过你不想养宠物的。”
“此一时，彼一时。”
当格拉尔说得很快，有点不太友好，眼睛一直盯着电脑屏幕。亚当斯贝格清楚地意识到了当格拉尔的意思，他的助手有时就是这样无声地指责自己的。他又回头看了看篮子，那个形象又出现了，十分清晰。卡米尔的背影，她在路上走着，一手搭着外套，另一手抱着一只灰白相间的小猫。可他一路疾行，没有注意到。
“是她把小猫托付给你的，是吗，当格拉尔？”亚当斯贝格问。
“是的。”当格拉尔答道，眼睛仍然盯着屏幕。
“它叫什么名字？”
“雪球。”
亚当斯贝格拉过一把椅子，双肘支着大腿，坐了下来。
“她去散步了。”
“是的。”当格拉尔说。这次，他扭过头来，看着亚当斯贝格的眼睛。亚当斯贝格已经从疲劳中恢复过来。
“她告诉你她去哪里了吗？”
“没有。”
沉默了一小会儿。
“发生了一点小冲突。”亚当斯贝格说。
“我知道。”
亚当斯贝格慢慢地用双手捋着头发，捋了好多次，好像在按太阳穴。然后，他站了起来，一言不发地离开了警队。
马塞纳到马里尼亚纳机场去接亚当斯贝格，然后直接把他带到了停尸房，尸体已经被送到那里。亚当斯贝格想看看尸体，因为马塞纳不知道受害者的死法是否与巴黎的一样。
“我们发现他赤身裸体地躺在家中，”马塞纳解释说，“门锁被很灵巧地强行弄开了。干得很漂亮，尽管里面有两个崭新的锁扣。”
“小菜一碟。”亚当斯贝格说，“楼梯口没有人看守吗？”
“兄弟，我要管4000栋大楼。”
“是的，他就这一点高明。他在几天之内就摆脱了警方的监视。姓名、职业？”
“西尔万•儒勒•马尔莫，33岁。港口职员，负责船舶修理。”
“船舶，”亚当斯贝格重复道，“他是从布列塔尼来的？”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我是在想。”
“17岁时，他在孔卡诺干过活。他就是在那里学会这个行当的，但他后来突然抛弃了一切，去了巴黎，在那里干些小木工活。”
“他就靠做木工为生？”
“是的。他的伴侣是个已婚女人。”
“正因为如此，凶手在他家里杀了他。凶手太了解情况了，这里面的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马塞纳。”
“也许吧，但在这个马尔莫和你的那四个受害者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他只是在20岁至27岁之间在巴黎住过。伙计，别费神这么问来问去了，我把所有的资料都寄到你的警队去。”
“那是在巴黎。”
“什么东西在巴黎？”
“他们是在巴黎相遇的。那五个人应该互相认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彼此见过面。”
“不，伙计，我觉得凶手在让我们疲于奔命。他让我们以为这些谋杀案有某种关连，从而迷惑我们。马尔莫是一个人独居，这很容易搞清楚。整个街区的人都知道。在这里，大家的生活都是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