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往常一样，当格拉尔摆脱这种闷闷不乐的状态的办法，就是直接走到啤酒箱旁边，走着走着，那五个孩子的脸突然像幻灯一样，出现在他眼前。而且，第五个孩子并不是他的，那个眼睛浅蓝色的孩子，是他太太走的时候留给他的。他太太为了一点点事就离开了他。这件事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8年零37天。
在漫长的两年中，玛丽的形象，她的背影，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之中。她穿着绿色的衣服，不慌不忙地经过走廊，打开门，走出去以后乒乓一声关上门。
两年来，他喝了7500瓶啤酒。一对男双胞胎，一对女双胞胎，还有那个蓝眼睛的老小，从此像幻灯一样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思想，他的港湾，他的救星。他花了数千个小时来削萝卜，削得细得不能再细，洗得白得不能再白。他把书包准备得无可挑剔，用小熨斗熨平，把盥洗间消毒得干干净净。
后来，这种绝对的做法慢慢地缓和了，回归到一种如果说不正常，至少也可以接受的状态，每年的啤酒消耗跌到了1400瓶。日子难过的时候，还要加上白酒。他和孩子们保持着精神联系，有的早晨，当他心情压抑时，他便想，谁也无法把他们从他身边夺走。可谁也没想过要把他们从他身边夺走。
他曾等待过，尝试过，希望有个女人能在他家里留下来，采取与玛丽相反的步骤，也就是说，打开门，穿着黄色的衣服，沿着走廊，慢慢地迎面向他走来，然而，这是妄想。女人留下的日子总是非常短暂，他们的关系转瞬即逝。他不奢望像卡米尔那样的女子，不，卡米尔身上的曲线是那么清晰，又那么温柔，他甚至在想，是否要马上把它画下来或者抓住它。不，他不奢求不可能做到的事。女人就是女人，即使像他一样从下身开始融化了，又能怎么办？
当格拉尔看见亚当斯贝格出现在另一头，然后走进办公室，轻轻地关上门。亚当斯贝格尽管也不英俊，却得到了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即使他脸上孤独排列的任何线条逻辑上来说都不可能达到这个效果，他也很英俊。
一点都不规则，一点都不和谐，没有任何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完全是无序的，但这种无序中却有一种迷人的混乱，有时甚至很丰富，如果它活动起来的话。当格拉尔总觉得这不公平。他的脸与亚当斯贝格的脸一样，都是上帝随意拼凑而成的，但当格拉尔得到的好处却甚少，而亚当斯贝格呢，手中没有王牌，却出了一张十。
因为他早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两岁半就开始思考问题了。当格拉尔一点都不妒忌，而且，亚当斯贝格有幻象。尽管周期性地感到厌烦，他还是很喜欢当格拉尔的，包括这家伙难看的长相，喜欢他的大鼻子和他粗犷的微笑。
亚当斯贝格建议当格拉尔跟他调到这里来，调到刑警队来的时候，当格拉尔曾犹豫片刻。亚当斯贝格漫不经心，懒懒散散，也许正是这一点与他好动、有时过于紧张和担心的性格形成了互补，结果，他成了像啤酒那样可以消除疲劳的必需品。
当格拉尔看着关上的门。亚当斯贝格用各种办法去研究那些4字了，不想打搅他的助手。他松开键盘，背靠着椅子，显得有点忧虑。
从昨天晚上开始，他就在想是否走错路了。因为这个倒过来的4字，他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他躺在床上的时候想到过，独自一人睡觉的时候。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也许在他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那时他还没当警察，不住在巴黎。由于当格拉尔这辈子很少出门旅行，他试着在记忆中寻找蛛丝马迹，如果它们确实存在，而不是大部分已被遗忘的印象。
亚当斯贝格关上门，想给巴黎的四十多个警署打电话，而又不想感到他的助手对他形成的压力。当格拉尔感到精神紧张是完全正常的，他自愿充当一个介入社会的艺术家，虽然并不赞同这一做法。那样的话，就要到巴黎所有的区去调查。要跨出一步，无用而不符合逻辑的一步，亚当斯贝格希望自己一人来做。
今天早上，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吃早饭的时候，他又重新翻阅了他的笔记本，看着那个4字，似乎要孤注一掷，并一个劲地向卡米尔道歉。他甚至问她怎么想。挺漂亮，她说。但醒来时，卡米尔什么都没看见，觉得在邮局赠送的挂历和一幅宗教画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其证明是她都可以不说“很漂亮”，而是说“很残酷”。
他轻轻地回答说：“不，卡米尔，这并不很漂亮。”就是在那个时候，说完那个句子、否定了卡米尔以后，他才下定决心的。
由于晚上睡得少，他的动作有点迟钝，身上有一种有益的疲惫，他拨了名单中的第一个号码。
快到五点钟的时候，他拨完了电话，只是在吃中饭的时候出去走了一次。卡米尔打他手机的时候他正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吃三明治。
不是低声地跟他谈论晚上的事，不，那不是卡米尔的风格。卡米尔说话非常谨慎，而是让自己的身体来表达。想弄懂的人自然会明白，至于明白什么，没有人真正知道。 他在笔记本上写着：女人，聪明，欲望——卡米尔。他停了下来，重新读着这行文字。字很大，又扁又平，但用在卡米尔身上，它们便站了起来，好像理所当然似的。他甚至还能看见它们在纸张的表面发出破裂声。
好了，这就是卡米尔。要让他写下“爱”这个词可太难了。他用钢笔写了一个A，然后停在了M上①，非常担心，不知道该不该写下去。这种保守的态度早就使他惊讶，直到由于经常去看她，最后到达了她的内心。他觉得自己进入了她的内心。
他喜欢爱情，但不喜欢因爱情而产生的那些玩意儿。因为爱情会产生一些玩意儿，只要他不切实际地只躺在床上，哪怕只两天。那些东西呈螺旋形上升，在空中被某些观点蚕食，被硬板床所消化，人们认为爱情永远不会再从那里逃走。他像枯草燃烧起来的一团火，猛地从两扇门之间走到天空下，在四堵墙之间，在像烟道一样狭长的地面上完成了行走。
对于亚当斯贝格那样的人来说，这种螺旋形的东西就像是一种令人伤心的陷阱，他赶走那些暴露秘密的影子，凭其天才的预感，事先就抓住了它们。那些好战的猎物已经发现猎人的足迹，所以这种预感相当重要。
这种逃避，使他有时怀疑卡米尔在操纵他，因为卡米尔周期性地消失，在感情上小心翼翼，双脚总是停在起跑线上。但卡米尔是在悄悄地玩弄这些伎俩，粗鲁不足，警觉有余。
所以，在她身上很难发现那种操纵别人的本能，而这种本能使她看起来一副轻松的样子，她用不着长时间地思考什么事情。亚当斯贝格不得不承认他忽略了卡米尔，没有想到她。他有时会想，但后来就忘了，因为产生了别的思想，主意一个接着一个，拼成了一个镶嵌画，这幅画预示着他将感到茫然。
笔记本一直翻开着，放在膝盖上，没有把那个句子写完，而是在A后面画上了一个句号。
钻工们正在钻窗边的石头，弄得隆隆响。卡米尔没有打电话给他互致问候，而是更加得体地跟他谈起了他今天上午给她看过的那个4字。亚当斯贝格站起来，跨过路中的几堆瓦砾，来到了当格拉尔的办公室。
“你找到那份档案了？”他关心地问。
当格拉尔摇摇头，用手指了指电脑屏幕上快速移动的指纹，指纹已经被放得很大。
亚当斯贝格绕过桌子，走到当格拉尔对面坐下。
“如果让你说个数字，你会说巴黎有多少栋大楼被写上了这个4字？”
“3栋。”当格拉尔说。
“3加9，一共是12栋。要知道，还有很多人不会就这种事去报警，除非是那些忧心忡忡、没有工作或者是老想着一件事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至少有30来栋大楼被那个行为主义者画上了符号。”
“还是4字？同样的形状，同样的颜色？”
“都一样。”
“都剩下一扇门没有写？”
“我们还要认真地核实一下。”
“你打算去核实吗？”
“我想是的。” 当格拉尔双手贴着自己的大腿，说，“我已经看见那个4字了。”
“卡米尔也看见了。”
当格拉尔竖起了眉头。
“在摊在桌上的一本书中，”亚当斯贝格说，“在一个女友的朋友家里。”
“一本什么样的书？”
“卡米尔不知道。她想可能是本历史书，因为那个人白天当男佣，晚上研究中世纪史。”
“一般来说不会相反吗？”
“这个‘一般’相对什么而言？”
当格拉尔拿起放在办公桌上的一瓶啤酒，喝了一口。
“你呢，你是在什么地方看见的？”亚当斯贝格问。
“忘了。是在别的地方，而且时间很长了。”
“如果这个4字已经在什么地方出现过，那它就不是创作了。”
“对。”当格拉尔承认道。
“介入社会的艺术形式是创作吗？”
“一般来说是这样。”
“那怎么处理你那位介入社会的艺术家？”
当格拉尔做了个怪脸，说：
“远离他。”
“用什么东西来取代他？”
“用一个毫无关系的人。”
亚当斯贝格在瓦砾中走了几步，不小心把自己的旧鞋子弄得满是白灰。
“我们好像已经调动了吧，”当格拉尔说，“调到了刑警队凶杀组。”
“我想起来了。”亚当斯贝格说。
“那九幢楼里发生罪案了吗？”
“没有。”
“暴力？威胁？胁迫？”
“没有。你知道得很清楚。”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说它？”
“因为我觉得其中有暴力的成分，当格拉尔。”
“在4字当中？”
“是的，这是一种无言的侵犯，而且很严重。”
亚当斯贝格看了看表。
“我还来得及带……”
他掏出笔记本，然后又迅速合上： “……带巴特诺去看一看那些大楼。” 亚当斯贝格去拿揉成一团扔在椅子上的衣服时，当格拉尔把自己的衣服拉得平平整整的。由于缺乏天生的美，当格拉尔很讲究后天的潇洒。
德康布雷回家很晚，晚饭前只有时间看一看若斯放在一边的晚上的特别广告。
当毒蘑菇出现的时候；当田野和森林布满蜘蛛网的时候；当牲口在草地上病倒或死亡的时候；当野兽在森林中生病或倒毙的时候；当面包很快就发霉的时候，但人们在雪地上看见刚刚孵出的苍蝇、虫类或蚊子时……
他把纸张折叠起来，此时，丽丝贝特正在楼里跑来跑去，喊房客们吃饭。德康布雷的脸不像早上那样喜悦，他拍了一下若斯的肩膀。
“我得跟你谈谈，”他说，“今晚去‘海盗’。我不想让别人听见我们谈话。”
“大收获？”若斯问。
“收获不小，但很要命。那条鱼对我们来说太大了。”
若斯露出怀疑的神色。
“是的，勒盖恩，布列塔尼人说话算话。”
吃饭时，若斯讲了一个故事，一半是他编的，一半是他家族的轶事，引得丽丝贝特低头微笑，若斯感到有些自豪。他帮丽丝贝特收拾桌子，部分是出于习惯，部分是想趁机接近她。当他准备去“海盗”时，她突然看见她穿着晚礼服，从房间里下楼。那件晚礼服是黑色的，闪闪发亮，和她高大的身材十分匹配。她匆匆地朝他投来一笑，若斯身上一颤。
海盗小饭店里很热，烟雾腾腾。德康布雷坐在最里面的一张桌子边，等着若斯的到来。他显得有些担心，面前放着两个酒杯。
“丽丝贝特一收拾完餐具就盛装出门了。”若斯坐下来，说。
“是的。”德康布雷一点都没有觉得惊奇。
“有人请她？”
“除了星期二和星期天，丽丝贝特每天晚上都穿着晚礼服出去。”
“她去见什么人吗？”若斯有些不安地问。
德康布雷摇摇头，说：“她去跳舞。”
若斯皱起了眉头。
“她去跳舞，”德康布雷重复道，“她去演出，去一个酒吧。丽丝贝特有一副美丽的嗓子。”
“他妈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住到这里以后就开始了，我教给了她一些音乐基础知识。她每天晚上都让圣昂布卢瓦酒吧顾客盈门。总有一天，勒盖恩，你会看到她的名字出现在广告的最前面。丽丝贝特•格拉斯冬。那个时候，不管你变得怎么样，都不要忘记她。”
“我会把她忘了才怪呢，德康布雷！我们可以去那家酒吧吗？可以去听她唱歌吗？”
“达马斯每天晚上都去。”
“达马斯？达马斯…维吉尼耶？”
“除了他还有谁？他没有告诉过你？”
“我们每天早上在一起喝咖啡，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事。”
“这就对了，他在恋爱。他可不是那种愿意跟别人分享的人。” “他妈的，达马斯。可他才30岁。”
“丽丝贝特也30岁，不能因为丽丝贝特胖她就不是30岁。”
若斯失神地想像着达马斯和丽丝贝特会是怎么交往的。
“他们能成吗？”他问，“你了解他们的事情。”
德康布雷做了一个深表怀疑的动作：“丽丝贝特对男性的身体早就不感兴趣了。”
“可达马斯很可爱。”
“这不够。”
“丽丝贝特想从男人那儿得到什么？”
“没什么。”
德康布雷吞了一口酒。
“我们到这里来可不是来谈论爱情的，勒盖恩。”
“我知道。你已经捕到了大鱼。”
德康布雷的脸一下子阴沉下来。
“有那么严重吗？”
“恐怕是这样。”
德康布雷扫了一眼邻桌，“海盗”里吵吵嚷嚷的，人声鼎沸，比龙头船的甲板上站着一帮粗人还吵。他放心了。
“我弄清了其中一个作者的身份，”他说，“那是11世纪的一个波斯医生，叫阿维森纳。”
“好。”若斯说，他更关心丽丝贝特的事，而不是阿维森纳。
“我在他的《医典》中找到了那段话。”
“好，”若斯又说，“告诉我，德康布雷，你也当过教师，像你父亲一样？”
“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这样，”若斯打了一个响指，说，“我也知道一些内情。”
“也许我给你讲的事让你感到厌烦了，勒盖恩，不过听一听没有坏处。”
“好。”若斯重复道，他突然觉得自己回到了老杜库埃迪克上课的日子，回到了寄宿学校。
“写特别广告的人什么都没做，就是抄录阿维森纳的句子。主题都是一样的，都围绕着它，没说出作者的名字，也不提他，就像秃鹫接近腐尸，在周围围成一圈。”
“围绕着什么？”若斯有点茫然，问。
“围绕着主题，勒盖恩，我刚刚跟你说过。围绕所有特别广告的惟一目标，围绕着它所宣布的东西。”
“它宣布了什么？”
这时，贝尔丹把两杯酒放在桌上，德康布雷等这个高大的诺曼底人走远，才接着说：
“鼠疫。”他的声音很低。
“什么疫？”
“鼠疫。”“古时候的黑死病？”“是的。一点没错。”
若斯沉默着，没有说话。难道这个文化人会信口雌黄吗？会拿他开玩笑？若斯无法分辨《医典》之说的真假，德康布雷也许会牵着他的鼻子走。他像个谨慎的水手一样，审视着那个文化人的脸，老人好像完全没有开玩笑的样子。
“德康布雷，你不会欺骗我吧？”
被追铺
“我为什么要欺骗你？”“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聪明与傻瓜、无知者和博学者、有文化的人和没文化的人……如果你要玩这套把戏，我会把你扔到大海里去，一件救生衣都不给。”
“勒盖恩，你真是个暴力分子。”
“是的。”若斯承认道。
“我猜想你已经在这块陆地上打死了不少人。”
“是在大海上。”
“我绝对没有跟你开玩笑。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得到权力。”
德康布雷耸耸肩，露出一丝微笑。
“可以继续说下去吗？”
“你愿意继续说下去就继续说下去。可是，这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三个月来，我给一个家伙宣读了他从《圣经》中抄来的东西。他付钱，我宣读，其他事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些广告在道义上是属于你的。如果我明天去报警，我希望你事先也能得到通知，更希望你能陪我去。”
若斯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报警？你发疯了，德康布雷！你觉得这跟警察有什么关系吗？这毕竟不是影响大众的恐怖事件。”
“你怎么知道？”
若斯忍住已经滑到嘴边的话，因为房间的缘故。他必须保住那个房间。
“你给我好好听着，德康布雷，”他克制住自己，接着说，“你觉得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从旧书中抄录有关鼠疫的文字的家伙。一个疯子什么的，一个被鬼迷了的家伙。如果每个疯子乱说你都要去报警，我们连喝酒的时间都没有了。”
“首先，”德康布雷把杯中的酒喝掉了一半，说，“那个家伙并不满足于抄写，他还让你念出来。他躲在幕后，通过你把他自己想说的东西在公共场所说出来了；第二，他步步为营。现在还处于文章的开头阶段，还没到包含‘鼠疫’、‘疾病’或‘道德’等文字的段落。他在前言部分拖拖拉拉，但他还是在前进。你明白了吗，勒盖恩？他在前进。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他在前进。朝着什么前进？”
“朝着文章的结尾。这很符合逻辑，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哪个人从后面开始读书的。”
“有很多书是这样读的。你知道结尾是怎么样的吗？”
“可那些讨厌的书，我没有读过！”
“几千万人死亡。这就是书的结尾。”
“你是说那个家伙会杀死一半法国人？”
“我没有这样说。我只说他在朝着死亡的方向发展，我说他在匍匐前进。如果他让我们阅读《一千零一夜》，结果就不一样。” “他在前进。这话是你说的。我觉得他应该就在现场。他用这些动物故事纠缠我们已经有一个月了，管他是用哪种形式呢！如果你把这叫做是‘前进’的话。”
“我敢肯定。你还记得另外几则广告吗，没头没尾地讲述某人生平的广告？”
“当然记得，但跟这没有任何关系。那个家伙，吃饭、接吻、死亡，这就是他要说的一切。”
“那个家伙叫萨缪埃尔•佩皮斯。”
“我不认识。”
“我给你介绍：那是个英国人，12世纪生活在伦敦的一个有钱的绅士，而且他有工作，可以说是临时的吧，在海洋管理局工作。”
“港口管理局的大人物？”
“并不那么大，但这不要紧，重要的是佩皮斯①在1660-1669年的九年间写了一本私人日记。那个往你箱子里塞广告的疯子说的那一年，就是伦敦发生大鼠疫的那年，1665年，七万人死亡。你明白了吗？那些特别广告一天天接近鼠疫爆发的日子。现在我们已经离得很近了，这就是我所谓的‘前进’。”
若斯第一次感到不安。文人说得有道理，所以要去报警。
“当我们告诉警察，一个疯子跟我们开玩笑，让我们阅读300年前的一则日记，他们会捧腹大笑的。他们要抓的是我们而不是那个疯子，这毫无疑问。”
“我们不会把这事告诉他们，只对他们说，有个疯子在公共场所宣布死亡的消息。接下去，他们自己会去忙的。那样的话，我就问心无愧了。”
“这样他们还是会笑的。”
“当然。所以，我们不能向随便哪个警察报警。我认识一个警察，他不会像其他警察那样取笑人的，不会因这种事而取笑人。我们去找他。”
“如果你愿意，你去就是了。因为，如果他们会对我的证明感兴趣，那才见鬼了呢！德康布雷，我可坐过牢。”
“我也坐过。”
若斯看了德康布雷一眼，没有说话。这么说，要向这个贵族致敬。向贵族致敬！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老文人是北部海边的布列塔尼人，这一点都看不出来，而且，他还坐过牢，不露声色。难怪他用了假名。
“几个月？”若斯随口问道，对其坐牢的原因并不感兴趣，表现得确实像个海上的绅士。
“六个月。”德康布雷说。
“我九个月。”若斯回答说。
“没有减刑？”
“没有。”
“我也一样。”
半斤八两。两人这样交流后，互相尊敬起来，沉默了一会儿，气氛严肃了一点。
“很好。”德康布雷说，“你陪我去吗？”
若斯做了个鬼脸，心里不那么自信。 “纸上谈兵。说说罢了，说话杀不死人。这大家都知道。”
“可是，勒盖恩，恰恰相反，说话是能杀死人的，这大家都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有人大喊‘处死他’，然后大家便把那人吊死的时候起。从此以后一直如此。”
“好吧，”若斯说，他被说服了，“可他们会不会不让我再干那活？”
“勒盖恩，难道你怕警察吗？”
若斯像是被抽了一鞭，站起身来。
“我才不怕呢！德康布雷，你要知道，勒盖恩家族的人，也许有些粗鲁，但警察永远吓不倒他们。”
“那就好。”
“我们去找哪个警察？”来到阿拉戈大道的时候，若斯问。此时是早晨10点左右。
“找我见过两次的那个警察，他曾经……”
“抓过你。”若斯接上去说。
“没错。”
“两次并不足以认识一个人。”
“但可以凌空飞起来，从空中看下来可是很清楚。起初，我竟然把他当成了一个犯人！这是一个很好的预兆。他会给我们5分钟时间的，最糟的是他靠着楼梯的扶手接待我们，然后把事情忘了；而最好呢，他对此事产生了兴趣，询问了一些细节。”
“相关的细节。”
“相关。”
“他为什么会感兴趣呢？”
“他喜欢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或者是没有价值的事情。这至少是他的缺点，当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他的上司正在批评他这一点。”
“我们到楼梯底下去见一个小警察？”
“船长，你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我告诉过你，德康布雷，我不想管这些事。”
“他可不是小警察。他现在是主管，负责罪案科，凶杀组。”
“凶杀组？这么说，他会对我们那些旧文章感兴趣的。”
“你怎么知道？”
“落后分子怎么会升为警长的？”
“据我所知，他有本领处理那些烂事。我所说的烂事，也可以理解成无法表达的事情。”
“不要咬文嚼字好不好？”
“我喜欢咬文嚼字。”
“我已经注意到了。”
走到一扇高高的大门前面，德康布雷停下了脚步，说：
“到了。”
若斯扫了一眼门面。
“他们的破船，需要一个像样点的船坞了。”
德康布雷抱着双臂，靠在门口。
“怎么了？”若斯问，“临阵脱逃？”
“离约好的时间还有六分钟。时间就是时间，他一定是个忙碌的家伙。” 若斯靠在他旁边的墙上，等待着。
有个人经过他们面前，眼睛看着地面，双手插在口袋里，不慌不忙地走进大门，没有看这两个靠在墙上的家伙一眼。
“我觉得好像就是他。”德康布雷轻声说。
“那个棕发的小个子？你开玩笑吧？一个穿着灰色运动衫的老头，上衣皱巴巴的，甚至连头发都没有梳。我不说他一脸菜色，像纳尔博纳河岸路卖的蔬菜和花朵，但要说他是警察，我可不信。”
“我跟你说了，就是他。”德康布雷坚持道，“我听出了他的脚步声。他走起路来拖拖拉拉的。”
德康布雷看了看表，直到过了六分钟，才拖着若斯走进正在维修的大楼。
“我还记得你，杜库埃迪克，”亚当斯贝格让两个来客走进他的办公室，说，“其实忘了，接到你的电话后，我查阅了你的资料后才想起来。我们俩曾经谈过一下，当时的情况并不严重。我记得我曾劝你放弃那个职业。”
“我照你说的做了。”由于凿墙的声音太吵，德康布雷提高了说话声，亚当斯贝格装作没有注意到。
“出狱后你找到什么活干了吗？”
“我当了顾问，”德康布雷不提偷偷租房的事，说，“制作花边小布巾方面的顾问。”
“纳税了？”
“那当然。”
“对啊，”亚当斯贝格说着，陷入了沉思，“为什么不呢？顾客多吗？”
“不愁没顾客。”
“那些人跟你说些什么？”
这时，若斯在想，德康布雷是不是弄错了，这警察是否在干正事？桌上没有电脑，一摞摞纸张散乱在椅子上和地上，纸上写着字或画着画。他靠在雪白的墙上，双手叉着腰，低着头，从下面看着德康布雷。若斯觉得他的眼睛像那些螺旋形地缠在一起的棕色水藻，滑滑的，又浓又厚，目光既温柔又茫然，很锐利，但没有光泽，很散乱，很少盯着一个地方看。人们把藻类上圆圆的泡囊叫做气泡体，若斯觉得这完全适用这个警察的眼睛。这些气泡体嵌在又浓又乱的眉毛底下，就像是岩石中的两个掩体，加上他的鹰钩鼻和脸上生硬的线条，使他看起来有点硬汉的感觉。
“不过，人们到这里来主要是因为一些爱情纠纷，”德康布雷接着说，“有的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过腻了，有的是因为没有过够，或者是根本没有过，或者不像他们当初想像的那样，或者没有办法再插手，由于那些乱七八糟的……”
“小事情。”亚当斯贝格打断他的话。
“小事情。”德康布雷肯定道。
“你看，杜库埃迪克，”亚当斯贝格离开墙壁，在房间里不慌不忙地走着，“这里是刑警队，负责凶杀案。所以，如果你的历史故事有些什么下文，如果有人用这种或那种办法烦你，我没有……”
“不，”德康布雷打断他的话，“此事跟我并没有关系，跟罪案也没关系，至少是现在没有关系。”
“那是威胁？”
“也许吧。匿名布告，死亡布告。”
若斯双肘放在大腿上，饶有兴趣地听着。这个老文人，他要摆脱这些云里雾里的烦心事可不那么容易。
“有具体目标吗？”亚当斯贝格问。
“没有。它要破坏全民安全，制造灾难。”
“好，”亚当斯贝格继续来回踱步，“未来世界的入侵者？它宣布了什么？世界末日？”
“鼠疫。”
“啊！”亚当斯贝格停下脚步，“这可就不一样了。他是怎么向你宣布的？通过信件？电话？”
“通过这位先生，”德康布雷指了指若斯，动作有些庄重，“勒盖恩先生是个职业广告宣读人，从他曾曾祖父那代就开始干这行。他在埃德加-基内-德朗布尔的十字路口宣读街区新闻。也许让他自己解释会更好。”
亚当斯贝格转向若斯，脸色有些疲惫。
“长话短说吧，”若斯说，“别人有事要公开，便给我一张纸条，我就替他们读出来。这并不难，只需一副好嗓子，按时上班，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然后呢？”亚当斯贝格问。 “每天，现在是每天两到三次，”德康布雷补充说，“勒盖恩先生发现了这些短文，宣布鼠疫即将来临。短文离鼠疫爆发的时间越来越近。”
“很好，”亚当斯贝格抽回放在扶手栏杆上的手，随意挥了一下，清楚地表明谈话即将结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8月17日。”若斯准确地说。
亚当斯贝格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他迅速朝若斯抬起头，问：“你能肯定吗？”
若斯发现自己弄错了。不，不是弄错了第一个“特别广告”的日期，而是弄错了这个警察的眼睛。在他像藻类一样的眼睛中，突然闪现出一道亮光，就像一道细细的火，刺破了藻类上的气泡。它像灯塔一样，或明或暗。
“是8月17日。”若斯重复道，“就在干坞期之后。”
亚当斯贝格离开了扶手，又踱起步来。8月17日，正好是巴黎沙约路第一栋屋子被写上4字的日子。两天以后，在蒙马尔特，第二栋屋子被涂写。
“下一封信呢？”亚当斯贝格又问。
“两天后，19日，”若斯回答说，“接着是22日，再后来，信件越来越密。几乎每天都有，最近几天是一天几次。”
“我可以看看吗？”
德康布雷把他所保存的最近几天的有关广告递给他，亚当斯贝格迅速地浏览了一遍。
“我不明白，”他说，“你为什么会联想到鼠疫。”
“我查明了这些文章的出处，”德康布雷解释说，“它们出自几百年前关于鼠疫的旧条约。那些文字带有预言的味道，很快就会切入正题的。现在已经很近了。在最近的信件中，在今天早上的信件中，”德康布雷指着一封信说，“那篇文字刚好停在‘鼠疫’这两个字的前面。”
亚当斯贝格认真地看着当天的那份广告。
……许多人像影子一样移到了墙上，人们看到一些黑色的蒸汽像雾一样从地面升起……当人们发现人类已严重缺乏信任、妒忌、仇恨和自由……
“而且，”德康布雷说，“我想它明天就会出现。也就是说，那个家伙今天晚上就要动手了，如果按照那个英国人的日记。”
“生命在混乱中结束？”
“在井然的秩序中结束。伦敦大鼠疫是在1665年，再过几天，萨缪埃尔•佩皮斯就将发现第一具尸体。我想是在明天吧，明天。”
亚当斯贝格推开桌上的材料，叹了一口气：
“照你们看来，明天会出现什么事？”
“不知道。”
“也许什么事都没有。”亚当斯贝格说，“确实很让人头疼，不是吗？”
“一点不错。”
“不过，充满了幻想。”
“我知道。在法国，最近一次鼠疫是1722年在马赛消灭的。那已经是一个遥远的传说了。”
亚当斯贝格把手指伸进头发里。他也许是想理理头发，若斯想。然后，他把那些纸张都收起来，递给德康布雷。
“谢谢。”他说。
“我可以接着读广告吗？”
“当然，而且，千万不能中断。把后续的事情告诉我。”
“要是没有下文呢？”若斯问。
“如果有人如此精心策划，如此胆大，他很少会中途而废。他会具体地表现出来，即使只表现出一点点。我很想知道这家伙如何继续下去。”
亚当斯贝格把这两个人一直送到门口，然后慢慢地回到办公室。这个故事不仅仅是让人不愉快，而且让人憎恨。至于和4字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除了在日期上的巧合。不过，他倾向于顺着杜库埃迪克的推理查下去。明天，那个英国人，也就是那个佩皮斯，将在伦敦街头遇到第一具死尸，从而揭开灾难的序幕。亚当斯贝格没有坐下，他迅速打开笔记本，找到了那个研究中世纪历史的人的电话号码。那是卡米尔给他的，卡米尔在那个人家里看到过反写的4字。他看了一下刚刚装上去的挂钟，指针指着11点15分。如果那人是个洗熨工，就不大可能在家里找到他。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很年轻，说话很急。
“你是马克•旺多斯勒吗？”亚当斯贝格问。 “他不在。他在后方的战壕里执行洗烫工作①，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在宿营地给他留个口信。”
“谢谢。”亚当斯贝格觉得有点惊奇。
他听见对方放下电话，去寻找写字的东西，话筒里传来纸张的声。
“好了。”对方问，“您贵姓？”
“我是刑警队的让-巴蒂斯特•亚当斯贝格探长。”
“天哪，”对方的声音突然严肃起来，“马克惹了什么麻烦？”
“什么麻烦都没有。卡米尔•福雷斯蒂耶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
“啊，卡米尔，”对方只说了这么一句，但他说这个名字时候的语气，却使亚当斯贝格浑身一颤，或者说深感惊奇，尽管亚当斯贝格并不是一个爱妒忌的男人。卡米尔身边围着一大群人，范围广，人数多。由于疏忽，他全然不知。当他偶然发现一点，他总是感到惊奇，好像发现了一块新大陆。谁说卡米尔没有统治着许多领土？
“是关于一幅图的事，”亚当斯贝格接着说，“一个图形，或者说是一个谜。卡米尔说在马克•旺多斯勒家里看到过同样的东西，在他的一本书里。”
“很有可能。”对方说，“不过肯定不是现在的书。”
“你说什么？”
“马克只对中世纪感兴趣，”对方的声音中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不屑，“他很少碰16世纪以后的东西。我想，那不是你的工作范围，不属于罪案科的工作范围。”
“谁知道呢？”
“好吧，”对方又问，“是鉴定图形吗？”
“如果你的朋友懂得这个图形的意思，也许能帮我们的忙。你那里有传真机吗？”
“有。同一个号码。”
“太好了。我把图形传给你，如果旺多斯勒有什么消息，麻烦他给我传回来。”
“是！”对方说，“明白，坚决执行命令。”
“您是……”对方正想挂电话，亚当斯贝格又问。
“我叫德韦尔努瓦，吕西安•德韦尔努瓦。”
“这事很急。不是开玩笑，非常紧急。”
“相信我吧，探长。”
德韦尔努瓦挂上了电话。亚当斯贝格放下电话，有点不知所措。他只能说，这个德韦尔努瓦有点高傲，一点都不怕跟警察打交道。也许当过军人。
亚当斯贝格一动不动地靠在墙上，看着传真机，可传真机一直到12点半都毫无动静，他气愤地走出办公室，到街上去寻找吃的东西，随便什么东西。他在警队附近的街上瞎逛，买了一个三明治、几个西红柿、一个面包、一些水果和一块甜点。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看到什么店就进什么店，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他一手拿着西红柿，一手拿着榛子小面包，固执地在街上闲逛。他想整天在外面走，第二天才回警队。但旺多斯勒可能会回去吃中饭，这样的话他就有可能得到回复，免得再见到这些像幻影一样在眼前变化的建筑。下午3点，他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把上衣扔在椅子上，然后转身走向传真机。果然有一份传真，已经掉在地上。
先生：
你传真给我的反写的4字，就是当年鼠疫流行时人们在某些住宅区的门窗上所写的那种数字。这是一种古体字，但被基督教文化所吸收，因为基督徒们发现其中有十字架的影子，尽管是随手画的。这是当时商人写的数字，也是印刷工写的数字，但其最大的作用是避邪，避鼠疫。人们把它写在家里的门上，以躲避灾难。
希望这一回答能使你满意。
探长先生，请接受我诚挚的问候。
马克•旺多斯勒 亚当斯贝格靠在桌子上，低头看着地面，手里拿着传真。这个反写的4字是躲避鼠疫的护身符。巴黎有30多栋屋子出现了这个数字，若斯箱子里的有关信件多得要用铁锹来铲。明天，1665年的那个英国人将遇到第一具死尸。亚当斯贝格皱着眉头，来到当格拉尔的办公室，路上还踩碎了几团灰泥。
“当格拉尔，你的行为艺术家正在干蠢事。”
亚当斯贝格把传真放在他的桌上，当格拉尔认真地一连看了两遍。
“是的，”他说，“我现在想起来了，想起了我的那个4字。我在南锡商业法庭的栏杆铁饰上看到过这种4字。两个重叠的4字，其中一个是反写的。”
“怎么处理你的行为艺术家，当格拉尔？”
“我已经说过，远离他。”
“还有呢？”
“取代他。用一个怕鼠疫怕得要死的有幻象的人来取代他，他要保护同伙的屋子。”
“他并不怕鼠疫，而只是做出预言，准备迎接它。他一步一步作了安排。他明天会放把火，或者今天晚上就放。”
当格拉尔早就习惯亚当斯贝格的脸了，亚当斯贝格的脸可以从死气沉沉（像被水扑灭的一团火）变得容光焕发，那时，光泽会通过一种神秘的技巧在棕色的皮肤里蔓延。在那个感情冲动的时刻，当格拉尔知道，所有的否认、怀疑和最严密的逻辑推理都会像火炭上的水雾一样被蒸发掉。所以，这个时候，他宁愿省点力气，享受一下温馨的时光。与此同时，他自身也会产生矛盾：亚当斯贝格缺乏理性的自信会动摇他的基础，短暂放弃理智会使他感到一种奇怪的放松。于是，他会忍不住地听亚当斯贝格说话，可以说是懒洋洋的，任那些思想像云雾一样把他带走，而他对那些思想可以不负责任。亚当斯贝格平时讲话非常耐心，他用缓慢的节奏、低沉而甜蜜的声音、重复的句子和拐弯抹角的表达方式，使人想入非非。最后，经验已经多次告诉当格拉尔，从某种杂乱无序的灵感出发，亚当斯贝格会一下子切中要害。
于是，当亚当斯贝格把他拉到街上，要跟他讲述老杜库埃迪克的故事时，当格拉尔毫不犹豫地穿上了外套。
亚当斯贝格和当格拉尔没到六点就来到了埃德加-基内广场，准备听若斯宣读晚上的那场广告。亚当斯贝格首先丈量了十字路口，并作了记录，然后察看了一下周围，确定了杜库埃迪克的屋子所处的位置，又看了看挂在梧桐树上的蓝色箱子和那家卖运动器材的商店。他看见勒盖恩已经扛着箱子走进店里。当格拉尔已经进入海盗小饭店，进去后好像就不想出来了。亚当斯贝格敲了敲“海盗”的窗玻璃，示意他勒盖恩已经到了。亚当斯贝格知道，听若斯宣读广告不会有任何用处，但他还是想尽可能靠近宣读广告的地方。
若斯的声音从广场那头传来，他们吃了一惊。若斯的声音富有旋律，非常有力，却似乎不费力气。亚当斯贝格想，这么大声，也许是因为聚集在他周围的人太多的缘故。
“一，”若斯开始宣读。亚当斯贝格的出现并没有逃过他的眼睛，“出售养蜂材料和两窝蜂；二，天然的叶绿素和不是吹牛的树木。这正是一个吹牛的例子。”
亚当斯贝格感到非常惊奇。他没有听懂第二则广告，但严肃的听众们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沮丧，他们在等待后面的广告。这无疑是习惯所造成的力量。像其他东西一样，要听懂广告，必须接受训练。
“三，”若斯冷静地宣读着，“欢迎友好的人，有魅力的人最好，否则就算我倒霉；四，埃莱娜，我一直在等你。我再也不揍你了。——失望的贝尔纳；五，拆了我家门铃的混蛋小子，你会吃不了兜着走的；六，750FZX92,39000公斤，轮胎和刹车都是新的，都调试过；七，怎么回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八，提供缝纫细活；九，如果哪天要到火星上去住，你自己去，别带上我；十，出售5盒法国青豆；十一，克隆人类？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做的坏事已经够多了；十二……”
若斯唠叨的这种无聊的东西都快要让亚当斯贝格睡着了，他看了看围观的那一小撮人群，他们有的在用小纸头做记录，有的一动不动地看着若斯，手臂上挎着小包，好像在办公室劳累了一天，到这里休息来了。这时，勒盖恩迅速扫了天空一眼，开始预报次日的陆地天气和海洋天气，晚上，西风从三级增强到五级。大家好像都听得挺满意。接下去，继续念广告，实用的或玄虚的广告，念完第16个广告时，杜库埃迪克站了起来，亚当斯贝格见状立即警觉起来。
“十七，”若斯接着宣读，“现在，那个灾难出现了，出现在某个地方，这是创造出来的，因为它没有任何新东西，没有任何东西不是创造出来的。” 若斯迅速地扫了他一眼，表示刚刚念过的就是“特别广告”了，然后，他接着念第18个广告：“让藤爬在中间地带的墙上是很危险的。”亚当斯贝格一直等到广告读完，包括“路易丝•珍妮”号神奇的远航故事。那艘546吨的法国轮船，满载着葡萄酒、烧酒、干果和罐头，在赫尔伯群岛的巴瑟掉头，沉没在彭布拉斯，船员全部丧生，只剩大副一人。
最后这则广告宣读完毕后，人群中响起了满意或气愤的窃窃私语，有人开始向海盗小饭店走去。若斯已经跳到地面上，一手提着站台，晚上版结束了。亚当斯贝格有点不知所措，转身走向当格拉尔，想听听他的意见，但当格拉尔还是老习惯，雷打不动地要先喝完他的酒。亚当斯贝格找到他时，他正把胳膊肘支在“海盗”的吧台上，神色安详。
“好酒。”他指着他的酒杯，说，“这是我喝过的最好的酒之一。”
有只手放在亚当斯贝格的肩膀上。杜库埃迪克示意亚当斯贝格跟他到角落里的桌边去。
“既然你到了这里，”老文人说，“你最好还是要知道，在这里，谁都不知道我的真名，除了若斯。你明白吗？我在这里叫德康布雷。”
“等等。”亚当斯贝格把他的名字写在笔记本上。
鼠疫，杜库埃迪克，白发：德康布雷。
“宣读广告时，我看见你记了些什么。”亚当斯贝格把本子放进口袋，说。
“第10个广告。我想买绿豌豆。在广告中可以找到好豌豆，价格又不太贵。至于那个‘特别广告’……”
“什么‘特别广告’？”
“也就是那个疯子的广告。鼠疫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了，虽然还遮遮掩掩的，说成是‘灾难’。这是鼠疫的一种叫法，它还有许多别的名称。死亡、传染、中毒、佝偻病、痛苦……人们怕它，所以都尽量不提它的真正名称。那家伙在继续前进，他几乎就要指明，快要碰到目标了。”
一个年轻的金发女人向德康布雷走过来，羞答答地碰了碰他的胳膊。这个女人身材瘦小，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发髻。
“玛丽-贝尔，有什么事吗？”他问。
那个年轻女人踮起脚尖，在他的脸颊上吻了一下。
“谢谢。”她微笑着说，“我知道你会来的。”
“没什么，玛丽-贝尔。”德康布雷也露出了微笑。
年轻女人悄悄做了一个手势，走开了，投入到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的怀中。那个男人一头棕发，头发长得一直垂到了肩上。
“她很漂亮。”亚当斯贝格说，“你帮了她什么忙？”
“我给她兄弟织了一件毛衣，请相信，这可不容易。下一步，我还要在11月份给她一件夹克衫。我现在正在做。”
亚当斯贝格不想搀和这种事，他感到自己正走进这个街区的迷宫，他对这些人的生活一点都不感兴趣。
“说说别的事吧，”德康布雷说，“你被盯上了。现场已经有人知道你是警察。”他从下到上迅速扫了亚当斯贝格一眼，补充说，“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是那个宣读广告的人？”
“也许吧。”
“这问题不大，甚至没有任何问题。”
“那个人是你的助手吗？”德康布雷用下巴指了指当格拉尔，问。
“那是当格拉尔警官。”
老杜库埃迪克的故事
“贝尔丹，也就是开这家小饭店的那个身材高大的诺曼底人，正在告诉你的警官，他特殊的苹果酒有返老还童的功效。如果你的警官听他的话，从现在开始，15分钟后，他就会年轻15岁。我告诉你这点，是想让你提高警惕。根据我的经验，那种苹果烧的确非同一般，但它会让你在第二天至少一个上午都干不了事。”“当格拉尔上午往往不干事。”
“啊，这太好了，但愿他能知道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烧酒，喝了以后不但会使人干不了事，而且人会差不多变呆、变痴，有点像黏液中的蜗牛。变化十分惊人。”
“痛苦吗？”
“不痛苦，就像在度假一样。”
说完，德康布雷跟他点点头，走出了小饭店，他不想当着众人的面跟警察握手。亚当斯贝格继续看着当格拉尔在消磨时间。快到8点的时候，他强行让当格拉尔在桌子边上坐下来，让他吃一点固体食物。
“为什么？”当格拉尔很要面子，但已经浑身无力。
“为了今天晚上有东西吐。否则，你的肚子会痛死你的。”
“好主意。”当格拉尔说，“那我们就吃。”
亚当斯贝格在海盗小饭店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把当格拉尔送回家，然后来到卡米尔家的窗前。他在人行道上就看见卡米尔住的顶楼窗里亮着灯，他靠在汽车的发电机盖上，看着那道灯光，等了几分钟，眼皮累得直打架。这一天过得荒唐而劳累，但最后将在卡米尔的身上得到补偿。那见鬼的鼠疫很快就会化成一些碎片，然后变成轻纱，变成一些透明的东西。
他上了八楼，悄悄地走进房间。卡米尔作曲的时候，往往让门虚掩着，免得中断工作去开门。她坐在音响合成器前面，戴着耳机，双手按着琴键。看见亚当斯贝格进来，她朝他笑了笑，然后点点头，让他明白她的事情还没有做完。亚当斯贝格站着，听着从耳机中漏出来的音符，等待着。卡米尔又工作了十来分钟，然后摘下耳机，关掉音响合成器。
“是部历险电影？”亚当斯贝格问。
“科幻，”卡米尔站起来说，“是电视剧。我负责创作6集。”
卡米尔走到亚当斯贝格身边，搂住他的肩膀。
“有个家伙突然出现在地球上，”她解释道，“他具有非凡的力量，想消灭全人类，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好像都不关心这个问题。想破坏和想喝水一样，并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他想破坏，仅此而已。一开始这一点就肯定了。这家伙的明显特点是不呼吸。”
“我也一样，”亚当斯贝格说，“科幻。我还在第一集开头，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一个家伙来到地球上，想消灭全人类。不同寻常的细节：他懂拉丁语。”
半夜时分，卡米尔轻轻动了一下，亚当斯贝格睁开眼睛。她把头枕在他的肚子上，还在睡觉。他托起这个年轻女人的双手和双腿，心里有些奇怪。他悄悄地缩回身子，给她腾了一点地方。
夜幕降临的时候。一个男人钻进一条小巷，来到一间破屋前。他熟悉这里被踩得高低不平的石阶和被摸得光光的木门。他在门上敲了五下。
“是你吗？”
“是我，玛内。开门。”
一个又高又胖的老太婆打着手电，把他带到兼当客厅的厨房里。低矮的小门口没有电灯，他已经多次建议老玛内把屋子翻修一下，弄得舒服点，但她顽固得很，每次都拒绝他的建议。
“以后再说吧，阿尔诺，”她说，“等你有了钱再说。舒服不舒服我一点都不在乎。”
然后，她伸出她穿着黑色鹿皮鞋的脚给他看。
“你知道我是多大才第一次穿鞋子的？4岁以前，我一直光着脚走路。”
“我知道，玛内，”男子说，“可是，屋顶都没有了，阁楼的天花板会烂的。我可不希望你哪天出事。”
“管你自己的事吧。”
男子在绣花沙发上坐下，玛内端上两杯烈酒和一碟小馅饼。
“以前，”她把碟子放在他面前，说，“我还能用奶皮给你做馅饼，可现在，找不到能做奶皮的奶了。没了，没了。即使你把它放在外面10天也没用，它底下发霉，但表层却一点皮都不结。那不再是奶，而是雨水。我不得不用奶油来代替。不得不这样，阿尔诺。”
“我知道，玛内。”阿尔诺说着，把两个酒杯倒满，老太太选择了大杯子。 “味道变了很多吗？”
“没有，还是那么好吃，你放心吧！这些小点心做得挺好的，你没有什么可自责的。”
“你说得对，不开玩笑了。准备得怎么样了？”
“都准备好了。”
一丝艰难的微笑使玛内的脸乐开了花。
“多少扇门？”
“253扇。我做得越来越快。你知道，干得非常漂亮，非常巧妙。”
老太太笑得更欢了，显得更加温柔。
“真不赖，阿尔诺。你会得到回报的，我对着《启示录》向你发誓。”
阿尔诺也笑了，把脑袋靠在老太太已经瘪下去的胸前，她的胸脯散发着橄榄油的味道。
“所有的人，我可爱的阿尔诺，”她抚摸着他的头发，重复道，“所有的人都会死光，不管男女老少。”
“所有的人。”阿尔诺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
突然，老太太惊叫跳起来。
“你的戒指呢，阿尔诺？你的戒指呢？”
“别担心，”阿尔诺站了起来，说，“我不过是把它戴到了另一只手上而已。”
“给我看看。”
阿尔诺把右手递给她，中指戴着戒指。她用拇指摸了一下在他手中闪闪发光的钻石，然后把它摘下来，戴到他的左手上。
“把它戴在左手上，”她命令道，“别再摘下来。”
“好吧，你别担心了。”
“戴左手，阿尔诺。戴在无名指上。”
“好。”
“我们等了好多年，好多年。今晚，终于要等到了。谢谢上帝让我活到了今天。阿尔诺，如果你要感谢，就感谢上帝吧！他让我活到现在，看到你完成任务。”
“你说得对，玛内。”
“干杯，阿尔诺，向你致敬。”
老太太举起酒杯，要和阿尔诺喝交杯酒，两人的酒杯碰了一下。阿尔诺一声不响地连喝了几口，手一直没有抽回来。
“别开玩笑了，”玛内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吗？你有那层楼的密码吗？里面有多少个人？”
“他一个人住。”
“过来，我把东西交给你，动作要快。我已经饿了它们两天，它们会像梅毒入侵低级神甫那样扑向他。戴上你的手套。”
阿尔诺跟着她来到一把木匠用的梯子前，爬上了阁楼。
“别碰到头，玛内。”
“管好你自己吧！我一天爬两次。” 玛内轻松地爬上了阁楼，上面传来尖利的叫声。
“安静点，孩子们，”她命令道。“给我照亮，左边这个。”
阿尔诺拧亮手电，照亮了一个大箱子，里面有20多只老鼠在吱吱地叫着。
“你看，角落里有一只快要死了。我要到明天才能换新的。”
“你能肯定它们染上了？”
“毫无疑问，你不用怀疑我的本领。害怕了？在伟大的夜晚到来之际？”
“当然不是，但我喜欢你放10只而不是5只。这样更稳妥一些。”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放15只。这样，你就可以安安稳稳地睡觉了。”
老太太弯下腰，在笼子边的地上拿起一个小布袋。
“前天得鼠疫死的，”她把袋子在阿尔诺的鼻子底下晃了晃，“我们要把它们身上的跳蚤都弄下来，然后上车。给我照亮。”
阿尔诺看见玛内在厨房里忙着弄死老鼠。
“你自己也要小心。如果你的手指弄破了怎么办？”
“我告诉过你，我什么都不怕。”玛内生气地说，“我从头到脚都搽满了油。你放心了吧？”
10分钟后，她把死老鼠扔到了垃圾篓里，递给阿尔诺一个大信封。
“22只跳蚤。”她说，“你看，你有足够的跳蚤。”
阿尔诺小心地把信封塞进衣服里面的口袋里。
“我走了，玛内。”
“要一下子就打开它，动作要快，然后把它塞到门底。打开它的时候不要害怕，你是主人。”
老太太轻轻地搂了搂他。
“不开玩笑了。”她说，“轮到你了，上帝保佑你，小心警察。”
早上九点左右，亚当斯贝格来到了警队。星期六事情没那么多，所以人员也有所减少，施工的噪音也停止了。当格拉尔没来，他现在肯定在海盗小饭店不惜重金地进行青春疗法。而对亚当斯贝格来说，昨天晚上的事已荡然无存，他只记得和卡米尔在一起度过的美妙时光。他感到大腿和后背的肌肉疲惫无力，直到半夜两点才好点，身体里好像有个被堵住的声音在回响。后来，没事了。
他又花了一个上午给各区的派出所轮番打电话。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在写了4字的大楼里，没有可疑的死亡案件，倒是在第1、第16和第17区又发生了三宗抢劫案。还有4字，署名还是那三个字母CLT。他最后打电话给警察总局的布勒伊。
布勒伊是个可爱而多事的家伙，是个爱讽刺人的审美专家，也是一个出色的厨师，这种种优点让人很难一下子就对他的未来做出判断。亚当斯贝格被任命为凶杀组负责人时，在警察总局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他总是那么无精打采，衣着随便，可奇怪的是他在工作中屡建功勋。布勒伊是不多的几个能看到亚当斯贝格潜质的人之一，从来没有把亚当斯贝格当成是等闲之辈。布勒伊在警察总局的位置炙手可热，这种宽容就显得格外难得。
“如果这些大楼中哪一栋出现麻烦，”亚当斯贝格最后说，“劳驾你通知我一下。我已经跟踪了好几天了。”
“也就是说把案子转交给你？”
“对。”
“放心吧，”布勒伊说，“我要是你，我可不会那么着急。那些负责电视监控家伙和你那个星期天画家一样，总的来说，都是无能之辈。”
“但我还是着急。我监视着他。”
“警队里的窗栅装完了？”
“还有两扇。”
“找个晚上来吃饭吧。奶油芦笋加香芹，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亚当斯贝格笑着挂上了电话，手插在口袋里去吃中饭。9月的天空一片灰色，他走了差不多三个小时，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回到警队。 一个陌生的警察看到他走近，立即站了起来。
“警士拉马尔，”那个警察突然说，手绞着上衣的纽扣，眼睛看着前面的墙。“1点41分有个电话找您。有个自称为艾尔韦•德康布雷的人希望您能按照这个电话号码给他回电。”说着，他递给亚当斯贝格一张纸条。
亚当斯贝格盯着拉马尔，试图截住他的目光。拉马尔有个纽扣没有钉紧，掉在了地上，但他仍然站得笔直，垂着双臂。他身材高大，头发金黄，眼珠碧蓝，使亚当斯贝格想起了海盗小饭店的老板。
“你是诺曼底人吗，拉马尔？”亚当斯贝格问。
“是，探长。我生在格兰维尔。”
“你是从宪兵队里调来的？”
“是，探长。我通过了考试，所以被分配到首都。”
“警士，你可以把纽扣捡起来了，”亚当斯贝格建议道，“并且可以坐下。”
拉马尔说了声谢谢。
“你试着看我，盯着看。”
拉马尔有点惊慌，脸都变了样，目光仍然盯着墙。
“这是工作的需要，”亚当斯贝格说，“努力一把。”
拉马尔慢慢地转过脸来。
“很好，”亚当斯贝格止住他说，“别再动了。目光保持不动，警士，你在这里是一名警察。凶杀组的警察比别的警察要更谨慎、自然和人道。你要能渗透到罪犯当中，能监视他们，盘问他们，悄悄地逮住他们，要让别人对你有信心，还要把眼泪擦了。像你现在这样，人们在100米外就会发现你，你像草地上的公牛那么僵硬。放松一点，不过，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第一个练习：学会看别人。”
“是，探长。”
“看着对方的眼睛，而不是额头。”
“是，探长。”
亚当斯贝格打开他的笔记本，立即在上面记下：海盗小饭店，纽扣，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墙：拉马尔。
听到第一声电话铃，德康布雷就拿起了听筒。
“探长，我想通知您，我们盯着的那个人刚刚度过了难关。”
“什么意思？”
“最好我给你念念今天上午和中午的特别广告。您在听吗？”
“我在听。”
“第一封是那个英国人的《日记》下文。”
“你是说佩皮斯。”
“是的，探长，佩皮斯。今天，尽管我很不情愿，我还是看到两三栋屋子的门上有一个红色的十字和‘上帝怜悯我们’这一行字。场面很悲惨，是我看到的最悲惨的场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无济于事。” “我们至少能这样说。这个红十字写在那些被传染者的家门上，让行人避而远之。现在，佩皮斯遇到了第一批感染鼠疫的人。事实上，鼠疫早就在郊区蔓延了，但佩皮斯住在城里的富人区，对此一无所知。”
“第二封呢？”亚当斯贝格打断他的话。
“更严重。我给你念念。”
“读慢点！”亚当斯贝格要求他。
“8月17日，传说鼠疫马上就要爆发，许多人害怕得发抖，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叫雷桑的著名医生身上。这种努力毫无用处：9月14日，鼠疫传入了城里，首先袭击卢梭区，死人一个接着一个，表明鼠疫已在那里出现。我要向你指出，因为你看不见这信，这封信上充满了省略号。那家伙有毛病，他省略原文非要注明不可。而且，‘8月17日’、‘9月14日’、‘卢梭区’是用不同的字体打的。他肯定修改了文章中的真实日期和地点，他改变了字体，以表明他作了改动。我是这样看的。”
“今天是9月14日，是吗？”亚当斯贝格问。他对日期从来都是糊里糊涂，不是多一两天就是少一两天。
“没错。正因为如此，那个疯子才向我们宣布鼠疫今天进入巴黎，开始死人。”
“让-雅克•卢梭路。”
“你认为他们瞄准的是那里吗？”
“那条路有一栋大楼被写上了4字。”
“什么4?”
亚当斯贝格发现德康布雷已经深陷于此事当中，对宣布广告即将来临的那个人的另一方面活动也非常了解。而且，他还发现，德康布雷尽管很有学问，但似乎完全不了解这个4字的意义，就像那个博学的当格拉尔一样。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护身符的意思，所以，使用它的那个家伙一定很有学问。
“总之，”亚当斯贝格最后说，“你可以独自追踪此事，以收集日常资料为借口。这将是你的一件很美的收藏品，无论对你还是对若斯的编年史来说都是如此。至于是不是会有罪案，你就别管它了。那家伙又溜走了，完全是象征性的，就像我的助手所说的那样。因为今天晚上在让-雅克•卢梭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其他被写上4字的大楼也同样，而那个家伙却还在写，能写多久就写多久吧。”
“那好，”德康布雷沉默了一会儿以后说，“让我告诉你吧，我很高兴又多学了一点东西。别埋怨我浪费了你的时间。”
“说到哪里去了。我很乐意把时间花在值得花的地方。”
亚当斯贝格挂上电话，对自己说，星期六一天的工作到此结束了。值班记录中没有任何急得需要在星期一之前完成的工作。在离开办公室之前，他查了一下笔记本，呆会儿跟那个来自格兰维尔的宪兵打招呼时可别喊错了他的名字。
阳光又穿过薄薄的云彩，城市恢复了它夏天的模样，走在马路上，有点让人昏昏欲睡。亚当斯贝格脱掉上衣，搭在肩膀上，慢慢地朝河边走去。他似乎觉得巴黎忘了自己有条河。塞纳河尽管脏兮兮的，但流水慢慢的，散发着湿衣衫的味道，周围又有鸟的叫声，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避难所。
他慢慢地在小巷中走着，心想，这跟当格拉尔在家中喝酒一样舒服。他希望在没有旁人的情况下把4字案彻底埋葬。当格拉尔做得对。那个写4字的疯子，不管是行为艺术家还是有象征癖，都在一个和他们无关的世界中自由自在地活动。亚当斯贝格输了，但他不在乎，这样更好。他并不觉得跟助手较劲有什么光荣，但他希望能在孤独中彻底忘掉此事。星期一，他将告诉当格拉尔说，他弄错了，那些4字就像南特伊的巨大瓢虫。那个故事是谁说的？那个摄影师，那个脸上有红斑的家伙。他叫什么来着？他想不起来了。
星期一，亚当斯贝格向当格拉尔宣布，4字案结束了。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人，当格拉尔没有作出任何评论，只满足于接受。
星期二，下午2点15分，第1区的警署来了电话，通知他说在让-雅克•卢梭路117号发现一具尸体。
亚当斯贝格极慢极慢地放下听筒，就像在夜半三更不愿吵醒别人一样，可现在是大白天。他并不是怕打搅别人睡觉，而是自己想睡，想无声无息地忘掉一切。经常有这种时候，他自我折磨，以至于宁愿有一天完全处于麻木和无力状态，他希望缩成一团，躲在其中，再也不出来。
那时，他完全有理由无视所有的理智，但这并不是他最美好的时光。他会短时间感到沮丧，好像加拉博丝仙女①在他出生时送给他的危险礼物压在其肩上。
仙女已经年老眼昏花了，她可能俯在他的摇篮上面说了这么一些话：“由于你没有邀请我参加这一洗礼（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的父母穷得像约伯一样，在比利牛斯山中给他裹上厚厚的毯子，独自庆祝他的出生），我给这孩子送个礼物，让他能预感到别人还看不见的可怕的事情。”说得好听点，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事情，因为加拉博丝仙女怎么也不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文盲，也不是世界上最粗俗的女人。 这种不舒服转瞬即逝，一方面是因为亚当斯贝格根本就不想缩成一团，他每天需要走半天，站半天；另一方面，他也根本没有这种本领。他开始调查那些4字时所产生的预感，后来变得十分符合逻辑，虽然这种逻辑不像当格拉尔的逻辑那么思路清晰，而他也无法解释那些看不见的红印。
他觉得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那些4字一开始就被当成是一种威胁，这种威胁与其作者写在门上的那些字一样明白：“我在这儿，看着我。小心我。”德康布雷和勒盖恩曾前来告诉他，宣布鼠疫来临的那个人越来越猖獗了。
从那天开始，这种威胁就越来越明显，最后成了真正的危险。显然，那个家伙对自己一手导演的这出戏非常得意，他肯定不会半途而废。他准确地宣布了死亡的来临，准确得有点惊人，而这种宣布很可能会伴随着尸体的到来。很符合逻辑，就像德康布雷对此表示担心也很符合逻辑一样。
那个始作俑者制造的这件可怕的事情，他的怪异甚至复杂心态，这些都吓不倒亚当斯贝格。这些奇怪的举动，带有某些古典的成分，对一个自尊心强而又受到过挫伤的罕见凶手来说是十分典型的，他把自己的耻辱和野心提到了一定的高度。他求救于古老的鼠疫，让人感到更加神秘，甚至难以理解。
第1区的警署署长说得非常明确：根据发现尸体的警官的最初报告，那具尸体浑身漆黑。
“我们过去，当格拉尔，”亚当斯贝格走到助手的办公室门口，说，“紧急集合全体队员。发现了一具尸体，法医和技术人员正在路上。”
此时，亚当斯贝格可能比平时相对快了一点。当格拉尔急忙集合队伍，虽然亚当斯贝格没有再多解释一句。
亚当斯贝格让两个警官和一个警士坐在汽车后排，并拉了一下当格拉尔衣袖：
“等等，当格拉尔，没必要过早让他们不安。”
“你是说朱斯坦、瓦斯内和凯尔诺基恩。”当格拉尔说。
“果实掉下来了，让-雅克•卢梭路发现了尸体。那栋大楼里有十扇门最近出现了反写的4字。”
“他妈的！”当格拉尔骂了一句。
“死者是一个30来岁的男人，白人。”
“你为什么要强调是‘白人’？”
“因为他的身体是黑的。皮肤是黑的，被染黑的。舌头也是黑的。”
当格拉尔皱起了眉头。
“鼠疫，”他说，“黑死病。”
“对。但我不相信那个人死于鼠疫。”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亚当斯贝格耸耸肩：
“我不知道。太荒唐了，法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现鼠疫了。”
“可以传播啊！”
“那得有鼠疫病菌才行。”
“这太容易了。巴黎或别的地方的实验室里有的是鼠疫杆菌。战斗就在那些秘密的角落里进行，那个机灵而邪恶的家伙可能会利用这一点。”
“什么，鼠疫杆菌？”
“这是它的姓。它的姓名叫做：耶尔森•鼠疫；特点：传染性细菌；职业：历史杀手；受害者人数：数千万人；动机：惩罚。”
“惩罚？”亚当斯贝格轻声问，“你敢肯定吗？”
“一千多年来，谁都不曾怀疑鼠疫是上帝亲自带到世界上来的，以惩罚我们的罪孽。”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可不希望夜半三更在马路上遇到上帝。你说的是真的吗，当格拉尔？”
“真的。那是彻头彻尾的‘上帝之灾’。你想想，一个家伙口袋里揣着它到处闲逛，它能不爆发吗？”
“如果不是这样，当格拉尔，如果他们只想让我们相信，有个人口袋里揣着上帝之灾到处闲逛，那可就是一个灾难了。它一旦传播，就会像草原上的火。大家可能都会得精神病，迅速扩散。”亚当斯贝格在汽车里呼叫警队。
“这里是刑警队，我是诺埃尔警官。”一个声音生硬地回答说。
“诺埃尔，带上一个人，要谨慎一点的，或者干脆带上一个女警，那个棕发的，有点矜持的……”
“你是说埃莱娜•弗鲁瓦西警官，探长？”
“是她。赶快去埃德加-基内-德朗布尔十字路口。远远地看看有个叫德康布雷的人是否在家里，他住在盖泰路的角落。呆在那里别走开，直到开始宣读晚上的广告。”
“广告宣读？”
“你去了就会知道的。六点左右，会有一个家伙登上台子。呆在那里别走开，直到有人来替换你们。睁大眼睛，监视周围的一切，尤其是围在广告宣读者周围的人。我会再跟你联系的。”
他们五个人上了六楼，第1区警署的署长已经在等他们。每一层楼的门都被洗过了，但还是一眼就能看出留下的大块红印。
在走到最后一层楼之前，当格拉尔轻轻地对亚当斯贝格介绍说：“他是德维拉尔警长。”
“谢谢。”亚当斯贝格说。
德维拉尔握着他的手，说：“似乎是您在负责这一案件，亚当斯贝格？我刚从警察总局听说的。”
“是的，”亚当斯贝格答道，“案件没有发生我就盯着它了。”
“太好了，”德维拉尔一脸疲惫的样子，“我手头还有许多案件，有人打烂了录像机，很严重，区内还有30多辆车被破坏。这星期应付不过来。哎，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德维拉尔。”
亚当斯贝格说着，推开房间的门，仔细察看正面。门很干净，一点被画的痕迹都没有。
“勒内•洛里翁，单身，”德维拉尔查看着记录，说道，“32岁，车库工人。老实本分，没有案底。发现尸体的是女佣，她一周来一次，星期二上午。”
“倒霉。”亚当斯贝格说。
“是的。她的精神崩溃了，她女儿把她带回去了。”德维拉尔把笔记本递给亚当斯贝格，亚当斯贝格做了一个表示感谢的动作，然后走近尸体，正在勘查的技术人员纷纷闪开，让他察看。死者一丝不挂，仰面躺着，抱着双臂，皮肤上有十来个黑印，大腿上、上身、手臂和脸上都有，舌头垂在外面，也是黑的。亚当斯贝格蹲了下来。
“不会是装死吧，嗯？”他问一个法医。
“别拿我开玩笑了，探长，”法医没好气地答道，“我还没有检查尸体，但这家伙死了，已经死了几个小时。从他的脖子上看，是被掐死的，他脖子上的皮肤是黑的。”
“是的，”亚当斯贝格轻声说，“但这不是我想说的意思。”
他拢起倒洒在地上的黑色粉末，用手指捻了捻，然后在裤子上擦干净手。
“是炭粉，”他轻声说，“这家伙碰过木炭。”
“空气中也有。”有个技术人员说。
亚当斯贝格扫了一眼四周，问：
“他的衣服呢？”
“叠得好好的，都在房间里，”德维拉尔说，“鞋子整整齐齐地放在椅子底下。”
“没有东西被打烂？没有撬锁？”
“没有。也许是洛里翁自己给凶手开的门，也许是那家伙偷偷地撬开了锁。我想我们都倾向于第二种解释，如果是这样的话，事情就简单多了。”
“那么说，凶手是个专家？”
“一点没错。魔术般地开锁，这不是在学校里学得到的。那家伙也许坐过牢，坐了挺长时间，足以在里面学会开锁。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有案底。只要他留下任何痕迹，你们很快就能抓住他。但愿如此，亚当斯贝格。” 三个技术人员在一声不响地忙着，一个在检查尸体，一个在检查锁孔，还有一个在检查家具。
亚当斯贝格慢慢地在房间里踱步，然后走进浴室、厨房和卧室，卧室很小，但很整洁。他戴上手套，机械地打开衣柜和床头柜，又拉开五斗橱、写字台和碗柜的抽屉。只有厨房里的桌子有点乱，他停了下来，发现桌上有个乳白色的大信封，斜放在一沓信件和报纸上。信封是被一下子拆开的，他察看了很久，没有碰它，等待那个形象在脑海中重新清晰起来。
记忆离得并不怎么远，一两分钟的事。只要亚当斯贝格的记忆无法准确地记起姓名、书名、标志、字体、句法以及与那段文字有关的一切，它所呈现的图像就越丰富。亚当斯贝格具有超强的视觉能力，能够捕捉到整个生活场景，从透过云层的光线到德维拉尔衣袖的扣子掉了一个，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形象被重新组织了起来，非常清晰。
德康布雷正在警队里，坐在他面前，从一个厚厚的乳白色信封里抽出一摞“特别广告”，那个信封比一般的信封大，是用灰白色的双层绸纸做成的，和他现在看到的放在报纸堆上的信封一模一样。亚当斯贝格示意摄影师过来拍照，自己则翻着笔记本，寻找那个摄影师的名字。
“谢谢，巴特诺。”他说。
亚当斯贝格拿起信封，把它打开，里面是空的。他又看了看旁边的那沓信件，一一检查它们的信封，都是用手指撕开的，里面的信也都还在。在垃圾篓里，邮戳上的日子都是三天以内的，还有两个被撕碎的信封和几张被揉皱的信纸，但每张信纸的尺寸都与乳白色信封的尺寸不同。他站起身来，把手套扔到水里，陷入了沉思。那个人为什么要保存这个空信封？为什么不迅速地用手撕开信封，就像撕开别的信封一样？
他回到大房间里，技术员们已经检查完毕。
“我可以走了吗，探长？”法医问，他站在德维拉尔和亚当斯贝格之间犹豫不决。
“走吧。”德维拉尔说。
亚当斯贝格把那个信封放到一个塑料袋里，递给一个警察。
“把它和别的东西一起送到实验室。”他说，“特别提示：急。”
一小时后，他与尸体一道离开了那栋大楼，留下两个警官在那里询问住户。
傍晚五点，警队的23个警察集合在一起，瓦砾中摆了几排椅子，他们围着亚当斯贝格坐着。只缺诺埃尔和弗罗瓦西，他们俩在埃德加-基内广场监视，还有两个警察在让-雅克•卢梭路值班。
亚当斯贝格站着，在刚刚粉刷过的墙上用图钉钉了一张大大的巴黎地图。他不声不响地查阅拿在手里的名单，把红头的大图钉钉在14栋已被写上4字的大楼上，而蓝头的图钉则钉在发现死者的第15栋大楼上。
“8月17日，”亚当斯贝格说，“有个家伙来到了地球上，想破坏全人类。我们就把他叫做CLT吧。CLT没有马上扑向第一个遇到的人，而是从一个句子开始，为了准备这个句子，他几乎花了一个月，也许这个句子事先早就准备好了。他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发起了进攻：一号战线，他选择了巴黎的几座大楼，晚上，在楼内的门上用油漆写上黑色的4字。”
亚当斯贝格打开幻灯，巨大的反写的4字出现在白色的墙壁上。
“这个4字非常特别，它是反过来写的，下面很大，竖线上有两条杠。每个4字都有这些特点。右下方还有三个大写的字母CLT。与4字相反，这些字母非常简单，没有任何装饰。这个4字出现在楼内的所有门上，只有一扇除外。这种选择完全是偶然的，选择大楼的原则似乎很随意。11个区都出现了这些4字，无论是临街的大楼还是小巷中的小楼都未能幸免。大楼的门牌变化多端，有单号，也有双号。大楼本身也是风格不一，各个时代的都有，有的豪华，有的破烂。可以认为，CLT故意选择各种各样的大楼，好像想就此告诉众人：他可以侵犯全人类，任何人都没有例外。”
“住户呢？”一个警察问。
“别着急，”亚当斯贝格说，“这个反写的4字，它的意思已经清楚地被解密了：那是过去用来作为避邪物、保护人们不受鼠疫侵袭的一个数字。”
“什么鼠疫？”又有人问。
亚当斯贝格一下子就认出说话的是那个皱眉头的警察。
“法夫尔，鼠疫只有一种。当格拉尔，请用三个句子简单介绍一下。”
“鼠疫于1347年在西方爆发，”当格拉尔说，“5年内，给欧洲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从那不勒斯到莫斯科，没一个城市能够幸免，3000万人死亡。人类历史上的这一可怕插曲叫做‘黑死病’。这一叫法对于认识我们的调查非常重要。来自……” “三个句子。”亚当斯贝格打断当格拉尔的话。
“后来，它周期性地出现，几乎每十年就一次，一些地方完全遭受灾难，直到18世纪才灭绝。中世纪和现代我就不提了，东方也不提了。”
“很好，不要再提了。这足以让大家明白我们现在在说什么了。历史性的鼠疫，五到十天就让你死一个人的鼠疫。”
听了这话，大家都窃窃私语起来。亚当斯贝格双手插在口袋里，眼睛看着地面，等待大家平静下来。
“让-雅克•卢梭街的那个人死于鼠疫吗？”有个人问，他好像不太相信。
“这我呆会儿再说。第二战线：同样是8月17日，CLT在公共场所抛出了他的第一份宣言。他看中了埃德加-基内-德朗布尔的十字路口，有个人在那里重拾一个古老的职业——广告宣读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右边有人举手。
“那是什么玩意儿？”
“那人在树上日夜挂上一个箱子，人们把要公布的东西塞到里面。作为回报，我想，有一点小酬金。宣读广告的人每天三次取出那些东西来读。”
“这简直愚蠢极了。”有人说。
“也许是这样，但生意不错，”亚当斯贝格说，“并不比卖字和卖花更蠢。”
“或者也不比当警察更蠢。”左边有人说。
亚当斯贝格找出了说这话的人，那是一个小个子，脸带微笑，头发是灰色的，但四分之三已经秃了。
“没错，或许并不比当警察更蠢，”亚当斯贝格同意他的观点，“CLT留下的文字普罗大众是看不懂的。那是一些短文，是从法语甚至是从拉丁语的古书中选出来的，装在一个乳白色的大信封里，塞进箱子。文字是打印的，现场有个研究古书的人非常担心，试图把这些文字的意思弄清楚。”
“他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一个警察问，膝盖上放着一个笔记本。
亚当斯贝格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他叫德康布雷。已经退休，现在当生活顾问。”
“那个地方的人都疯了吗？”又有一个人说。
“有可能，”亚当斯贝格说，“但这是视觉问题。如果你远远地看，什么东西都好像井井有条，但一走近，慢慢地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甚至在我们警队里面，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有点疯疯癫癫。”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法夫尔跳出来表示反对，他大声说，“在广场上宣读广告的人肯定有毛病。让他找个地方发泄发泄吧，他的头脑会清醒一点。在盖泰路，付300法郎就够了。”
大家哄堂大笑。亚当斯贝格用平静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全场，慢慢地走到法夫尔身边，停了下来。大家都止住了笑声。
“法夫尔，我刚才说，警队里也有傻瓜。”
“你说是谁吧，探长！”法夫尔突然站了起来，两颊绯红。
“闭嘴！”亚当斯贝格粗暴地大喊了一声。
法夫尔一惊，立即坐下来，像是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亚当斯贝格抱着双臂，默默地等了几分钟，没有说话。
“我曾经要你好好开动脑筋，法夫尔，”过了一会儿，亚当斯贝格才说，显得平静了一些，“现在我第二次要你好好开动脑筋。你有大脑，这毫无疑问。好好找找，如果找不到，就从我的眼前消失，滚出警队。”
说完，亚当斯贝格不理睬法夫尔了，转身走向巴黎的大地图，接着说：
“那个德康布雷弄懂了CLT所放信件的意思。那些文字都是从古代的防治鼠疫条约和有关报章中选出来的。CLT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描述鼠疫爆发前的预兆，然后加快了步伐，宣布鼠疫于上星期六进城了，来到了‘卢梭区’。三天后，也就是今天，我们在一栋被写上4字的大楼中发现了第一具尸体。受害者是一个年轻的车库工人，独身，老实本分，无案底。尸体浑身赤裸，皮肤上有一层黑黑的东西。” “黑死病。”有个人说，刚才就是这个人对死亡的原因感到不安。
亚当斯贝格看了他一眼，那个年轻的警员有点害羞，胖胖的，绿眼珠，眼睛很大。他旁边一个脸宽宽的女警员不满地站了起来，说：
“探长，鼠疫是一种高度传染的疾病。没有任何东西向我们证明那个人不是死于鼠疫，可法医的报告还没出来，你就带了四个人去了现场。”
亚当斯贝格托着腮帮子，沉思着。这个特别通气会好像成了初次交锋的战场，唇枪舌剑，比拼资格和经验。
“鼠疫不是靠接触传染的，”亚当斯贝格说，“那是啮齿类动物所得的一种病，尤其是老鼠。它通过受感染的跳蚤传播给人。”
亚当斯贝格白天刚刚查过辞典，他是现学现卖。
“当我带着四个警员前往现场的时候，”他接着说，“事情已经清楚，受害者不是得鼠疫死的。”
“为什么？”那个女警察问。
当格拉尔来帮探长，说：
“宣读广告的人星期六就宣布鼠疫已经来临，而洛里翁是在三天以后，也就是星期一晚上到星期二之间死的。要知道，感染鼠疫后，不超过五天就会死，极少有例外。所以，我们可以确认，我们面对的不是真正的鼠疫。”
“为什么不是呢？他可能先前就感染了。”
“不会。CLT有躁狂症，有躁狂症的人不可能作弊。如果他说是星期六，他一定会在星期六下手。”
“也许吧。”那个女警察坐了下来，基本放心了。
“那个汽车修理工是被掐死的，”亚当斯贝格接着说，“他的尸体后来被抹上炭粉弄黑，这无疑是想让别人联想起鼠疫的症状。所以，CLT并没有鼠疫病菌，他不是一个口袋里放着针筒到处逛的天才化验员，而只是象征性地拥有鼠疫病菌，但他却真的以为自己有，而且深信不疑。死者的房门上并没有4字。我要提醒各位注意，这个4字并不是威胁性的符号，而是保护符号。只有门上没有4字的人才有可能被鼠疫感染。CLT事先就选好了受害者，用4字来保护大楼的其他住户。他有意放过其他人，这表明他深信自己是在传播会传染的真正的鼠疫病菌。他并不是盲目乱来，他只杀一人，却放过了其他人。在他的眼里，那些人不应遭此灾难。”
“他掐死了受害者，却以为自己是在传播鼠疫？”右边有个警察问，“如果他自欺欺人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岂不是在和一个精神病人打交道？”
“不一定如此，”亚当斯贝格说，“CLT掌握着一个幻想中的世界，他认为那个世界是存在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许多人以为自己能从纸牌或咖啡渣中看到未来，在对面的马路上和警队里也有这样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许多人在床头挂圣母像，相信那种69个法郎买来的人工小雕像真的能保护他们。他们跟小雕像说话，跟它讲故事。这有什么区别呢？认为是真的和真东西之间的界限，只是观点问题，人的问题，文化问题。”
“可是，”那个灰头发的警察打断他的话，“他还瞄上了别的人吗？门上没有被写上4字的人是否都有可能遭到跟洛里翁一样的命运？”
“这正是可怕的地方。今晚要在被写上4字的那些大楼中加强保护那14户门上没有字的人家。不过，并不是所有被写上4字的大楼我们都知道，我们只知道有人来报案的大楼。也许巴黎还有20多栋大楼被写上了4字，也许还不止。”
“为什么不发公告？”一个女警问，“这样可以通知大家。”
“问题就在这里，发公告会引起全民恐慌。”
“只说4字的事嘛，”那个灰头发的警察建议道，“其他事情不用多说。”
“这样也会吓跑大家，”亚当斯贝格说，“如果不会吓跑大家，CLT也会用其他方式大肆吓人的。他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他之所以选择了那个宣读广告的人，是因为他没有更好的传播办法。他那些过于雕琢的文字一寄到报馆，马上就会被扔到废纸篓里。所以，他开始得非常谨慎。如果我们今晚在媒体上谈论他，那就等于给他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不过，说到底，这不过是时间问题。他自己会开辟这条道路的。如果他继续下去，如果他继续杀人，如果他传播黑死病，全民恐慌是避免不了的。”
“你决定怎么办，探长？”法夫尔低声问。
“救命。我们给大楼被写上4字的住户发通知，让他们到警署去登记。”
底下一片嗡嗡声，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方案。亚当斯贝格觉得很累，因为今晚工作得太像个警察了，他非常希望只说一声：“大家去工作吧，自己想办法。”然而，他现在却不得不介绍案情、梳理问题、安排调查、布置任务。按照一定的程序，显示一定的权威。瞬息之间，他仿佛看见自己像孩子一样，光着身子，顶着太阳，在山间小道上奔跑。他在想自己在那里干什么，在给23个成年人上课，他们的眼睛都盯着他。 想起来了，他想起来自己在这里做什么了。有个家伙掐死了其他人，他在寻找那个家伙。制止犯罪是他的职责。
“第一个任务，”亚当斯贝格站起来总结道，“一，保护潜在的受害者；二，给受害者建立档案，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如家庭、年龄、性别、社会地位和职业等等；三，监视埃德加-基内广场；四，这就不用说了，寻找凶手。”
亚当斯贝格在会议室里走了两个来回，然后又说：
“关于凶手，我们知道些什么呢？凶手也许是个女人，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但我认为是个男人。炫耀文学才能，展现男性的傲慢，想出头露面，想显示自己的力量。如果可以肯定受害者是被掐死的，我们差不多也就能肯定凶手是男的。一个很有教养的男人，甚至极有教养，一个文化人。干得轻而易举，因为他有电脑和打印机。也许他还趣味高雅，他用的信封不同寻常，而且很贵。他具有画画的天赋，他很干净，很细心。做事很认真，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他很胆怯，很迷信，说不定是个老犯人。如果勘查结果证明锁是被强行撬开的，就可以往这方面靠。重新检查姓名起首字母为CLT的囚犯，说不定那是他的签名。总之一句话，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鼠疫呢？为什么是鼠疫？”
“等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也就抓住罪犯了。”
大家在椅子的搬动声中解散了。
“你分配任务，当格拉尔。我要出去走20分钟。”
“我来准备通知？”
“拜托。你在这方面比我行。”
晚上8点，每个频道的电视新闻都播放了这条消息。那是当格拉尔认真起草的，要求所有公寓或大楼门上被写了4字的住户们尽快到附近的警署登记，原因已被淡化：寻找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从8点30分开始，警队的电话就没有停过。三分之一的队员们都坚守在岗位上，当格拉尔和凯尔诺基恩去拿吃的和喝的去了，食物和酒早就放在电工台上。
9点30分，又发现有14栋楼被人涂写了4字，这样加起来就有29栋了。亚当斯贝格在巴黎的地图上添加了红点，名单已经整理出来，按4字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号，28栋大楼内房门上没有被写上4字的住户现在都已被登记下来，乍一看上去乱七八糟的：有成员众多的家庭，有单身家庭，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和老年人，什么年龄、职业、性别和社会阶层的人都有。
11点过后，当格拉尔来通知亚当斯贝格说，有关大楼内受到威胁的楼层都安排了两名警察。
亚当斯贝格让加班的警察们回去休息，并安排了值夜班的，然后开着巡逻车去埃德加-基内广场。已经有两个警察来换班了，男的秃顶，女的脸宽宽的，也就是开会时向他发难过的那位女警察。他瞥见他们漫不经心地坐在长凳上，好像在聊天，但眼睛却盯着15米外的广告箱。亚当斯贝格悄悄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
“注意信封的大小，”他说，“如果你们有运气，借着路灯的灯光，应该是能看清楚的。”
“要把他截住吗？”女警察问。
“看住他就行了。如果你们觉得哪个家伙像是写信人，就悄悄地跟踪他。我们已经安装了两架摄像机，在这栋大楼的楼梯间，所有接近广告箱的人都会被拍下来的。”
“什么时候换班？”女警察打着哈欠问。
“半夜三点。”
亚当斯贝格走进海盗小饭店，发现德康布雷坐在角落里，身边围着若斯和另外五个人。他一进来，大家就停止了说话，就像不协调的乐队一样。他明白，坐在那张桌子周围的人都知道他是警察。
德康布雷开门见山地说：“这是让-巴蒂斯特•亚当斯贝格探长。探长，我给你介绍丽丝贝特•格拉斯冬，歌唱家；运动器材店老板达马斯•维吉尼耶和他的妹妹玛丽-贝尔；卡斯蒂永，退休铁匠；埃娃，我们的圣母①。这是若斯•勒盖恩先生，你已经认识了。愿意陪我们喝一杯吗？”
亚当斯贝格弯下腰：“德康布雷，能跟你说句话吗？” 丽丝贝特大胆地抓住探长的衣袖，摇了摇。这种特别的动作亚当斯贝格并不陌生，它很随便，甚至有心照不宣的意味在里面，好像是警队里合作多年的老朋友。妓女对警察就是这种态度，随意得令人讨厌。那是在无数次检查和抓捕中锻炼出来的。
“告诉我，探长，”她盯着他的服装，问，“你今晚是否辞职了？或者是你今天晚上化了妆？”
“不，我每天都穿这身衣服。”
“你磨洋工。当警察，哪能这么随便。”
“人不可貌相，丽丝贝特。”德康布雷说。
“有时是这样，”丽丝贝特说，“这个男人很随便，不炫耀。是吗，探长？”
“向谁炫耀？”
“女人呀！”达马斯笑着说，“不管怎么说，要懂得向女人炫耀。”
“你太不聪明了，达马斯。”丽丝贝特向他转过身，说。达马斯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女人才不在乎别人向她炫耀呢！”
“是吗？”达马斯皱起眉头，“那她们在乎什么呢，丽丝贝特？”
“什么都不在乎，”丽丝贝特黑皮肤的大手一拳砸在桌上，“她们不在乎任何东西。不是吗，埃娃？既不在乎爱情，也不在乎友谊，甚至不在乎四季豆。这你知道。数一数吧。”
埃娃没有回答，达马斯的脸色阴沉了下来，转动着手中的酒杯。
“你这样说不公平，”玛丽-贝尔的声音都颤抖起来，“爱情，谁都在乎，毫无疑问。否则我们还有什么？”
“四季豆。我刚才跟你说了。”
“你信口开河，丽丝贝特，”玛丽-贝尔抱着双臂，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你不能因为自己经验丰富就让别人灰心丧气。”
“那就试试吧，小羊羔，”丽丝贝特说，“我并不会拦着你。”
丽丝贝特突然大笑起来，在达马斯的额头上吻了一下，并摸了摸玛丽-贝尔的脑袋。
“笑一笑，我的小羊羔，”她说，“别相信大丽丝贝特所说的一切。大丽丝贝特很刻薄，大丽丝贝特，凭着她丰富的经验，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你有理由自卫。这很好。但不要什么事情都要去试试，如果你希望听到专家的意见的话。”
亚当斯贝格把德康布雷拉到一边。
“请原谅，”德康布雷说，“我得把话讲完。第二天，我要当顾问，你明白吗？我必须了解情况。”
“他是不是恋爱了？”亚当斯贝格问，听他的语气，他对那个屡赌屡输的家伙并不怎么感兴趣。
“达马斯？”
“是的。他爱上了那个歌唱家？”
“显然如此。你想要我干些什么，探长？”
“事情发生了，德康布雷，”亚当斯贝格压低声音，说，“让-雅克•卢梭路发现了一具全黑的尸体。是今天早上发现的。”
“黑的？”
“他是被掐死的，浑身赤裸，涂过炭。”
德康布雷紧咬下巴： “我知道。”
“是的。” “死者的门上没有一个反写的4字？”
“没有。”
“你让人看守其他大楼了吗？”
“看守了另外28栋大楼。”
“对不起。我想你完全知道该怎么办。”
“我需要那些‘特别广告’，德康布雷，你所拥有的所有‘特别广告’，连同有关的信封，如果你还留着它们的话。”
“跟我来。”
两个男人穿过广场，德康布雷把亚当斯贝格带到他东西堆得满满的书房，抽出一摞书，让亚当斯贝格坐在上面。
“都在这里，”德康布雷递给亚当斯贝格一叠纸和一沓信封，“指纹肯定是找不到的了，勒盖恩多次碰过它们，然后是我。我的指纹没必要给你，我十个指头的指纹你们的中心资料库里都有。”
“我需要勒盖恩的指纹。”
“资料库里也有。勒盖恩14年前坐过牢，据我所知，他在吉尔维内克打了一大架。你看，我们都是通情达理的人，都为你做好准备工作了。没必要再问了，我们资料已经在你的电脑里了。”
“这么说，德康布雷，这个地方的人都坐过牢。”
“有些地方是这样的，好像见了鬼一样。我给你念念星期天的‘特别广告’。只有一份：‘今晚，回来吃晚饭时候，我得知鼠疫已经在城里出现了。’省略号。‘在书房写完信，忙着整理事务和财务，以防哪天上帝一高兴喊我去报到。但愿他的愿望能够得到满足！’”
“这是那个英国人的日记？”亚当斯贝格猜测。
“没错。”
“佩皮斯？”
“佩皮斯。”
“昨天呢？”
“昨天什么都没有。”
“你看，”亚当斯贝格说，“他放慢速度了。”
“我不信，这是今天早上的信：‘灾难早就准备好了，在等候上帝的命令。上帝一高兴，就会让它降临的。’这段文字更多是想表示他不服输。注意这个‘早就准备好了’和‘上帝一高兴’。他非常高兴，他蔑视众人。”
“他有超强的力量。”亚当斯贝格说。
“也超级幼稚。”
“无法分开，”亚当斯贝格摇摇头说，“他并不是白痴。所有的警察都在追查他，他不会再暴露地点的。他需要有行动的自由。他任命了‘卢梭区’，以确信第一桩罪行和他所宣布的鼠疫有关连。今后，他很可能会更隐蔽。跟我保持联系，德康布雷，有什么事随时告诉我。”
亚当斯贝格夹着那包信，离开了。
第二天，下午两点左右，电脑中跳出了一个名字。
“我找到了一个。”当格拉尔向同事们伸出一只胳膊，极大声地说。
十来个警察走过来围在他背后，看着他的电脑屏幕。从早上开始，当格拉尔就在档案库中寻找CLT，其他人则在收集那28栋被写了4字的大楼的有关资料，想看看它们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
实验室的第一个结果是今天早上到的：锁是被强行撬开的，手段非常专业。房间里只有受害者和女佣的指纹。把尸体涂黑的是苹果树枝烧的木炭粉，而不是市场上成袋卖的各种树枝混在一起的木炭。至于乳白色的信封，任何一家货物稍微丰富一点的纸品点都可以买到，3.2法郎一沓。信封是用锋利的刀片裁开的，里面只有纸屑和一只死了的跳蚤。他用这个小动物来充当昆虫？亚当斯贝格皱起了眉头，然后认可了。
“克里斯蒂昂•洛朗•塔韦尼奥，”当格拉尔凑近电脑屏幕念道，“34岁，生于奥尔姆新城，12年前因打架伤人而在佩里戈中心监狱服刑，判了18个月的徒刑，因暴力侵犯看守加刑两个月。”
格拉尔
当格拉尔在电脑上查看着有关档案，大家都伸长脖子，想看看CLT的面孔。此人的脸很长，额头很低，大鼻子，两只眼睛离得很近。当格拉尔迅速读着下文：“出狱后1年没有工作，然后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当夜班看守。家住勒瓦鲁瓦，已婚，有两个孩子。”当格拉尔瞥了亚当斯贝格一眼。
“什么学历？”亚当斯贝格满腹狐疑地问。
当格拉尔敲了几下键盘。
“13岁开始转读专科，没拿到建筑和白铁工文凭，他放弃了学业，靠赌棋为生，偷自行车，然后偷偷卖掉。最后跟人打架，用自行车近距离砸客人，差点把客人砸死。然后就坐牢了。”
“他母亲是干什么的？”
“在佩里戈的一家纸箱厂工作。”
“兄弟姐妹呢？”
“他有一个哥哥，在勒瓦鲁瓦当夜班看守。他就是通过哥哥找到工作的。”
“他没有很多时间用来读书。我看克里斯蒂昂•洛朗•塔韦尼奥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学习拉丁语。”
“不会自学吗？”有个警察问。
“我不认为一个为了一辆自行车就会雷霆大怒的人会去研究古法语。要么他在十年中脱胎换骨了。”
“那你说怎么办？”当格拉尔有些沮丧。
“派两个人去查查，但我觉得不大可能。”
当格拉尔停下电脑，跟着亚当斯贝格来到办公室。
“我遇到麻烦了。”他说。
“出什么事了？”
“我身上有跳蚤。”
亚当斯贝格吃了一惊。当格拉尔是个谨慎而腼腆的人，他这是第一次告诉亚当斯贝格自己的卫生状况。
“每十平方米喷洒一瓶杀虫剂，出去两个小时，回来后开窗透风，什么事都没了。”
当格拉尔摇摇头。
“是洛里翁身上的跳蚤。”他补充道。
“洛里翁是谁？”亚当斯贝格微笑着问，“是个供货商？”
“他妈的，勒内•洛里翁，就是昨天的那个受害者。”
“哦，对不起。”亚当斯贝格说，“我忘了他的名字了。”
“天哪，好好记住了。我从他身上传染了跳蚤。昨晚在警队我就开始痒。”
“可你要我怎么办，当格拉尔？那家伙并不像他表面上看上去的那样注意卫生，要么他是在车库里爬上跳蚤的。我能怎么办？”
“好啊，”当格拉尔生气了，“昨天你还在警队里亲口说：鼠疫是通过跳蚤的叮咬传染的。”
“啊，”这回，亚当斯贝格认真地看着他的助手，说，“我想起来了，当格拉尔。”
“今天上午你得花点时间。”
“我昨晚没有睡好。你能肯定确实是跳蚤吗？”
“是跳蚤咬的还是蚊子咬的，这我还是分得清的。我的腹股沟和肚脐眼被咬了，包大得像指甲。我今天早上才发现，来不及检查孩子们身上是否也有跳蚤。” 这次，亚当斯贝格发现当格拉尔真的担心了。
“可是，你怕什么，老兄？会有什么事呢？”
“洛里翁死于鼠疫，我染上了他身上的跳蚤。24小时才会起反应，或者时间更长。对小孩来说也一样。”
“可是，难道你不知道内情吗？你忘了洛里翁是被人掐死的，他只是被装作死于鼠疫的样子罢了。”
亚当斯贝格走过来关上门，拖过椅子，在助手的身边坐下。
“我糊涂了，”当格拉尔说，“但CLT对那个4字走火入魔了，对细节设计得非常周到，甚至在房间里释放了跳蚤，这不可能是碰巧。他疯狂的脑袋里只想着传播染上了鼠疫的跳蚤。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完全没有任何东西能向我证明那些跳蚤没有传染性。”
“如果是这样，他为什么要花力气去掐死洛里翁呢？”
“因为他想亲自处死洛里翁。我不是胆小鬼，探长。但被一个天天想着鼠疫的疯子放出来的跳蚤咬了，这可不是开玩笑。”
“昨天是谁陪我们去的？”
“朱斯坦、瓦瑟内、凯尔诺基恩、你、法医、德维拉尔和第1区警署的人。”
“你现在身上还有吗？”亚当斯贝格问道，伸手去拿电话机。
“什么东西？”
“跳蚤。”
“当然有，除非它们现在已跑到警队闲逛去了。”
亚当斯贝格抓起话筒，拨了总局化验室的电话：“我是亚当斯贝格，你是否还记得在信封里找到的跳蚤？对，没错。赶快请昆虫学家，让他先放下他的苍蝇，这事很紧急，老兄，事关鼠疫。是的，要快，告诉他，我会再给他送去一些，活的。让他小心，千万要保密。”
“至于你，”他放下电话，又对当格拉尔说，“上去冲个凉，把你所有的衣服都放在一个塑料袋里，送去作化验。”
“那我怎么办？整天一丝不挂地走来走去？”
“我会花几个钱给你买衣服，”亚当斯贝格站起来，说，“没必要把你的小虫虫传播得全巴黎都是吧？”
当格拉尔被跳蚤咬得坐立不安，根本顾不上亚当斯贝格要给他买什么衣服，但他心中隐约明白了什么。
“快，当格拉尔。我要派人到你家去消毒，甚至警队里也要消毒。我要提醒德维拉尔。”
去买衣服之前，亚当斯贝格打电话给那个洗熨衣服的历史学家马克•旺多斯勒。很巧，他今天在家里吃中饭吃得比较晚。
“你还记得我曾向你咨询过有关4字的事吗？”亚当斯贝格问。
“记得，”旺多斯勒答道，“后来，我看了晚上8点的电视新闻，今天早上在报纸上也读到了。据说找到了一具尸体，有个记者肯定地说，尸体抬出来时，他看见有只胳膊从床单里露出来，手臂是黑的。”
“他妈的。”亚当斯贝格骂道。
“尸体是黑的吗，探长？”
“你了解鼠疫吗？”亚当斯贝格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或者，你只懂得数字？”
“我是研究中世纪的，”旺多斯勒回答说，“当然知道鼠疫。”
“了解鼠疫的人多吗？”
“研究鼠疫的人？这么说吧，现在只有五个，当然不包括生物学家。我在南部有两个同事，他们更多是研究有关鼠疫的药物，一个在波尔多，专攻传播鼠疫病菌的昆虫，还有一个是克莱蒙大学的历史学家，研究人口统计。”
“你呢？你主要研究什么？”
“研究失业。” 五个，亚当斯贝格心想，这对全世界来说可不多。到目前为止，只有马克•旺多斯勒一个人懂得那个4字的意思。他是历史学家、文学家、鼠疫学家，而且毫无疑问是拉丁语专家，值得去看看他。
“告诉我，旺多斯勒，你说说，这病菌能持续多久，大体来说？”
“潜伏期平均为三到五天，但有时一到两天，一般来说，鼠疫五到七天爆发。”
“可以治好吗？”
“除非症状一出现就进行治疗。”
“我想我会需要你的。你愿意见见我吗？”
“在哪里？”旺多斯勒警觉地问。
“在你家里？”
“就这么定了。”旺多斯勒显然犹豫了一会儿，但随后马上同意了。
他有点拿不定注意，不过，很多人想起警察要到自己家里来都会犹豫不决的，几乎可以说所有的人都这样。当然，这不会把这个旺多斯勒变成CLT。
“两小时以后见面好吗？”亚当斯贝格建议道。
他挂上电话，飞快地跑到意大利广场。他估摸当格拉尔的腰围在48到50厘米之间，比他宽15厘米，胖30公斤。得好好对付一下他的肚子。他买了一双袜子、一条牛仔裤和一条黑色的T恤衫，因为他听说白色的显胖，条纹的也一样。上衣就没必要买了，天不冷不热，可当格拉尔却由于喝啤酒的缘故，老是觉得热。
当格拉尔在浴室里等着，身上围着一条浴巾。亚当斯贝格把新买的衣服递给他。
“我把这包衣服送到化验室去，”他举着装有当格拉尔衣服的大垃圾袋说，“别慌张，当格拉尔。你还有两天的潜伏期，时间还很宽裕。我们还有时间等待化验结果。他们会立即处理我们的事的。”
“谢谢。”当格拉尔嘟哝着，从袋子里拿出T恤衫和牛仔裤，“天哪，你要我穿这种东西？”
“你看着吧，它们非常适合你。”
“我会像个傻瓜。”
“我像个傻瓜吗？”
当格拉尔没有回答，用手摸着袋子的底部。
“你没有给我买底裤。”
“我忘了告诉你，当格拉尔，没有死人。白天少喝点啤酒。”
“遵命。”
“你通知学校了吗？让他们给我的孩子们检查检查。”
“当然。”
“给我看看你被跳蚤咬过的地方。”
当格拉尔举起胳膊，亚当斯贝格看见他的腋下有3个大包。
“毫无疑问，”他承认说，“肯定是跳蚤咬的。”见亚当斯贝格转动袋子想把袋口扎紧，他又问：
“你不怕被传染吗？”
“不怕，当格拉尔，我害怕的时候不多。我要等到死的时候才会感到害怕，这样会少浪费我的时间。说实话，我这辈子惟一感到害怕的一次，是在我一个人把冰箱从楼上背下来的时候，楼梯几乎是垂直的。让我害怕的，除了突然摔下来以外，还有旁边那些讨厌的夏蒙尼人，他们盯着我看，棕色的大眼睛好像在说：‘可怜的傻瓜，你不可能做到的。’我非常尊敬那些夏蒙尼人用目光所说的话，不过，这些以后再跟你说吧，当格拉尔，在你没这么紧张的时候。”
“好吧。”当格拉尔说。
“我想去见见那个既是洗熨工，又是鼠疫学家的历史学家马克•旺多斯勒，他住在夏斯勒街，离这儿不远。你看看有什么事，如果实验室来电话，让他们打我的手机。” 亚当斯贝格来到夏斯勒街的一栋破旧的楼房前，楼房又高又窄，与马路隔着一块荒地和一片高高的树林。真想不到在巴黎市中心还有这么一个地方。亚当斯贝格满心欢喜地穿过荒地和树林，前来开门的是个老人，满脸笑容，但笑里有种讥讽的味道。他笑眯眯的，与德康布雷完全相反，德康布雷好像与快乐无缘似的。老人手里拿着一个木勺，用勺柄指着路，要亚当斯贝格跟着他走。
“先去餐厅。”他说。
亚当斯贝格走进一个大房间，里面有三个高大的扇形窗户，还有一张长桌，有个扎着领带的人正在桌边用布和蜡在擦桌子，动作麻利，十分专业。
“我叫吕西安•德韦尔努瓦，”那人放下桌布，自我介绍道。他双手有力，声音响亮：“马克一会儿就来。”
“原谅我打搅了你，”老人说，“现在是吕西安给桌子打蜡的时间。没办法，这是规矩。”
亚当斯贝格在一张长木凳上坐下，没有说什么。老人在他对面坐下，一脸喜悦的神情，好像美好的时光马上就要到来一样。“哎，亚当斯贝格，”老人欣喜地说，“老朋友都不记得了？不再打招呼了？不像以往那样互相尊敬了？”
亚当斯贝格惊讶地细细打量这个老人，绞尽脑汁地回忆。肯定不是昨天遇到的。起码要10分钟才能想起来。德韦尔努瓦手里拿着桌布，放慢了动作，轮番看着两人。
“我看没变，”老人开怀地笑着，接着说，“这并没有妨碍你晋升，从普通警察升到了现在的位置。必须承认，亚当斯贝格，你是天生要取得辉煌成功的。卡雷隆案件，拉索姆案件，瓦朗德里枪击案，还有许多著名的骑士荣誉，还不算最近的丰功伟绩，如勒内尔莫尔案，梅康图凶杀案，樊特伊案。祝贺你了，探长。你看，我非常关心你的工作。”
“为什么？”亚当斯贝格开始防守。
“因为我在琢磨，他们是想让你死还是想让你活。你就像寸草不生的草地上的一株野香叶芹，你太冷静了，太冷漠了，亚当斯贝格，你妨碍了大家。我想，这一点你知道得比我清楚。你在警察局跑来跑去，就像一个弹子在警衔的格子里滚来滚去。没人控制也无法控制。是的，我在想他们会不会让你冒出来。你钻出来了，这太好了。我不像你那么有运气，他们逮住了我，瞄准了我。”
“阿尔芒•旺多斯勒。”亚当斯贝格喃喃地说，他看到这张老脸突然变得生机勃勃，一个23年前就当了警长的人，爱挖苦人、自负、浑身充满了活力。
“你想起来了。”
“在埃罗省。”亚当斯贝格说。
“是的。那个年轻的姑娘消失了。你在这件事上完全摆脱了。人们在尼斯港抓住了那个家伙。”
“我们在拱廊下一起吃过饭。”
“吃章鱼。”
“是的。”
“我想喝杯酒，”旺多斯勒站起来，说，“值得庆贺一番。”
“马克是你的儿子？”亚当斯贝格接过酒杯，问。
“他是我的侄儿和养子。他让我住在夹层里，他是个好孩子。亚当斯贝格，你要知道，我处处遭人讨厌，就像你处处春风得意一样。我甚至比以前更让人讨厌了。你呢，更春风得意了？”
“我不知道。”
“当时就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你好像并不惊慌。你到这里来找什么？找你不知道的东西？”
“找一个凶手。”
“和我的侄儿有关？”
“和鼠疫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