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查理(奥戴丽.朗宁.托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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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奥戴丽.朗宁.托平，自由摄影记者、雕塑家、记录片撰稿人、中国事务专家。1951年在西贡，奥戴丽决定放弃学业，转而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她曾十数次畅游中国并执行采访人物。她对新中国的首次采访是1966年6月的“文革”。在尼克松访华期间，她是NBC电视台《中国报导》节目评论员。1974年她成了目睹秦始皇兵马俑史诗性挖掘的第一位西方人。她家三代都有在中国的生活经历。
奥戴丽非常喜欢动物，经常救助一些受伤或流离失所的动物。她有五个美丽的女儿，一个生在越南西贡，两个生在伦敦，一个生在柏林，一个生在纽约。他们还有5个外孙子、一个曾外孙女、一只要争夺家里老大地位的鹦鹉、两只善良忠心的狗和七只自负的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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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始于香港一条神秘的小巷猫街。中国南海的这个小岛上一个典型的湿热的下等狭窄的石子路上塞满了各式小摊小铺，街上挤满了世界各地的人，充斥着各种声音、气味、灯光和音乐，这就是香港奇异的生活。

　　我当时在设在曼德琳酒店的《普通话杂志》当编辑。我刚从酒店出来在猫街上的古玩店转悠，突然一声可怕的尖叫摇撼了湿重的空气，盖住了所有噪音和混乱。尽管天气很热,我的身体却一下僵住了。循声望去，我看见一个面目卑琐的鸦片小贩穿着肮脏的黑袍蹲在地上，周围放着一堆银嘴长烟袋，旁边的木架上站着一只可怜的桔黄冠凤头鹦鹉，他被拴着一条腿，有一只乌鸦那么大，一群衣衫褴褛的小孩正在撩拨他。小贩鼓励小孩用开岔的木棍捅他，这样，可怜的小东西发出尖叫会吸引像我这样的潜在顾客。小孩们咯咯笑着，快被激疯的鹦鹉用他的弯勾黑喙叨着木棍，抖动桔黄色冠子像印第安战旗，嘴里用中文咒骂他们。我心里怦然而动，但我走开了。在远东的城市我已经目睹了太多的暴行。我感到对人类的残忍无能为力。

　　“他王八蛋！”我听见鸟在尖叫。（直译成英文：你是乌龟蛋！）

　　我一下惊呆了。这句骂人话英语听起来并不那么糟，但对中国人是个可怕的侮辱。其他类似的骂人话我只听父亲用过。父亲13岁以前在中国内地长大，他父母是中国内陆传教团成员。他告诉我当他父母出去传道时，他跟那些异教徒厨师混在一起，就这样学会了汉语，骂起人来像个地道的中国人。我回头看去，鸟显然很难过，红褐色眼睛因恐惧和屈辱而凸起，锋利的喙子已经干裂，白色的羽毛脏乱不堪，粉色秃斑玷污了前胸和大腿，我可以看到他腿上的链子拴得很紧。尽管如此，他还是那么美丽，让人不忍离去。他用极度痛苦的眼神哀求地望着我。虽然我一直强烈反对买野生鸟或其他不得不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但我还是冲动起来，想把这位落难者从人类的野蛮中解救出来。他的确勇敢，虽完全陷入困境仍蔑视地反抗着，维护自己的尊严。

　　当然小贩早就注意我了。“嘿，小姐，买鹦鹉吗？”他嗓音沙哑，英语极差。“他，很机灵，说很好的汉语，200港元OK？很便宜。OK？”

　　“你在哪弄到的？”我问道。

　　他知道自己得手了，用肮脏弯曲的长指甲掸一下成吉思汗式唇须，然后揪一下下颏上乱糟糟的稀疏的灰色络腮胡，干笑着，露出几颗有槟榔印的牙齿，越发卑琐可疑。“澳大利亚，”他说，“用很多鸦片跟水手换的。”两只枯瘦的手做出握鸦片烟袋的动作，嘴里深吸一口，用眼神暗示着我。

　　我表明自己对鸦片不感兴趣并问他搞到这只鸟有多久了。

　　“可能有4年了。”他竖起四根被鸦片熏黄的枯瘦的手指。很难相信这只美丽的鹦鹉已经遭了4年罪。

　　“我出50。”我听见自己说道，希望他会拒绝而结束这一切。

　　他显然惊呆了，口水挂在胡子上，小眼睛里满是泪水，呜咽道：“6个孩子，要养6个孩子，你喜欢鸟吗？OK，100元，不再还价，OK？”

　　鹦鹉突然决定自己成交。“OK，OK！”他反复模仿着小贩的声音，昂起头直视我的眼睛，那目光是恳求也是命令。“OK，OK！”他命令着，好像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的思绪开始加速。把这么一只邋遢可怜的鹦鹉带回家怎么解释？我已经有4个孩子和孩子们从街上捡回来的3只猫，还有我丈夫托平，整天忙于为《纽约时报》报导越战。在莫斯科住了3年，最近刚到香港，客厅没有任何家具，餐厅没有椅子，甚至没有餐桌，买只鹦鹉？我疯了吗？我准备走开。

　　“OK，OK，OK！”鹦鹉喊道，声音非常急切。我又看了他一眼，“好吧，OK，OK，OK！”我模仿着他的声音。我还有什么别的选择？我开始为自己的无理行为辩解。对了，他出身澳大利亚，我是加拿大人，我们同属英联邦，我怎能抛下自己的同胞不管呢？还有，今天是10月2日，大女儿生日，我还没准备礼物。太好了！就把这只鹦鹉送给苏姗作生日礼物。这也说不通。“80元怎么样？”我心里明白自己本不该开口。
“好吧，OK，OK，OK！”鹦鹉答道，这次他的声音怪怪的，有点像我。

　　“嘿，嘿，嘿，”小贩得意地怪笑着，“OK，女士。”

　　“嘿，嘿，嘿，”鹦鹉也怪笑着。


　　小贩把鸟递给我，他的脚还拴在架子上，我把钱递给小贩，孩子们和受虐的玩具挥手告别，交易结束了。我当时根本没想到那小贩恶意的笑声还要响很长时间。

　　时间是下午5点左右。15分钟前生活好像还很简单，而现在我有了一只疯狂的鹦鹉。我该拿他怎么办？我当然不会拴着他或把他关在笼子里。我心里明白不该买他，可自从我们目光交流后我知道我不能把他丢给那些虐待狂不管。首先得给他起个名字。我想叫他苏格拉底，因为他看上去那么智慧又遭人误解，但最后还是选定叫张查理，因为我们是在神秘的远东，而这只鸟是我漫长旅途中遇到的最具异国风采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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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碰到查理是在1963年。尽管现代化已经渗入闹市区，猫街依然拥有古老中国的奇妙氛围。我们准备回家时正是快吃晚饭的时候。街边的面条、饺子铺烧着煤炉，各种奇特的蔬菜和肉在酱油和虾酱中煎炒，还有葱头、大茴香和上百种调味品，整条街弥漫着诱人的香气。我买了几个饺子。查理突然兴奋起来，挺起胸膛，趁我不注意突然伸爪抓起一个饺子，用有力的喙撕开，然后一口吞下里面的肉馅。等他吃饱再教他礼仪似乎是明智的。他又抓了一个饺子囫囵咽下，我们沿着猫街走向阐口。丝绸和古玩店中间夹着道观和佛寺，金色的大门里飘来供香的芬芳。查理好像害怕影子和强光，在橱窗里看到自己的影像就怪叫起来，还扑腾着翅膀。他好奇地看着我给观音菩萨上香，希望两个异类的这次奇遇能带来好运。我们继续穿过狭窄的小巷，刺鼻的咸鱼和等着晾干的鱿鱼整齐地挂在竹杆上，芹菜根的湿霉味和古玩店敞开的门里飘出的香甜的檀香味混在一起。橱窗里摆着牙雕、新老玉器、细瓷和景泰蓝花瓶、纸灯笼以及龙和其他怪兽的漆像。查理毫无兴趣，但这些店铺的氛围和气味总让我想起祖父在加拿大西部的小阁楼。祖父海尔沃·朗宁1908年从中国回来。他和祖母汉娜作为路德派传教士与中国内地传教团一起在北京和湖北省的襄樊呆了17年。他们躲过了义和团运动并且目睹了满清王朝的覆灭。像当时在中国的许多外国妇女一样，祖母死得很早。36岁时，她被亚洲口炎性腹泻击垮，当时是不治之症。祖父带着7个孩子回到加拿大，4个男孩，3个女孩，其中有我父亲，当时13岁。他们在北阿尔伯塔省的和平之河区安家落户，男孩子们在林区清理出的所有空地都属于我们家。我们家从中国回来时带着一个樟脑树根制成的篷车，里面装满了东方的奇珍异宝。祖父和他的儿子们在自家林地砍下漂亮的树建成一个两层小阁楼用来存放这些宝贝。我们的大家庭，包括各路表亲、叔舅、姨姑每年夏天都去看望祖父。大人们在一间现代化的水泥屋子里享受片刻的宁静，而孩子们就围着小阁楼兴奋不已。在我4岁的一天，我7岁的哥哥艾尔顿发现阁楼倾斜的屋顶有个活门。对那个年龄的孩子来说，有活门当然就要进去看看。我们很快找来梯子，艾尔顿爬上去慢慢开了一半，探了一下就撤了回来。“OK，”他露出甜蜜的笑容：“奥戴丽，你先进去。”“让梅梅先进去行不行？”我垦求地看着6岁的姐姐，“我太小了。”“我太大了，”她马上说，“只有你能钻进去。快上，我们就在你身后，别像个胆小的毛丫头。”我爬进那个黑洞，他们确信我还活着就跟了进来。除了活门透进来一丝光线，屋檐下漆黑一片。等眼睛适应了光线，我们看到了恐怖的景象。直到今天，一想起当时的情景我还会心跳加速。那些龙长着红色蜿蜓的身体和金色的头，正盯着我们。瓷狮子和不知名的怪兽躲在满是灰尘的椽子下时刻准备跳出来。一个巨大的红漆大肚弥勒佛坐在那儿嘲笑我们，眼前的一个杉木箱上站着一个大胡子老头，样子古怪，一双闪光的玻璃眼珠直盯着我们，像活的一样。这就是那些邪神恶鬼，祖父讲了很多有关他们的故事。“快离开这儿！”艾尔顿喊了起来。我们哆哆嗦嗦地滚下梯子。“那就是中国吗？”我问梅梅和艾尔顿，他们都生在湖北省，当时父母在祖父母创建的教会学校教书。我妒嫉他们因为自己不幸生在荒凉乏味的阿尔伯塔，老想着没赶上那些好玩的事。现在我不太肯定了。父母亲把他们带回加拿大时，他们还是婴儿，但对我来说，他们是中国问题的权威。“是啊！”艾尔顿说道“那就是中国，不过别告诉别人你去过那儿。”那就是我的首次中国之行，现在我第一次讲出来。我第二次来中国是1946年，中国正打内战，父亲是驻南京的加拿大外交官，我在南京大学上学。从那以后，我多次去中国，但在我找到猫街和查理之前，哪次都无法与祖父阁楼里的首次中国之行相提并论。

等查理填完肚子，我们穿过一条梯子般陡峭的老街。两边店铺林立，那些漂亮的字体织成垂直的广告，而我们目不斜视，一路小跑奔向阐口的星星渡口，我的车就停在那儿。傍晚的雾气从水面升起，很快，崎岖山路两边的桔色灯光就看不清了，这座富有传奇色彩的殖民地岛上的富人和名人就住在山顶。在香港过马路总是要冒生命危险，但查理早已适应了这种混乱，嘴里不停地叫着“OK，OK，OK。”好像在让我放心。女王大道上翻滚着古老中式和现代英式交道工具的混流，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完全忽视走路的人。三轮车上的乘客神情紧张  
，车夫朝更易受伤的两轮黄包车使劲按铃，这些戴锥形帽穿草鞋的苦力使出浑身力气穿梭在街头洪流中，周围全是塞满中产上班族的红色双层巴士和驶向山顶“上流社会”别墅的罗尔斯·罗伊斯。

　　从车上我们可以看到港口的全景和中国大陆阴影晃动的群山铺展在眼前。万船渔火像萤火虫一样跳动在“芬芳之港”四周；小舢板上，母亲们在船尾奋力摇动巨桨；蹒跚学步的小孩儿拴在甲板上玩耍，晾的衣服像旗子一样在风中飘摆。装饰华丽的灯笼高挂在杆子上，一部分乘客停在港口香港这一侧，其他人要在星星渡口登船穿过一英里的海峡回到九龙半岛。甲板两侧的电灯在水波中显得模糊不清并且使船只显得好像大了一倍。深水处，那些黑色寂静的中国平底帆船机敏地躲避港口的巡警。东南风吹涨了那些五颜六色的船帆，把它们吹过雷岳关，把更多的难民从大陆偷渡到已经过分拥挤的英属殖民地。

　　英国驱逐舰和美国战列舰就停在港口中部，随时待命，这让香港人想到越战是如此之近。明亮的小圣诞树装点着满是枪炮的甲板，欢快的气氛与四周极不协调。各种小船在周围快速穿梭，细小的手电光跳动在黑暗中。我注意到一艘没上灯的锈迹斑斑的澳大利亚商船，心想查理是否就是在那黑暗发臭的船舱中被带到香港的。

　　夜幕降临，整个港湾换了一幅模样。环绕着山顶，梯队似的大楼射出一排排灯光点缀着隐约可见的山坡。我把查理放在四女儿座位上，这样他就能从车窗里看到旺角中国区的王素喜酒吧、中药店和藤制家具店。我们开始爬坡，翻过崎岖的山坡来到退潮湾的公寓区，周围盛开着鲜黄的木槿花。一路上我们相互打量着，他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随时准备自卫。我则有点好奇和惶恐，他对人的了解很可能远胜过我对鹦鹉的了解。我听说家养的鹦鹉吵闹，性格外向，但我对他们的丛林本性一无所知。我非常同情人类贪婪的受害者。他生在野外，和他的家人在澳大利亚的林子里自由飞翔，现在却来到这座拥挤的中国城，一只脚拴在一个小孩的座位上。对一只生长在丛林里的鸟来说，这一定是无法忍受的屈辱，而他似乎轻松地承受了这一切。

　　查理的历险早就开始了。先是在澳大利亚丛林中被绑架，直接或几经转手卖给有鸦片瘾的水手，坐船来到香港，再卖给狠心的有鸦片瘾的小贩，接下来4年就被拴在猫街供大家逗笑。我不知道他有多大，但我猜他还年轻，因为鸟贩子一般捉能驯化的小鸟。我不愿意想这些热情活泼的鸟所遭受的各种痛苦，被人从家里突然抓走。查理一定是最强悍的，因为他活着见证了这一切。只有一小部分外来的鸟能活下来。被捕捉的悲惨，喂养的漫不经心，还有货舱中恶梦般的旅行，使大部分鸟在抵达香港街头或宠物商店之前就死于饥饿和窒息。没有确切记录但肯定有大量的鸟伤心而死。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付了80元港元之前，查理已经在猫街拴了4年，而我现在要向饱受折磨的丈夫解释为什么要买一只处境悲惨的鹦鹉。

　　我们一家刚从莫斯科搬来。在那度过了有趣的3年，但再也没有回去，历经了尼基塔·赫鲁晓夫时代和古巴导弹危机。托平被调到香港任《纽约时报》东南亚分部主任，大部分时间都忙于报导越战。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那天下午，在香港街头几百万的步行者中，偏偏是我碰巧遇到了那个小贩和查理，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生活将从此改变。

查理在车里异常安静文气，根本不像一只野生鸟，但我觉得他还处于震惊中，因为他一直在一个无法解释的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挣扎求生。他现在显得温顺，举止文雅。幸运的是我当时不知道后来他不断上升的社会地位给他灌输了大男子气慨，使他终于成为一只发号施令的鸟。这远在斯坦福大学的著名神经生物学家拉赛尔·费那德博士发现社交成功能导致过分自信之前。事实上当时没人意识到这次会面将彻底改变鹦鹉查理。我、我的家人和朋友、狗和猫和邻居家的宠物，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事实。尽管我当时充满怜悯，没有意识到将来这些变化，但我强烈地预感到一些古怪的事将会发生。我只能忧虑地叹息把自己交给命运。到家后，我把查理拴在寂静的阳台上，然后躺在竹制躺椅中。中国南海平静的水面上反射着燃烧的落日，我和查理一起抚慰着灵魂。这位疲惫的澳大利亚人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像中国谚语说的：既来之，则安之；我已经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来探索一只野生鹦鹉的心智和灵魂，从此开始了一场复杂的共生关系，一个充满隐喻和意外曲折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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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就这样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当时我们有4个女儿，最大的13岁，出生在不同的地方。过生日的大女儿苏姗降生在越南的法军医院。她出生那天正赶上湄公河对岸的越共部队的炮击日，她在一片礼炮声中匆匆忙忙来到这个世界。我很庆幸读过里德博士的《无畏生产》，并做过呼吸训练。1950年的西贡一片混乱，当时孩子的父亲正在为《联合报》报导法属印度支那战争。我本来计划在香港生孩子，但因为战争而无法离开，苏姗是这家军医院接生的第一个婴儿，当时医院里满是前线撤下来的伤兵。我们给她取名苏姗(Susan)因为那是个好听的名字，但她外祖父来了封欢迎信，解释了为什么她叫Susan。他在共产党占领南京后还主管着那里的加拿大使馆。信上说：“你父母不知道为什么给你取名Susan，我来告诉你。名中的S代表南方，因为你生在月亮的南边；USA代表你父亲是美国人；N代表北方，因为你外祖父生在月亮的北边。”我们在越南度过了艰辛危险的两年半，随后托平被派到伦敦，报导英国政府的外交动向。我们的二女儿凯伦生在圣诞节。位于海姆斯泰德石楠丛的玛丽女王产院的一位坚定的助产士把她接生到这个世界。相对来说，她的降生要平和得多。只是1952年冬的伦敦，烟雾笼罩，数周不散。据报导，烟雾造成的死亡数超过了二战中的德国轰炸，但凯伦意志坚定地活了下来。尽管她不记得，但她现在还留着年迈尊贵的女王母亲，玛丽本人在圣诞夜亲手送给她的玩具熊。然后是莱斯莉，也生在伦敦。她比预计的凌晨3点提前出生，我丈夫当时正在海姆斯泰德的4层小楼上睡觉。助产士在电话中向他热烈祝贺：“恭喜你，托平先生，现在你有3个女儿了！”她的意思当然是我们的第三个孩子也是个女儿，可托平跳起来飞奔到产院以为我生了三胞胎。四女儿罗宾又降生在军医院，这次是在四国占领的西柏林。我们在西柏林住了3年，然后托平加盟《纽约时报》，我们又搬到康涅狄格州的贝尔岛。我们在海滩附近有座房子，托平每天坐车去上班。在美国呆了九个月后，托平又作为新闻部主任被派到莫斯科，我们在普罗斯佩克特米拉的一个公寓里住了3年。俄国人开玩笑说我们反俄，因为我们在那儿没生孩子。随后又在香港过了3年，在那儿我收养了查理，这就是本书故事的开始。五女儿乔安娜当时还在决定什么时候加入这个大家庭。在我们搬到纽约州的斯卡斯黛尔后，她在布朗克斯威尔的劳伦斯医院出生，那时她哥哥查理已经来到这个家4年了，因此她很自然地认为每个人都有个鹦鹉哥哥。我把查理带进香港的公寓时，孩子们都高兴起来，这个满身异国情调的新宠物既温柔又有趣。但天还没黑，她们全都哭起来，屋子也一团糟。我本该意识到这是无法避免的。我忘了查理由于街头的惨境早已和孩子为敌了。孩子都是虐待狂。当小姑娘们试图靠近时，查理用汉语咒骂起来，还想咬她们的手指。他也不喜欢猫，毫无疑问，猫街上的猫一直在威胁他。我们家当时有3只猫，每当他们带着猫类特有的执着好奇靠得太近时，查理就咬他们的尾巴并且用他们的猫语朝他们尖叫。攻击孩子和猫还不能让查理满意，他还使劲吓唬邵莹——我们忠心的保姆和她丈夫厨师陈先生，用汉语对他大骂。善良温和的陈倍受侮辱：“这鸟坏透了，”他大声说，“满嘴脏话！唉呀！”“唉呀！”查理立刻回敬道，“你王八蛋！”也许我当时就该把他赶走，但我已经觉得对这可怜的小东西负有责任。不管结局如何，我已经救了他，他的生命已经和我的搅在一起。查理对厨师的敌意可能因为他们碰面时陈正好手握一把厨刀，这可能让他想起小贩和孩子用棍子折磨他的情景。也可能因为和有鸦片瘾的水手和小贩在一起的经历使他对中国人产生了偏见。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被一声公鸡似的粗哑的尖叫吓醒了。“天那，奥戴丽！”托平咕哝着，“看你这回带回来的是什么？”接着是农场上的各种怪声，从假声的京剧到“老麦克有个农场”之类的民歌。那是驴叫吗？这个肯定是牛叫和鸭叫，还有鸡、猪、羊；还有彼德·乌斯提诺夫学汉语？结尾是门板的咯吱声和风暴中的船甲板上的各种噼啪声。

托平嘟囔着把被子盖到耳朵上，我从蚊帐底下钻出来跑下楼。厨师陈也在阳台上，手里拎着砍肉刀，困惑地看着鹦鹉，而查理正在高兴地模拟练声。开始我以为他是为了好玩，接着我意识到他实际是在讲他的故事。那些声音就是在从澳大利亚到香港的船上听到的各种声音。“在漆黑的狂风暴雨的夜晚，我被关在一个黑洞里，能听到的就是咯吱、叮玲、叮当、叮当，还有种种受罪的动物，驴、鸡、奶牛、猪……日复一日，我们在海上飘来荡去，噼哩啪啦，尖叫，嘶鸣！”认真倾听就能听出有趣的故事，但那些对鹦鹉一无所知的邻居已经从阳台上探过身来让他安静，而这又扩大了查理的保留节目。我把他抱进屋关上玻璃门。我告诉他我非常欣赏他的叙述才能。厨师咕哝着给他拿来一碗蒸米饭。查理像那个小贩一样咯咯笑着，开始他在新家的第一顿早饭。尽管有种种恶习，查理确有某种魅力而且好象很会利用。开始他小心翼翼，但对我很友好。几天后他就开始从我手上吃东西并且允许我拍他的头。第三天他竖起翅膀特许我抚摸底下的绒毛，这给我一种孩子气十足的巨大成就感。查理让我拨他的毛啦！我的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经典之作见鬼去吧！书怎能和真正的生活相提并论？第4天我用电线剪刀剪断了粗重的链子。一定很疼，但他耐心地站着，知道我是在去掉他的枷锁，我一直轻声说：“会好的，查理，别担心，不会受伤的。”他咕哝着算是回答我。当链子终于去掉，他满怀感激地看着我说“OK，OK”，然后把头枕在我手上。我检查了他的翅膀，发现末尾的筋腱被挑了，我感到一阵心酸，难过极了，眼泪滑下来，查理可能永远不会飞了。但查理让我开心起来，不停地叫着“OK”。我不能让鸟在公寓里乱跑，就把他放进一个巨大的铜笼子，那是我在九龙的一家古玩店买的。笼里有镜子和玩具，我想查理可能会喜欢。但还不到一小时，他就学会用喙子打开锁把门推开，然后一路咯咯叫着，踮着脚尖探寻着起居室的每个角落，眼睛像斯坦利·利芬斯顿一样闪闪发光。他尤其喜欢起居室和餐厅之间的竹帘子。猫在一旁注视着，盘算着一顿轻易到手的美餐，而查理把喙子插进一节又一节，最后把自己挂在帘子上，心满意足地在帘子上晃来晃去。有几次，猫朝他扑去，而查理怒发冲冠地厉声咆哮起来，最后猫知趣地躲了起来。查理从未意识到他是更容易受到攻击的鸟。他是在街头混大的，显然他现在觉得自己是头儿。不知为什么他很快就在心理上震慑住了这些食肉动物。还不到一星期，几只猫都对他恭敬有加并且躲得远远的。很快查理就像狗一样到处跟着我。我被选中，不得不付出代价。我一坐下他就爬上我的腿，坐在我的膝盖上，然后是手指，最后他爬上我的肩膀。呵！这才是精彩的部分，动人的景象！他喜欢上了我的耳朵，开始对它唠叨甜言蜜语，亲个不停。他开始粘着我，不管我喜欢不喜欢。两个星期后查理彻底控制了局面，他想独占我，对孩子和猫心怀妒嫉。他知道我不让他伤害他们，我说“不”时他会服从。很快就很清楚，查理是只高智商的鸟。我10岁时就懂得尊重鸟的聪明。当时我和父母亲、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住在阿尔伯塔的凯姆罗斯镇。父亲当时是凯姆罗斯路德派学院的院长。凯姆罗斯是农场区，那里没人喜欢乌鸦，它们被归入蟑螂、老鼠一类。农夫认为乌鸦惊扰牛群偷吃庄稼，我则为它们辩护，指出它们还吃掉大量有害的蛆虫和蛾子。奶牛似乎欢迎乌鸦从它背上吃掉寄生虫。但无动于衷的警长给每只乌鸦悬赏5分，贝雷剧院让孩子们看星期六日场演出的票价是一双乌鸦脚或一条地鼠尾巴。只有少数孩子为活乌鸦着迷，我是其中之一。一个春天的早上，哥哥艾尔顿带回家两只刚出生不久被遗弃的乌鸦，至少他是这么说的。但我注意到他一把他们放到我手里就跑去看电影了，我怀疑他手里拿着乌鸦妈妈的脚。我给他们临时搭了个窝，并给他们取名杰克和吉尔。我用蘸牛奶的面包和牛肉屑喂他们。两个小家伙样子虽丑，但求生意志顽强。他们很快就认出我是喂养人，我一走近，他们就张开红色的喉咙狂叫不止。等他们乱蓬蓬的绒毛长成黑亮的羽毛时，我们已经完全分不开了。我是他们惟一能记得的妈妈。他们也喜欢我的长毛牧羊犬谢普。谢普保护他们，并赶走那些想去看电影的小孩。

等他们大到能抖动翅膀时，我把他们放到屋顶，他们就奋力挣扎试图飞起来。我到哪儿他们都跟着，我骑车去上学，他们就在屋顶上飞，放学时他们就在屋顶上等着。乌鸦天性是爱交际、健谈的鸟。我在镇上骑车时引来不少目光，后面跟着狗，还跟乌鸦说话。杰克和吉尔显示了高超的发声本领，从各种怪叫到两个八音阶的鸣唱。跟他们交谈时，我模仿他们粗哑的怪叫和充满乐感的鸣唱，而他们则模仿我的人声和谢普的吠叫。他们睡在我的窗台上，天亮就敲窗大叫，大张着嘴等我喂食。我试着教他们独立生活，但他们却彻底依赖我——至  
少我这么认为。我哥哥已经变成爱鸟者，我开价每救活一只乌鸦赏金5分。他警告他那些乌鸦猎手伙计别碰杰克和吉尔——他们值一角。不久，那些目光贪婪来我们家看乌鸦的男孩意识到“鸟脑子”并不像他们想得那么愚蠢。看着杰克和吉尔，艾尔顿的大部分伙计发现乌鸦总是很精明，而且活乌鸦比死乌鸦要有趣得多。

　　给他们喂玉米时，我拿着玉米芯让他们可以啄掉玉米粒。当我把玉米芯放下藏起来时，吉尔就站在玉米芯上紧紧按住让杰克来啄，然后换班。男孩们觉得这很聪明，但最让他们开心的是当我重新出现时，他们假装自己不会吃玉米，像婴儿一样大张着嘴等着喂。这是男孩子常玩的把戏。更有趣的是看他们对付核桃。如果我在，他们就会等我砸开核桃，如果我不在，他们就先确定我没看见，然后叼着核桃飞上屋顶，把它摔在水泥地上来砸开壳子。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他们是跟我开玩笑，还是想让我开心，因为他们知道我喜欢喂他们。但很快，镇上的孩子都明白乌鸦很聪明，会享受生活并且有主见。

　　当我告诉父母乌鸦多么有创意和健谈时，父亲责备我把“动物拟人化”。我问那是什么意思。他生硬地说：“你不该把乌鸦拟人化。你不该认为所有的鸟和动物能像你一样思考和感受。记住它们不是人。它们没有灵魂。”我当时不同意他，但承认他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永远都不会接受流行的观点，即情感和智力过程，像悲伤和推理能力只有人类才有。这在科学上也站不住脚，进化论也认为一切事物都不是凭空而来。

　　我知道杰克和吉尔很聪明，但我不能完全肯定他们是否爱我。一个冬天早晨，他们没有敲窗，杰克和吉尔消失了。妈妈说他们飞到南方去了。但没有我，他们怎么活下去？尽管我常盼着它们来叫醒我，但音信全无，我已经绝望了，直到第二年早春的一个清晨，我又听到熟悉的敲窗声。窗台上站着杰克和吉尔，像婴儿一样叫着，大张着嘴等我扔进牛肉。我知道这是寄生虫的花招，但整个夏天我都把他们当小鸟来喂。作为回报，他们从不让谢普和我离开他们的视线。下第一场雪时他们又飞走去独立生活，第二年春天又回来玩同样的游戏。他们就这样一直利用我这个傻瓜。傻不傻无所谓，他们这样一直依恋我真让我感动。他们连着六年都回来，直到父亲被派驻南京任外交官，我和家人一起坐船去了中国。我再没见到杰克和吉尔，但学校的好友多年来一直在喂养他们。我姐姐现住在凯姆罗斯镇，据她说，杰克和吉尔还有他们的后代至今还出没在我们家的老房子周围。

　　在中国我继续和乌鸦家族保持交往。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尊重这些食腐肉的鸟。他们帮助清理街道上的死尸，并且像哨兵一样站在城墙上。巨大的青黑色渡鸦蹲在城门上，当陌生人靠近时，这些哨兵就发出粗厉的警报。

　　后来我发现科学家把乌鸦归入高智商的鸦属鸟类。在《奥杜班北美鸟类大全》中，鸟类学家约翰·K·泰雷斯声称鸦属鸟类可能拥有鸟类中的“最高智商”。尽管像我这样的爱猫者很难接受，但事实是各种科学测验表明乌鸦比家猫、大象、长臂猿和恒河猴聪明。早在60年代，神经学家斯坦利·考伯就确信乌鸦的脑容量是鸟类第一。他发现乌鸦的脑身比与海豚相等并接近人类。而且它们的脑子塞满了数量极其庞大的脑细胞。1991年，亚里桑那大学的艾尔尼·M·派波伯格发表了一篇关于动物认知的文章，她的结论是乌鸦的智力可以和燕八哥和鹦鹉相比，包括像查理这样的凤头鹦鹉。但我不久就发现查理比我的乌鸦还精明、狡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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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查理就故意吓唬家里的每个人，包括猫。我决心用斗智打败查理，就急忙研究凤头鹦鹉。翻开大百科(见“鹦鹉”词条)，我发现世界上有大约325种鹦鹉，有40英寸的长尾金刚鹦鹉，也有4英寸的袖珍鹦鹉。不幸的是只有几种幸存下来，其中包括凤头鹦鹉、长尾小鹦鹉、鸡尾鹦鹉等，而且大都是濒危品种。我还惊讶地发现科学家确信尽管鹦鹉是鸟，但它们却是恐龙的后代，其祖先可追溯到大约1亿4千万年前的始祖鸟。天哪，这些大妖怪！我的祖上只能追溯到维京人。可即便我宣称祖先是维京人，我还差1亿3千9百万年。一个刚到这个星球的现代人怎能和一个有1亿4千万年集体智慧和记忆的凤头鹦鹉较量呢？我明白自己麻烦大了。我对查理有了新的敬意，越读越感到惶恐。“鹦鹉有脊椎，属鸟纲蓝黄鹦鹉类。”呵哈，这下清楚了，这是些有脊椎的鸟。书上还说它们的脚很奇怪，叫对生趾，非常擅于缠握，其技能不亚于灵长类。我看了看查理的脚，它们的确很灵活，难怪他能开锁。他的大拇指有锋利的尖爪。书上说它们的舌头又厚又韧(这很明显)。它们的弯喙异常强劲有力，因为上喙与头盖骨相连。这我们已经领教过了。人类像多数高等动物一样，上颚与头盖骨连在一起，但我们没有用来切割的锋利的喙，那是鹦鹉强有力的武器和工具。我意识到和鹦鹉一起生活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他已不像牙齿锋利的巨人祖先那么可怕。这不仅要有钢铁般的神经(如果必要，每位母亲都有)，还要有超乎寻常的敏感和想象力，远比养猫或狗甚至比养小孩还要难。我觉得自己对哺乳动物的思维还略知一二，但现在对我帮助不大。我面对的是一只瘦骨伶仃、腿有鳞斑，从孵化就没有母亲照顾的鸟。鹦鹉性情古怪，这是无法回避的实情。幸好查理不是个大个头黄冠鹦鹉，这些大个子有时有3英尺高，脚掌比一个壮汉的手还大。这些都无法回避。野生鹦鹉的平均寿命是66岁，家养的肯定要活得长得多，有百岁鹦鹉的传说，我想象自己都90岁的时候还在伺候一只脾气暴躁的老鹦鹉。书中对鹦鹉声音的描述尤其使我感兴趣：“通常它们的声音比较粗厉，但肥厚的舌头和特殊的发声器官使它们能发出各种声音，有些种类还能训练模仿人声。”我知道查理能模仿人声，但家里没人用惩罚或奖励来教他，他总是凭感觉自学。他学到的全部东西都是用来对付有挑战性的环境，而且他总是现学现用。他比其他孩子表现出更强的学习欲望。一天早上，我静静地坐在起居室读托平发回的关于越战一无所获的报导，我们的起居室现在满是从猫街买来的古玩。有什么东西碰了碰我的脚。原来是查理，他眼中闪着奇特的光。噢！他爬上我的膝盖，昂起头，粗声粗气地说：“你好，查理！”我忍不住大笑起来：“我叫奥戴丽，你叫查理。”这样的解释并不顶用。查理像自我陶醉一样不断地重复自己的名字：“查理，查理，查理，查理你好。”没完没了。他尝试各种声调和语气，沉溺于新声音并且欢快地嘲笑我的反应，但我不敢肯定他是否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叫奥戴丽，”我重复着，“奥戴丽，奥戴丽，奥戴丽，奥戴丽，你好，奥戴丽。”这下查理跟上了，“你好，奥戴丽。”他口齿清晰。自我陶醉一样不断地重复自己的名字：“查理，查理，查理，查理你好。”没完没了。他尝试各种声调和语气，沉溺于新声音并且欢快地嘲笑我的反应，但我不敢肯定他是否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叫奥戴丽，”我重复着，“奥戴丽，奥戴丽，奥戴丽，奥戴丽，你好，奥戴丽。”这下查理跟上了，“你好，奥戴丽。”他口齿清晰。“你好，查理。”我答应着。这场刺激的对话一直持续到双方都烦了。书上说野生鹦鹉从父母和同类那里学习。他们相互模仿，学习报警和安抚声音。在林子里，他们在树上互相呼叫进行交流。现在查理开始模仿他惟一认识的同类--他的人类伙伴。他很快就学会重复我们的名字，我们在房间进进出出的时候，他就不停地叫我们。我们也回应他，就像他的澳洲同伴一样。他就这样和我们保持联络，而我用这种方式使他不出问题。

查理每天都学新词，就是我们用的最多的那些词。我们的两个小女儿罗宾和莱斯莉还只会说“为什么”，糟糕的是鹦鹉先学会了这个词。每次我跟孩子们说点什么，查理总是问“为什么？”有时他碰巧用对了，这真让人发疯，因为我有些搞不清是孩子还是查理在问。

　　我：“OK，孩子们，我们现在去九龙，大家都去上厕所。”


　　查理：“为什么？”

　　我：“因为渡船上没有厕所。”

　　查理：“为什么？”

　　我：“我不知道。”

　　查理：“为什么？”

　　我老是陷入这种无谓的对话，而我还以为是和一个孩子在说话。有时他好像真的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知道这不可能，脑子里转过各种解释，但查理出色地论证了人为什么要敬畏鹦鹉的聪明，以及古老的文明为什么珍视他们。

　　有考古证据显示古埃及人、中国人、波斯人和美洲印地安人都很敬重鹦鹉。在中国，鹦鹉是爱情的象征，而且最早的文学就提到它们。唐代诗人寒山在他的《寒山诗篇》中多次提到鹦鹉。在印度，鹦鹉曾是神圣的，杀害鹦鹉会被处死。印度神话传说中有大量鹦鹉故事。鹦鹉被描述成狂喜之鸟，为欢乐之神拉提驾车。名妓用鹦鹉作为职业象征，而且据《轮回经》记载，训练鹦鹉是一位上层贵族必须掌握的64种技能之一。公元前327年，征服者亚历山大的军队把印度的鹦鹉作为宠物带回希腊。希腊人非常尊重鹦鹉。公元前二世纪开始时，罗马富人从印度和斯里兰卡进口鹦鹉，训练它们说话，像“凯撒万岁”什么的（可能用拉丁语），鹦鹉比奴隶还值钱。由于鹦鹉能模仿人声，一些古代美洲印地安部落相信它们有人类灵魂。我能理解这点，但当时还没完全信服。

　　查理曾用拟声讲述他在船上的经历，现在他决定教会我们他的饮食口味。一次正吃晚饭，查理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全屋的人都震住了。我想这是他在笼子里精心策划的。他成功了。“唉呀！”厨师叫起来，差点把芝麻酱面条洒在我腿上。查理看到全家都注视着他，就开始给我们上课，把装着鸟食和米饭的盘子扔得满屋都是。莱斯莉马上就明白了，“他不爱吃那玩意儿，”她大声说，“这不能怪他，那东西是喂鸟的。”

　　“那你觉得查理是什么？”她父亲问道，皱着眉头。

　　“查理就是查理”，她说着，耸了耸瘦小的肩膀，“你想要和我们一样的待遇。为什么他不能上桌吃饭？”她把一块水牛排递给查理。

　　“鸟书上说凤头鹦鹉食素。”我愚蠢地插了一句。查理看了我一眼，从笼中伸出灵活的脚趾抓住肉，他用脚趾优雅地按住肉，用喙撕下一块一口咽下。我们静静地看着，他高兴地晃了晃了冠子像是说“现在你们明白了。”然后一口吞下整块牛排。全家都因为让查理高兴而莫名地兴奋起来。上甜点时他又叫了起来。陈赶快给了他一片桔子，查理心满意足。莱斯莉是对的。查理想被当成家庭一员。查理的伟大幻想已在我们的脑海中生根发芽。

　　从那以后，吃饭时查理就坐在我旁边。他站在笼子顶上，这样他哪样菜都够得着。“这块给我，这块给你，希望你喜欢，查理，请别喊。”不久，陈一摇锣，查理会第一个喊：“开饭啦！”

　　不久，查理就开始用勺子。他是左撇子，用左手握紧勺子伸出来让我填。他像小孩用手指那样用舌头，小孩用手抓，他用舌头舔。大家的关注助长了查理的自尊。很快他就想象自己是个权威美食家，要求有优先品尝权。然后他就像《纽约时报》的美食批评家一样不可一世。但他不用食品专栏表述观点，他可没有那么文雅，只是尖叫着把不爱吃的美味扔得满屋乱飞。孩子们喜欢跟查理打食品仗，餐桌成了战场，无法容忍，但又能怎样？我怎样才能控制恐龙的后代？我想到我们祖先维京武士的绝招，那是我们种族的集体智慧。我把喷水枪灌满冰水，查理太出格时我就喷在他两眼中间。我也用它对待孩子们。哈！这招真灵，大家的就餐举止大有进步。我也很得意。水枪是我惟一用过惩罚查理的东西，几天后，只需亮一下，查理就会乖乖的。

书上说鹦鹉只吃种子和水果，可我们发现查理是逮什么吃什么的杂食者。查理什么都吃，但我不喂他鸡蛋或家禽，原因当然很明显。早饭他喜欢面包抹蜂蜜，午饭是虾仁炒米饭，晚饭是芝麻籽牛肉，有时再来点石榴作甜点。他特别挑食，喜欢辣的和色彩缤纷的食物，尤其爱吃甜食。显然他能认出颜色和形状，如果我递给他一把果冻，他会偏着头把辨色细胞集中的辨色区对准果冻。他总是先挑黄的，然后是橙色和白色。让他挑孩子们的维生素粒时，他也会这样选，因此我认定他有自己特定的颜色爱好。


　　饱餐一顿之后，查理就到阳台上专门为他修的浴室里洗澡。他兴高采烈地扑腾，然后梳理羽毛，那梦幻般的优雅就像一位暹罗古典舞者；灵巧的脖子波浪般起伏，时不时舒展一下翅膀；那迈步的动作像一部轻喜剧，整个场面就像他一步步征服托平一家的胜利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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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查理的外貌和态度都有了巨大的变化。秃班不见了，羽毛也变成了毛绒绒的亮白色，喙子从灰粉状变成了晶亮的黑色，眼神中的恐惧和小心翼翼换成了志得意满的狡猾。查理真正的本性开始显露出来。他已经做好出击的准备。托平有时会从战场上回家来透一口气。晚餐前，我们总是坐在阳台天花板上吊下来的竹椅上喝上一两杯马提尼，一边冥想生命的神秘，一边享受中国南海上辉煌的落日。一天傍晚，海平线散射出最后一抹金色的阳光，镜子般的水面映射着腥红的云彩，变幻着无穷无尽的形状，龙、凤还有各种东方的神秘怪兽。我们正沉浸在这无尽的美景中，查理突然决定打破这神秘的气氛而加入我们的行列。他一直试图接近托平，但托平总是保持距离。他从未在情感上亲近过一只鸟，而且对我讲的这只神奇的鸟的故事表示怀疑。像我父亲一样，他认定我是把动物拟人化，而我解释查理的行为完全是同情心导致的主观偏见。不过查理将证明我是对的。喝完第一杯马提尼，托平舒服地享受着，允许执着的查理爬上他的腿，坐在他的膝盖上。查理温情脉脉地看着托平，用他最迷人的声音(模仿我的女儿罗宾)说：“你好查理。过得好吗？”托平有点不解：“我不是查理，我是托平，明白了吗？我是托平。”查理轻巧地摘走了马提尼中扎着橄榄的牙签，然后品了一下这甜辣椒。嗯！味道不错！他的桔黄冠子挺了起来，侧着脸看了看托平，眨了一下白色眼睑，字正腔圆地说，“嗨！托平！嗨！托平！”托平惊讶地看着查理。我又给他倒了杯马提尼，他举杯祝酒，“干杯，查理。”查理又叼走了一个浸着金酒的橄榄回应着托平：“干杯，查理。”托平俯下身：“你知道我一直想要个男孩，”他像在对同伙说话，声音中有股密谋的味道，“这儿女孩太多了。”“真的吗？”查理说。很快他俩就成了愉快的伙计加酒友。我简直惊呆了，查理在托平的膝盖上前仰后合，倾听着托平讲他的经历。“看见那边的那些岛了吗，查理？对了，过了那些岛就是中国，你知道吗？我就是在那认识奥戴丽的。”“是吗？”查理说，好像他听懂了每个词。“没错。来，再来个橄榄？你知道，我当时刚退役。呵，天哪！在陆军干了3年，查理！你没在那儿真走运。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太平洋。战后我去南京当记者，为《联合报》报导中国内战，在那儿我遇到了奥戴丽。”“是吗？”“是的，一点没错。来，老伙计，再来一口。她当时和家人在一起，她爸爸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像你一样，哈哈哈。”“嘿嘿嘿。”查理大笑起来。“嗯，刚才说到哪儿啦？呵，对了，奥戴丽当时是南京大学的学生，业余时间在美军顾问团的电台当DJ。我们是在一次晚会上认识的，美军武官贝比上校组织的，他人不错。干杯，查理。”“干杯。”“在中国呆了两年多。激动人心的岁月。我到处旅行报导国共内战。在延安的窑洞里遇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吗？真的吗？”“是的。真的。那真是艰难的岁月，查理男孩，不过也是好时光。奥戴丽和我畅游了各种浪漫之地，莲湖泛舟、长城漫步、中山陵远足。你真该在那儿，查理儿子。”“真的吗？干杯，托平。”“真的。干杯。我在星光灿烂的紫金山上向她求婚，查理儿子，你猜怎么样？她同意了，哈哈哈。”“嘿，嘿，嘿！”“有什么好笑的？”我问道，但没人理我。“我们订婚了，可当共产党的军队准备渡江占领南京时，所有的外国妇女和小孩都撤离了。奥戴丽和她妈妈，也就是你外婆，飞到日本，又从那坐船回到加拿大。”“是吗？”
“我整整一年没见到她。后来我飞到温哥华说服她嫁给我，她当时在那儿上大学。我们是在她家结的婚，在阿尔伯塔的凯姆罗斯。你觉得怎么样，查理？查理？”

　　“真……的……”查理在托平的膝盖上醉倒了。

　　“我真没想到这小家伙这么聪明，”托平说，“还是个好听众，比这家里的有些人强得  
多。”

　　“是吗？”我能想到的就是这句话。

　　托平抱起查理把他轻轻放到床上。他们已经成了挚友。每次托平回家，他俩都来一番深刻的对话。即便是微醉，查理也保持着体面。他从不把东西掉在我们身上或在屋里乱扔。他总是在笼子里处理它们或者从阳台上扔下去。阳台有8层楼高，没问题：这些东西都是易腐烂的，而且在落地前就已经四分五裂了。

　　晚上，我们三个经常喝着鸡尾酒，看着中国帆船驶入落日。中国平底帆船举世闻名，是香港的象征。对我来说，那是最漂亮也是最富东方色彩的景观。近观或远眺，这些平底帆船演绎着众所周知的神秘东方的浪漫，满涨的龙翼帆映衬着大陆上黑影幢幢的群山。但遗憾的是，对旅游者和像查理和我这样的浪漫者和梦想家来说，帆船时代正在迅速消亡。显然到了60年代中期，帆船正以让人难堪的速度消失。10000多条渔船中的4000多条已经降下色彩斑斓的帆而改装上污染喧闹的柴油发动机。今天，香港大多数帆船已经变成了游乐船或酒店旅游装饰物。可当年在阳台上，我们可以尽情欣赏真正的中国帆船，五颜六色的船帆迎风飘摆，展示着不朽的美丽。

　　来访的新闻界和外交界朋友常被托平和查理之间的对话迷住。我们把查理介绍给许多朋友，而随着崇拜者的增加，查理的地位感也一天天上升。我想查理肯定愿意我在这儿提几个名字。伯尼·卡尔布，当时为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报导越战；有他妻子菲莉丝，带着4个女儿来和查理会面；安耐特·卡诺和斯坦利·卡诺夫妇，当时为《华盛顿邮报》工作；著名摄影师拉里·伯罗斯，后来死在越南；美丽而天才的罗凯茵，当时和我一起为《普通话杂志》工作，后来她成了著名的设计师；著名的古玩收藏家夏洛特·豪斯曼；我的同事，摄影师哈里·瑞德尔；英格玛·麦卡布和她丈夫鲍伯，《新闻周刊》的主管；等等。当我们和其他人一起坐我们的中国帆船外出公干时，查理总是中心。他们总来探望查理。哈里森·萨里斯伯里和夏洛特·萨里斯伯里两口子去中国时会顺路来访；约翰尼·艾波尔去越南的路上也会来；酒鬼摄影师丹·巴德内克和演员斯蒂夫·麦奎恩，当时正在香港拍电影《鹅卵石》；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乔恩·肯尼迪；纽约著名社交家玛丽埃塔·特利；著名的迪希兄弟的母亲莎迪·迪希；还有提供“斯卡斯黛尔食谱”的医生赫尔曼·塔尔诺尔；他要求查理多吃蛋白质少喝金酒。查理简直应接不暇。他完全认定自己和大家平起平坐。

　　不久就在东南亚传开了，鹦鹉查理就是托平写给《纽约时报》那些文章的秘密消息来源。托平从不否认。不久，记者查理就像他的许多同行一样也染上了酒瘾。我们劝服他少吃金酒浸泡的橄榄。慢慢地查理又有了另一个问题--一个相当有趣的心理问题。他不仅要求得到人的待遇，而且他真的开始认定自己就是人。我不能责怪他，因为我是同谋，而且我也相信他是人。

　　这让我想起公元前四世纪一位道家所写的神秘深奥的谜语，见《庄子》内篇（48页）：“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那么到底是鹦鹉查理梦见他是人，还是人查理梦见他是鹦鹉？还是我是个鹦鹉梦见我是人？这是物化吗？道家祖师老子教导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我想最好还是随遇而安，静观待变。

　　查理能像一个现代人那样说英语和汉语，而且他开始显露人类情感，有时几乎像人一样。好奇时他会昂起头；傲慢时会伸长脖子喙子朝下，像香港的许多英国司机；烦了会像婴儿一样吸脚趾；贪心时会偷东西（比如猫食）；要是故意捉弄人就会悄悄贴近猫然后突然揪它的尾巴。查理不会像人那样咧嘴笑以示友好，他表示亲近的方式是像鸟群那样叽喳不停，还有就是几乎和人一样的幽默感，对自己的滑稽丑态狂笑不止。

随着个性一天天成长，查理变得异常情绪化，简直不可理喻。生气了，他就会扑扇翅膀，抬起一只脚好像是说“躲开”；吃醋了他会用中国话骂人，而且冠子会发红；害怕时会尖叫；爱你就会叽喳不停，还轻拍翅膀。查理不再掩饰，他已经变成了性情最刚烈的直肠子。

　　不久，鹦鹉开始要求人权，并且毫不掩饰地蔑视其他鸟。我过去老在阳台上喂海鸥，但查理很快制止了这种愚蠢的人类行为。每当有海鸥落在阳台上想要一点面包屑，查理就开始  
不停地训斥，直到这只可怜的小东西困惑地飞走。海鸥可不是害羞温顺的女仆。然后查理会看着我，好像在说：“让那些贪心的鸟自己找食吃。这可是我的领地。”

　　查理渐渐喜欢在阳台附近晃荡，爬上竹摇椅把白藤条拆散。我允许他这么干，因为和餐厅里的花梨木家具和我在猫街反复搞价买来的珍贵古玩相比，这些摇椅还是值得牺牲的。后来我想到个好主意，每天早上让他读国际版的《财富论坛》。查理可真爱读报——大约要花15分钟才能把它扯碎。然后再给他杂志、纸盒和纸袋让他和猫玩捉迷藏。很快我发现必须让查理忙于一些建设性的工作，不然他会变得极富破坏性，像其他孩子一样。显然他天性是个闲不住的男孩（很可能是A型血）。姑娘们也意识到她们的兄弟性情活泼而且要参与她们的生活，因此她们做功课时就让查理看着，但很快查理会热情高涨，开始撕她们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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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查理对自己作为家庭一员的地位感到更安全可靠时，他对猫也更宽容了。他明显感到智力上的优越，而猫也尊重这一点。他们甚至让他吃他们的饭，而通常人们认为鸟是猫的天然猎物。查理好像喜欢与他们相伴而戏。有时他觉得孤单或乏味就会喊：“到这来，猫咪。”猫就会围过来。有时他会轻吻他们的鼻子，但他喜怒无常，有时他会咬他们，只是让他们明白谁是老大。当时我们有3只遭遗弃的猫：一只短尾曼岛猫，叫泥巴(我在女王大道捡到他时，他满身泥泞)；一只叫老虎的红色虎斑猫，是孩子们在海滩上捡到的；还有一只阿伯丁水猫是我在深水湾救回来的。有人在小猫脖子上拴了根绳，然后把她扔到水里。我在我们家的帆船上给她建了个舒适的窝，因为我知道要是再带回家一只动物我要有大麻烦了。我们给她取名船长，因为她特别喜欢与我们一起出海。我们有一艘漂亮的中国平底帆船，专门在阿伯丁订制的。阿伯丁曾一度是僻静的海盗避风港，后来成了举世闻名的造船厂。鸦片战争使这里臭名昭著。1841年1月，英国皇家海军占领了阿伯丁，用来停泊走私鸦片的战舰和商船。第一次鸦片战争始于1839年，当时的中国皇帝宣布禁止鸦片(人称“福寿膏”)，都是英国人从印度走私进来的。道光皇帝指出鸦片给百姓带来的巨大危害并且警告英国他将禁止进口鸦片，如果必要将使用武力。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其他英国公司不顾中国的禁令，继续把种在班加尔的鸦片大量运进中国。中国政府强迫英国人交出并销毁了在英国船上找到的20283箱鸦片，英国海军炮轰广州进行报复，就此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中国战败，尽管已占领香港岛，英国人还是迫使中国宣布香港作为战争赔偿割让给英国。1858年两国再度交恶，中国人徒劳地想结束争斗安抚英国人，被迫签署一项正式协定来挽回英国人的“面子”。其中一条是：“从此中国的正式公文中不允许再使用‘蛮夷’这样的字眼来指称女王陛下的英国政府。”英国占领香港时，这里只是有1500人的小渔村。这个小岛对英国人的价值就在于像阿伯丁那样的僻静港湾可以掩护英国走私者躲避中国警察。岛上既无黄金也无其他资源，1898年，中国被迫签订一项99年的租约，将香港及其属地和新界一起租给英国。1997年租约到期，英国将香港全部归还中国。这期间，香港已经整个改头换面了。这座630万人口的城市已经变成了富裕的金融、贸易、船运、旅游和信息中心，住着大大小小的业主。高楼林立的香港如今已是世界第八大贸易中心。陡峭的山坡上到处是华丽的住所。“维多利亚峰”一度曾被欧洲人独占，现在则住着有钱的香港人，那里的房地产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海盗湾阿伯丁已成了主要的旅游景点，到处是观光船和霓虹闪烁的海上酒家。我们的帆船外观上像走私者的老式帆船。柚木造的船身长33英尺，高尾楼，船头卷起，高桅杆，深舵，像老式帆船一样。我们的帆也是用竹子做骨架，鲜红色的帆在风中像蝴蝶一样抖动翅膀。与老式帆船不一样的是我们的船有马达，以备风力不足时使用。还有一个小厨房，里面有水池、冰柜和煤气炉。船舱里有一个折叠桌和两个架子床，船尾有一个红白条的遮阳篷，但真正使我们的帆船成为中国南海之星(至少我们愿意这样想)的是我们用来装饰它的那些精美的木雕。我们获取这些柚木宝贝的方式让人心情愉快并且具有地方色彩。一天我们在香港水域的300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中间漫游，碰巧看见一个老渔船的残骸，躺在一个荒凉的海滩上，很可能是可怕的台风中的遇难者，台风定期扫荡这里。那船看上去有50年了，甚至可能是从鸦片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船头已经漂白而且发霉，但还装点着各种精美的木雕，有鬼神和神秘怪兽，渔夫把它们挂在船上以保护他躲避发怒的天姆河、天空女王和大海女神。我们就像海盗似的把它们剥下来，给一些镀上金，给另一些刷上耀眼的漆，在其他船只的映衬下光彩夺目。它们粉墨登场，在凸出的船头两侧是愤怒鼓起的黑瞳孔的黄眼珠，用来吓走恶鬼；为了表示慈悲，船头上还有一个金色观音；四爪水龙和长尾凤凰在甲板两侧闲庭信步，提供进一步保护；而长寿的仙鹤单腿独立，步态祥和。获救的浮雕对突然重获新生深表感激，在阳光下璀璨夺目，放射出欢快的能量。我给帆船起了个不搭调的名字：“瓦哈拉”(维京天堂)以纪念我的维京祖先，希望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去维京天堂。我们的猫“船长”赶走了老鼠，而我们就把它停在深水湾，紧挨着退潮湾。

我们出海总带着查理，因为厨师威胁说如果让他和鹦鹉单独呆在一起就辞职，而查理一见他就骂。查理特别喜欢乘帆船出海，但他痛恨拖在船尾的快艇，我们用它滑水或往返帆船。只有当我们起动快艇时他才站在托平肩膀上。这已经成了他的星期日必修课。托平发动马达，噪音吓得查理从托平肩膀上掉下去，托平大叫起来“呵…！小心，查理！”我们的朋友托尼·格罗夫和道森·格罗夫一家从40年代早期就住在香港，快艇就是他们的，我们老是一起出海。他们总带着一只叫杰米的绿鹦鹉，这是查理惟一能合得来的鸟，嗯，就算勉强合得来吧。托尼给我们讲老香港的故事，查理和杰米就站在尾楼栏杆上聊个没完。他们的对话大概如此：“你好，查理。”“你好，杰米。”“干杯。你还好吗？”查理这阵儿最爱说这句。“去放风筝。”杰米说。这是他最爱用的词。他不像查理那么礼貌。“哦，真的？是吗？”“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呵，小心，查理！你王八蛋！”杰米：“住嘴！住嘴！”查理(很可能是想换个话题)：“到这儿来，猫咪，猫咪，猫咪。”猫船长会瞪他们一眼，然后躲到一边。“他妈的，去放风筝！”查理开始模仿杰米，杰米也开始模仿查理。一会儿他们就开始冲对方尖叫，炫耀地上下晃动，吹着口哨。星期天下午就别想安静。船长痛恨鹦鹉们粗厉的怪叫，而经常和我们去游泳。我见过的猫就她喜欢水。一次一辆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撞了我们的车，我的胳膊骨折，挂了六个星期的绷带。游泳时我仰面躺在水上，胳膊撑在一块泡沫塑料板上以防石膏弄湿。船长看见就跳下水游到板上，这样我们俩就可以躲开唠叨的鹦鹉，在宁静的水面上享受片刻的安详。杰米的父亲托尼是香港一位名医。他那孩子气的充满活力的欢快神情掩饰了艰辛的过去。日本人1941年进攻香港时他被俘，和香港当时多数外国人一样，当了4年战俘。托尼是皇家海军的军医，在阿伯丁战斗中被弹片击中。这场入侵造成的毁灭可以简单地这样估算：日军进驻时香港有150万人，四年占领后只剩下不足50万人。托尼算幸运的。当时每月大约有两万人逃过新界和中国边界，钻进广东的山里避难。对那些无法逃跑的人，日本人有其他减少人口的办法。托尼记得，有些中国人因拒绝90度鞠躬，或因没有对日本人表现出足够尊敬，而被绑在树上当众鞭打或被当场杀死。成百上千的人被装上帆船扔到香港外围的荒岛上，那里没有吃的，没有淡水也没有房子。我们在这些荒岛附近滑水后会在海滩上野餐。走在细沙上，有时会踩到发亮的白骨。托尼怀疑那可能就是饿死者的残骸。有些人试着游回去而死在半路上。许多中国人至今不踏上这些闹鬼的荒岛，来过的人声称在风中能听到死者的轻诉。我们总是天黑前就撤离这些荒岛。一天傍晚突然狂风大作，我们决定早点回家，这时才发现查理不见了，我们在船上四处喊叫寻找却不见回音。突然凯伦喊起来：“看，妈妈！他在水里。”没错，船尾50码处有一团白色的东西在飘荡。孩子们哭起来叫着“查理”，托平一头扎进刀子般的水中朝查理扑过去，这时我又听见那个小贩疯狂的大笑，我抬起头，查理就站在桅杆顶上，乐得要死，而托平正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白纸袋。查理毫无愧色。雨下来后，查理像个老练的水手滑下缆绳，然后我们起程回家。回家的路上我们总得小心会有小帆船和舢舨在前面抢道，有几次差点撞上我们的船头。托尼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人相信风水。相信恶鬼追着中国南海上的每条船，为了甩掉这些恶鬼，船主会努力让他的船钻过另一条船的船头。住在中国时我听说过“风水”，但一直没找到能领会的解释。最好的一种解释出自著名的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厄尼斯特·约翰·埃泰尔，他1862年来到香港，在此地及中国南方住了30多年。他对风水有专门研究，定义如下：
“风水，即‘风和水’。这两个字的组合意指对人的命运具有决定影响的环境因素，就像没有有利的天气和降雨，生命的基本要素无法产生一样。不过在一种夸张的意义上，风水是指一套准科学的数理，教人们在哪儿以及如何修墓、建庙、盖房。以期神、鬼、人都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自然力量的吉利保佑。”

在当代香港风水学依然盛行，房地产经营者、建筑工人、水手都要认真对待风水。埃泰尔说：“中国人认为一根灵魂的金线穿过每一个存在物，把天上地下的一切串在一个活人身上。”回家的路上，我们的朋友尼古拉斯·普拉特和西拉·普拉特和他们的“中国同僚”从我们身边高喊着挥手驶过。尼克是美国总领事馆的官员。普拉特一家是全香港(也可能是全世界)惟一在中国南海驾驶鲜蓝色帆船的。我是说鲜蓝色。红头发尼克会弹吉它唱忧伤的民谣，还能像西部牛仔那样不停切换真假声。但比起我们的奇妙组合他还是黯然失色，我们有白绿鹦鹉对唱、一大帮吵闹的孩子、会游泳的猫、红帆和精美的木雕。我给帆船取名维京天堂，但它却成了中国南海的马戏团。不过，有时我想维京天堂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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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查理从阳台上消失了。莫名其妙地就不见了。他的翅膀被剪了，不可能飞走了。我们住在八楼，而且一边是悬崖峭壁，底下是退潮湾，这一路高不可攀。我满屋子找，以为他又在玩捉迷藏，但他却始终不见踪影。我有点发慌：“查理！你在哪儿？查理！”没  
有回音。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多么依恋这只疯狂的小鸟。我回到阳台，俯身朝下扯开嗓门大喊起来：“查理！查……理……！”这时我听到楼下操场传来熟悉的声音“嗨，妈妈，我是苏姗。查理和我们在一起。他从楼上飞下来和我们一起玩。”我看见我的姑娘们，还有邻居的小孩都围着查理载歌载舞，真难以置信。“嗨，妈妈！”查理模仿苏姗大声叫着，“嗨，妈妈！”“查理！你给我马上回来！你这个不听话的小混蛋！”我冲他尖叫着，“你以后再敢出门不告诉我！我都要报警了，谢天谢地，哦，查理！”我的声音哽咽，放心的眼泪滚落脸颊。真是谢天谢地！我这是怎么了？我转过身看见厨师正奇怪地看着我。我希望没有别人听见我跟一只鸟说话就像跟自已的孩子。原来查理在阳台上看孩子们玩，终于忍不住加入了他们。他抖开翅膀跳了下去，并且幸运地滑下正好落在苏姗的肩膀上，像个漂亮的三分球。真无法相信他竟能飞，而且在8楼上就能认出苏姗并精准地在她肩膀上着陆。我们认定这是巧合，但查理又来了一次，而且从此他总能信心十足地落在操场上某个孩子的肩膀上。这项新自由极大地增强了他的自尊，他为生活的欢乐欢庆不已。他帮我明白把野生动物关在笼中是多么残忍。自从被捉住，查理第一次飞了起来。当然，他的伤残使他只能顺风滑翔，姑娘们试着把他扔到空中看他能飞多远，而他只能向下滑行而不会从地上起飞。他显然没有足够的翼面、合适的翼形来获得足够的起飞升力，孩子们得把他抱回来。孩子们发现查理极有趣而且特别爱玩。他们发明了一个游戏来满足他日益增长的自尊心。查理站在一根长棍头上，孩子们挥舞绕圈，查理用强劲的脚趾抓紧棍子，抖开翅膀开心大笑，孩子们高喊：“超级查理！超级查理！”不久，每次他落在苏姗的肩膀上都会大叫“超级查理！”更让他高兴的是他在退潮湾一带的孩子中名声大噪。我看出他的自我一天天壮大，他真的相信自己是个人，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查理的记忆和他的视力一样出色。他学会叫每个人的名字，时刻准备加入大家。孩子们在跟前时，他把托平叫爸爸，把我叫妈妈；有客人时，他就随着大家叫奥戴丽和托平。他好像记得所有姑娘们的名字再加上厨师和保姆的名字。他每天早上用名字问候陈和邵莹，但叫他们的3个女儿却是“喂，你好。”他经常叫我们，但我们不敢肯定他是否真能分清谁是谁。一天，查理证明他确实分得清。1966年，我父亲切斯特·朗宁来看我们，他已在印度当了9年加拿大高级督察。时值越战，爸爸作为加拿大总理莱斯特·鲍尔斯·皮尔森和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的密使，被派往河内寻求与当时北越领导人胡志明开始和谈的可能性。三个月前爸爸执行一项类似的使命路过香港时，查理曾见过爸爸，而这次爸爸刚一进门，查理就听到他的声音并喊了起来“嗨，姥爷，嗨，姥爷！”然后他用中国话说：“你王八蛋！”因为他肯定记得这句话让爸爸大笑不止。的确，爸爸惊异地看着查理，大笑起来：“查理，查理，你才是王八蛋！”他弯腰抱起查理，“这是几星期来我第一次开怀大笑，知道这世上至少还有一个聪明人真不错。”查理和爸爸一见如故，这让我非常惊讶，因为查理对陌生人一向都很小心。也许他认出这是位灵魂伙伴，或至少是位爱鸟者。爸爸小时候生活在中国内地时，有一只翼展六英尺的鹰。鹰在天空自由飞翔，爸爸吹口哨，它就俯冲下来。不幸的是一位客人不知道那是只宠物而将其误杀。祖母将翼尾的羽毛装进牙雕扇的骨架，父亲去世时桌上还摆着那把扇子，现摆在我桌上。

说起来，爸爸和查理有很多共同点：他们的母语都是汉语，爸爸跟他的中国奶妈和同学学会了普通话；查理跟那个小贩学会了粗俗的广东话。他们还有共同的生活智慧，都喜爱紧张刺激而无法忍受枯燥。爸爸90岁时依然精力旺盛，我问他有什么秘诀，他毫不犹豫地答道：“投入生活！”我知道查理会全力支持这一观点。他们都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生活，不管是砸核桃还是协调国际问题。动物和鸟有种种方式表达喜悦。猫呜呜叫，狗摇尾巴，查理则说个不停。每次他看到我们准备出海就会扑腾翅膀大叫“OK，OK，OK。”他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航海，全家一起出海时他最开心。在车里他坐在我肩膀上一路叨我的耳朵。当他姥爷抚摸他的时候，他那小小的心脏会急速跳动，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它在胸腔里起伏。父亲和查理的特殊关系真让我吃惊。小时候，我总把宠物当同类对待，跟它们说个没完。爸爸曾是位物理教师，特别看重逻辑推理，他觉得我把人类情感倾注到动物身上是把动物拟人化，而他现在和头上的鹦鹉一路聊着，就像是和自己的知识分子同行在谈话，并且得到了期待已久的答复：“是的，一点没错。”他还建议我挠查理翅膀下边好让他高兴。我不知道他那些外交官同僚会怎么看这件事。不仅查理开始觉得自己是人，我们都开始把他当人而不是鹦鹉。查理特别害怕呼啸的强风。台风季节(通常是六月)他从不让我们离开他的视线。他好像能比我们提前知道台风的到来。大风开始的前夜，天空染成鲜艳的桔黄色，空气纹丝不动，让人害怕，查理则不敢靠近阳台。可以看见红旗飘摆的台风在退潮湾滩头发出警告，收音机已经开始了倒计时，我们的水手区漕把帆船藏在安全地点，我们则用胶带把窗户和玻璃门都封严。数到“六”时，风声已经盖过查理，我们得使劲喊才能听见对方说什么。数到“二”时，整栋房子都在晃。尽管设了壁垒，水还是从密封的窗子灌进来冲下楼梯。我们的公寓分四层，佣人们的房间和厨师在一层；几层台阶上是客厅和餐厅；上面是两间孩子卧室；最上层是娱乐室、我的工作室和主人卧室；整个结构正好造瀑布。台风期间，我们差不多整晚都在倒水；一支不错的救水队：托平、我和我们的四个女儿；陈、邵莹和他们的三个女儿；查理在一边指挥；猫这时一般都在书架上。有一次强台风袭击，而爸爸第二天正准备取道老挝去河内执行秘密使命。那次台风可怕极了，泥石流冲走了旺角和斯坦利角的数百户人家，有数百人丧生。机场跑道和通往机场的公路都关闭了。那条跑道是填海造陆夺来的，直插入香港中部。但到了下午，残骸已清理干净，有几架飞机躲开摩天大楼和山上的防护墙成功起飞。按计划，《纽约时报》的司机区森下午3点来接爸爸，但他中午来电话说车不见了。情况是街上所有的车都不见了，没人知道去哪了。厨师陈挺身而出，提出用他那辆破烂不堪的大众送爸爸去机场，而他竟然成功穿越一片狼藉的街道使爸爸得以完成会谈使命。陈回来时兴奋地满脸生辉。他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最惊险的一次驾车经历，“街上只有我一辆车。”3天后，《香港准绳》报头版刊登了一张照片，一堆汽车在台风中被吹下山坡，在山脚摔个稀烂；我们在车堆底认出了《纽约时报》汽车的牌照。风暴结束后，查理又回到阳台上，迫不急待地准备再现超级查理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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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对自己作为家庭一员的地位越来越感到安全，并且满怀信心，以为他的替身母亲和主要供养者会始终陪伴他；可就在这时，我不得不离开查理去中国旅行。天赐良机，我可以成为最早看到共产党中国的西方人之一，但我担心自己突然离去会动摇查理的安全感。爸爸去北越的第二天，我意外地得到了驻香港的中国旅行社的签证，我可以去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我两星期前提出了申请，但断定会像其他西方记者一样遭到拒签。时值1966年夏天，加拿大是7年后，而美国是13年后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鬼子”当时不受欢迎，而美国政府禁止美国人去中国。因此中国人给我旅游签证的确让我大吃一惊。我是以一位加拿大家庭主妇的身份提出申请的。表中问到是否去过中国，我没提在内战中曾在中国呆过两年，也没提生在中国的父亲曾在毛主席的宿敌蒋委员长的南京政府任外交官。17年前我从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撤离，解放军随后跨过长江占领了南京。我急切地想把旧中国和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一番比较，但这意味着我要暂时撇下家人。我可以向孩子们做出解释，但我知道查理会感到绝望。爸爸去了北越，托平被派往南越，苏姗和凯伦在台湾的一家美国教会学校莫里森学院上学，而罗宾和莱斯莉整天呆在香港的英国学校。尽管陈和邵莹已经和查理成了好朋友，并且对他照顾得很好，但他们不可能整天陪着他，而查理已经习惯整天有人陪。他将不得不在这块英属殖民地上和猫交际，而他对此显然没有兴趣。他将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的大多数人类伙伴突然抛弃了他。我左右为难，因为我知道他是极敏感且易受伤害的动物。可这次的确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使我成为最早的西方记者从竹帘后进入未知的“红色中国”。我不会为一只鸟放弃这富于挑战的经历。但尽管我这样劝慰自己，我还是深感愧疚并且害怕查理永远不会原谅我。如果当时我知道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我很可能会选择留在查理身边。我安排好《纽约时报杂志》的一项任务，第二个星期和查理和姑娘们吻别起程去中国。托平送我到九龙火车站，忧心忡忡地和我吻别，看着我登上九龙列车驶往中国边界。“九龙”是指九条龙，八条是呈半圆形环绕港口的八座山；第九条是寓意上的龙，意指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传说他在13世纪隐居在此躲避蒙古可汗凶悍的铁骑。我并不担心龙。列车逶迤驶过新界，经过九龙之一的阿玛岩驶向罗湖。我走下英国火车，提着大包小包和照像机，独自走过三春江上的铁路桥，走向红色中国，心中越来越担心。海关大楼上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墙上新刷的大字报颂扬着社会主义并谴责美帝国主义。迎面站着两个表情严肃的解放军士兵，肩上斜挎着上了刺刀的冲锋枪。“你好——Hello，”我走上前，尽力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他们一脸雾水，随后咧嘴笑了。“你好，你好。”我用极生硬的普通话问我可否给他们拍照。(在香港，大家都说英语和广东话。)他们摇头说“不要。”“为什么不要？”他们还来不及回答，一位讲英语的官员就挥手跑过来，好像我正在收买国家机密。“我只想拍张照片。”我解释着。“不行，”他指着对面的英国士兵说，“英国人禁止在桥上拍照。”他抓着我的胳膊用力把我推进一条带篷的木地板通道，通向海关大厅。通道两边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和宣传画，画上坚定、英俊、两眼怒火的中国人踢得肥胖的黄皮肤的美国人抱头鼠窜。在大厅入口，一位穿蓝中山装满面怒容的官员问我有没有值钱的玉器、书、鸦片、彩票或鸽子。“没有，”我说，“我什么都没有。”他仔细查看我的加拿大护照，见有台湾签证，就粗鲁地问我为什么有4次台湾签证，难道我不知道那是敌占区？我解释说有两个孩子在台湾的一所美国学校上学，我必须去看她们。他锐利的眼睛紧盯着我，叫我别动，然后就不见了。我想要是我真带了只鸽子，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终于他手拿红蜡笔回来了，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用笔在台湾签证上打了一个大大的“？”(有你好看的，台湾！)，然后笑了一下把我交给一位年轻的女海关检查员。她要看我的3个相机。让我意外的是她还要看我的胶卷。我打开箱子，从鞋里和各种挤出的空间掏胶卷。她神情严肃起来“你有多少胶卷？”
“大概60卷。”“你只能带36卷，剩下的留在这儿，出关时再取。”“可没人告诉我这个规则。”我恳求着。“等一下，我去请示一下上级。”这回我肯定要被送回查理身边而去不成中国了。她领来一位上年纪的官员，怀疑地看着我，“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胶卷？”我想这下完了。他们一定发现我丈夫是位美国记者，而我为《纽约时报》工作。查理，我就要回家了，如果他们不把我关进监狱。我强作欢笑，“中国太美了，我想尽可能多拍些照片给我的5个孩子看。”我等着他们揭穿我。“5个孩子？”他挑了下眉毛，“是男孩吗？”“一个是，”我骄傲地说“最小的一个是男孩，叫查理。”“呵，不错，嗯，4个女孩。”他看上去很同情。“嗯，那每多出一卷要收10块钱(5美元。)”“OK，OK，没关系。”我答应着。知道中国人喜欢讨价还价，我想起那个小贩，然后做出难过的表情，“其实我也不是非带那么多不可。”他突然笑了一下说，“如果你真的要多拍些照片给儿子看，我们特例开恩准许你带进去。”我对他千恩万谢，代表我儿子查理和我自己，一边赶快把胶卷塞回鞋里。我拉上提包拉链，那位女检查员笑着重复了一遍“这可是特例开恩。”她握了握我的手，“欢迎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树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歌唱祖国》，我在歌声中登上火车继续我的红色中国之行。与过去不同，如今火车都是正点。车上一尘不染，也没有苍蝇。服务员都穿着白制服给少数几位乘客供应绿茶。我感觉自己像在一间病房。车上一直播放着爱国歌曲，我终于在茶桌下找到一个按钮将它关掉，这是我在苏联学会的一招。我向窗外望去，其他乘客都松了口气，原谅了这些无知的外国人。眼前景物和17年前一样，永恒的中国。翠绿色的稻田伸展到天边，农夫趟着没膝的泥水，扶着长角水牛拉的木犁，竹制的船帆滑过运河水面。崎岖的小路两边排着拱形柳树，光脊梁的小孩戴着锥形草帽，赶着白色鸭群和尖叫的黑色猪群走向远处的塔楼。还有上年纪的女人肩上背着柴火捆、超载的驴、在溪边叽叽喳喳的乡下女人拍打着洗衣服。且慢。这些农民的草帽上戴着红五星，而且他们的劳动是有组织的。每个人都穿着一样的高领敞袖宽大束腰外衣和蓝色大裆裤，经常是补丁摞补丁。很多墙上用红色大字刷着党的口号：“毛主席万岁！”“打倒美帝国主义走狗！”红色中国好像只剩下这些“走狗”了，所有的野狗都在50年代初的“除四害”运动中被集中屠杀了。再没有狗看守农民自家的土地。接着我突然醒过来：再也没有农民自家的土地了，过去用来分开各家土地的泥土篱笆都不见了。整个土地合并成了大的人民公社，时不时可以看到带铁丝网围墙和红五星水泥门柱的党委会驻地。成行的妇女儿童戴着草帽、穿着凉鞋从木桶里舀出夜间粪便撒在麦田和稻田里。风偶尔会把粪味吹过来，大家就急忙关车窗。呵，是有些视觉上的变化，但中国的氛围还是那样。在广州，会讲英语的欢快的陆小姐开始作我的导游。随后17天，我们一起愉快地走访了几座沿海城市和南京，中国内战期间我曾在此住了两年。在每座城市，早上我都被同样的方式吵醒：嘹亮的军乐、行军曲和断断续续的高喊声：“一、二、三、四。”窗外是肩背木枪的青年男女在操练，我已经很难认出南京了——这座横跨长江两岸的古都。当年我住在一座巨大的石屋里，二战时一位日军将领曾住在这里。由于北方的内战，城里到处是生病饥饿的难民。我当时是南京大学的学生，每天坐黄包车上学。几乎每天早上我们都碰到几具遗弃的难民尸体(有的盖着草或麻袋)，都是饿死或夜里冻死的。没人出钱掩埋尸体，只好等垃圾车将他们收走。虚弱的乞丐满街都是，马、驴、狗因受虐待和挨饿而情况更糟。如今，17年后，街道干净整洁，城里种了1百多万棵树，街上也没有乞丐和鸦片瘾君子。在火车站一位英俊的年轻人来接我问我是否还认得他，我当然认得。
他是我在南大的同班同学邓齐，我们还都是大学合唱团成员。他父亲是一位国民党高层官员，他本人却是革命者并支持共产党。像其他许多来自富有的商人或统治阶层家庭的孩子一样，他认为祖国灾难重重并渴望现代化。这些学生觉得更换政权会消除使国家陷于四分五裂的腐败和贪婪。他们欢迎在理论上提供了解决办法的新政权。但这是在他们被现实打破幻梦之前。邓齐警告我要小心。排外情绪正在酝酿，许多学生已经开始上街游行，他不敢肯定正在发生什么，但他担心中国又要陷入困境。他提出领我四处转转，但要我别告诉陆小姐和将在大都会饭店欢迎我的中国官员。官员们举行了冗长的欢迎仪式，然后是六道菜的午宴，趁陆小阻午睡时我溜出了饭店。邓齐开着一辆旅行社的旧车来接我。我们驱车经过城门，在城墙上散步，然后爬上俯瞰南大校园的钟楼回忆往日、那些老朋友以及这世界的变化。很奇怪，校园空荡荡的。托平和我过去常坐着渔船在莲花湖上野餐，如今却不见人烟。我们去了明陵(明太祖陵在南京，明朝廷后来从南京迁到北京)和多年前我们知道的很多地方。城市变大了，而且样子完全不同了，已很难认出加拿大使馆所在地，后来我们从那座石屋搬到使馆。终于找到了那三所房子，我失望地发现它们都已年久失修，游泳池也长满了竹子。整座使馆如今已变成金陵学院的宿舍，我曾在这里教英语。至少这还算物尽其用。我坐上去北京的火车时，邓齐又一次警告我小心。他建议我回香港，但没说为什么。如果我知道他所了解的情况，如果我明白整个国家正在酝酿一场风暴，我很可能会掉头回去。但自从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后，中国一直对外国记者封闭；关于中国内部正在扩展的动荡，外界只听到一些模糊的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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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北京时(旧称北平)，满街都是游行者。我走进北京饭店大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打电话。陈接的电话，“孩子们很开心，查理很难过，整天叫你，嗨，妈妈，Hello奥戴丽，嗨，托平。我很担心。你最好早点回来。”我让他把电话放在查理耳朵上。查理一听到我的声音马上做出反应，“OK，OK，OK，Hello。查理，Hello，奥戴丽。”我们说了一阵Hello，终于我说再见但他却不跟着说。他不停说着Hello，好像这样就能把我叫回他身边。我不知道这电话让查理感觉好些还是更难过了，我只知道自己声音哽住了。很快我就被街上的吵闹吸引住了。北京一片狂乱。北京饭店位于北京的主街长安街上，就在故宫和天安门东边。我想要一间临街的房间，这样可以从阳台上拍长安街上的游行，却遭到一口回绝而被安排在背街的一个小房间里。我怎么拍照呢？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拍照。街上我这么显眼的西方人往哪里钻呢？许多游行学生脖子上扎着红领巾，敲锣打鼓走过街头，振臂高呼口号，要砸烂旧习俗和一切腐朽的西方影响。在北京饭店，我第一次明白了关系一词的真正涵义。跟查理通话时，我又听到在莫斯科常听到的熟悉的滴答声，我知道饭店里的每个电话都被窃听了。因此我决定给在河内的爸爸打个电话希望能影响窃听者。爸爸还在北越执行他的秘密使命，而中国是北越的盟友。根据经验我知道河内最好的酒店是大都会，我决定一试。北京饭店总机接通了河内大都会酒店。真走运，那边的总机会说英语。我要求和大使切斯特·朗宁通话，可她说他刚离开酒店，不知道去哪儿啦。“我是他女儿，”我说，“我从北京打电话。朗宁大使在那执行特殊使命，请你给你们的领袖胡志明打个电话问问他切斯特·朗宁在哪儿。”“好的，夫人，我15分钟后给你回电话。”我以为她再也不会打过来，但她信守诺言。一位饭店服务员敲门把我领到电话前。河内那位妇女找到了正在开会的爸爸。对我竟能找到他，爸爸和我一样吃惊。他祝我旅途一路顺风并说他现在没法多谈。他问道：“查理怎么样？替他姥爷在膀子下多挠几下。”中国人一定以为这是句暗号。5分钟后，一位极其礼貌的服务员热情地通知我一间临街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感谢电话，我搬进了一间视角特别好的舒适的房间，这下我可以从阳台上拍到长安街上的混乱。而代价是5个晚上无法入睡。就在阳台下，狂乱的人群彻夜游行，敲锣打鼓，高呼反美口号。尽管天天有游行，陆小姐和我还是租到一辆小车去参观古迹，包括颐和园、天坛、十三陵和长城。尽管我多次去过长城，但我永远无法忘记第一次。1966年，长城的大段都摇摇欲坠；70年代，部队修复长城；90年代，到处都是礼品店，准备宰那些每天数以千计的游客。而当年，在这古城墙上，在无法摧毁的中国精神令人敬畏的纪念碑上，只有陆小姐和我两个人，的确让人心悸。往返北京只需一天，但这旅程却把我们带回两千年前。长城是2200年前由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修建的，用以抵御北方的“蛮夷”入侵者。如今还有15到30英尺高，墙上足够6匹马并排奔驰。蜿蜒的长城俯仰就像一条威猛巨龙扭动的龙骨。灰泥和砖块下埋着几十万也许上百万奴隶和战俘的尸骨，这座1,400英里长的军事壁垒也因此赢得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别名：“世界上最长的墓地。”我能感到死者的亡灵。从戈壁滩翻卷而来的劲风裹着他们的哭声盘旋在荒凉静穆的箭楼四周。我想到查理，他害怕呼啸的风声，他肯定不喜欢长城。北京城里比凄惨的长城更恐怖。满街都是游行队伍。我的导游本该安排我回家，却撇下我参加了游行队伍，我再也没见到她。我就这样搁浅在暴乱的北京，我只想回到查理和姑娘们身边。我正想着如何离开中国，而解决办法竟是另一次奇遇，这次不是一只鹦鹉而是17年来一直音信全无的两位老朋友。

街上的锣鼓格外喧闹，从阳台上可以看到大批学生跑过长安街。好奇心战胜了最后一点理智，我抓起相机跟着他们走过一条叫“太极厂”的人行道。我们走向一座苏式建筑，四周布满探照灯，照着四巨人的巨幅照片：马、列、斯、毛。这是一座党委机关，几个表情严峻穿中山装的人站在台阶上高呼口号，号召学生帮助他们除“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年轻人高喊“毛主席万岁”并且高举拳头，像希特勒的纳粹冲锋队。我爬上黑铁栏杆拍了几张照片，等我转身准备回饭店时却被满怀敌意的学生围住了。背靠着墙，我已经没有退路。他们都在高声叫骂，像查理骂那些小孩，两个恶人伸手要抢我的相机。就在这时，我听到人群中有人喊：“奥戴丽！奥戴丽！”我朝街对面望去，在国际俱乐部台阶上站着两位在南京时认识的老朋友：瑞士大使馆秘书海蒂·克拉尔和法国武官雅克·吉约玛斯。“快跑！”他们大喊道，“奥戴丽，快跑！”学生们似乎和我一样吃惊。当他们正盯着对面台阶上高喊的外国人，我撒腿就跑，感谢祖宗传给我的两条长腿。我一跑到安全地带就一把抱住雅克和海蒂说“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们俩怎么会在这儿？”“奥戴丽，”雅克取下单片眼镜扬起浓眉，“你不觉这是我们应该问你的问题吗？”吉约玛斯上校帮我搞到一张硬座票，挤上开往上海的一辆超载的火车。我可以在上海飞往广州。我问雅克能否回法国外交部帮我把胶卷寄出去，因为中国人不知道我是记者，我现在担心他们会在海关没收我的胶卷。“奥戴丽，”雅克不耐烦地叹了口气，“你难道不明白中国人完全清楚你是谁，去过哪儿，干过什么？高个蓝眼金发女郎在中国不太容易融入街景，不是吗？你以为刚才我们是怎么在人群中认出你的？如果中国人这次不揪你，那他们以后也不会。”我上了火车希望他是对的。现在我才想到邓齐是怎么知道我要去南京的。他是官方导游，因此一定在名单上见过我的名字并且知道我的姓已从朗宁改成托平。火车上挤满了免费乘车的危险狂热的红卫兵。我尽力不引人注目，但雅克是对的，我很快就成了中心。幸运的是有几个红卫兵想练英语。我告诉他们我叫“奥戴丽·朗宁。”他们却听成了“跑”(朗宁听起来有点接近“跑”)，这下引起了一阵狂笑，一个人说“唉呀！这儿有一条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我笑得比所有人都响，像查理一样，并朝他们挥动加拿大护照，“我是加拿大人！”我大喊着，并让他们相信作为一名加拿大人我也反对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每一站都有更多的红卫兵拥上来，准备去完成“破四旧”的光荣使命。这趟夜间车没有卧铺。我坐着打瞌睡，突然想到我们一家此刻散在各地，每个人都好像正好在对方的敌占区。我带着一箱子没冲洗的违禁胶卷和一群红卫兵一起坐火车穿行在红色中国；苏姗和凯伦在台湾岛(旧称福摩萨)，蒋介石和国民党被毛泽东和共产党从大陆赶到那里；爸爸在北越的河内；胡志明的部队正与南越的美军交战，而托平在那儿报导战况；罗宾、莱斯莉和查理在香港坚守英国前哨。当列车驶进上海站时，我和红卫兵已相处得很融洽，但他们显然是满怀狂热爱国激情的危险易变的少年。他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他们充分的自由去清除社会上、党内、政府和学校里面的反革命分子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跟红卫兵告别时我心里充满了担忧和不祥的预感。我飞到广州，然后坐火车去边界。这趟车几乎是空的，当时不允许中国人离开中国。我抵达香港边界的第二天，红色中国天下大乱，竹帘子又拉上了。中国对外国记者封闭，搞了五年狂暴的文化大革命，随后又相对平稳地继续了五年。年轻的红卫兵狂热地展开清洗，经常自行其是而没有北京的指令。他们打砸历史建筑，毁坏文物古迹，侮辱著名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以及学校的老师，有时甚至侮辱自己的父母。各省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在红卫兵的派别武斗中伤亡。到1968年，毛泽东不得不实行军管来制止红卫兵。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上山下乡运动而永远无法完成中断的学业。他们成为中国迷失的一代。

边界海关官员急于摆脱我，甚至都没问胶卷的事。走到罗湖桥，我问对面的英国士兵能否拍照。“不行，不行。”他们的答复和中国士兵一样。我问为什么。“中国人禁止在桥上拍照。”一点没错，查理天生就会这一套，我们小时候也都会这些耍赖的把戏：恶人先告状。我的文章和照片上了《纽约时报杂志》的封面，编辑起的标题是《在最黑暗的红色中国》。但这一切都无法取悦查理。他一脸怒气，整整训斥了两天才终于同意在阳台上与我们共饮马提尼。爸爸取道香港回加拿大，查理似乎并不在意他的缺席，很快就站在他的肩膀上喊“姥爷”。苏姗和凯伦回来过暑假，托平也回来换口气，这下一家又团圆了。我们带着查理和小猫“船长”一起去中国南海出海航行。不管红色中国出了什么事，我们正享受一次大团圆。

墨

托平在亚洲报导了五年战争和革命后又被《纽约时报》派往当时联邦德国的首都柏林。拖家带口搬这么远可不是件容易事。我们已经在西柏林度过了冷战中最冷的3年，再回去让人感觉像是要重来一遍。可我们别无选择。时报已经决定把他派回欧洲，培养他将来当海外版编辑。

　　对我来说，这次搬家意义重大，因为我的亚洲口炎性腹泻又犯了，一些长年生活在东方  
的西方妇女会得这种血液病。我第一次是在南京生活了两年半后得的，后来在印度支那又复发。惟一的治疗办法是注射B12并且换气候。道森·格鲁弗斯医生建议我立刻离开香港，尤其当他得知我祖母36岁就在中国死于口炎性腹泻（当时他们还没有发明这些药）。也许我继承了她的易感性，而且我又怀孕了，因此，遵从医嘱显得越发刻不容缓。一大家子经常搬来搬去总是不可避免充满混乱和伤情离别，这次也一样。孩子们痛恨转校，离开朋友，但最难过的是告别陈、邵莹和他们的孩子，当时我们没想到最终能把他们一家弄到纽约。最难的是不得不卖掉美丽的中国帆船。我曾想沿莱茵河把船开到波恩，但托平打消了我的念头说水流太急太危险。不幸的是因为时间紧迫，我们不得不把船卖给一对粗鄙的夫妇，他们肯定不会欣赏那些充满象征意味的木雕。于是，在一个星夜，我们又一次救下这些木雕，把它们和中国古董、家俱一起打包用船运往德国。接下来安排孩子们、猫和查理去波恩的长途飞行。查理似乎对所有不寻常的行动都感到兴奋，而猫通常总是无法忍受。我们给查理的笼子装上复杂的挂锁，希望在抵达前他不会猜出如何开锁；还有为船长、泥巴和老虎特制的带活动便盒的竹篓。

　　查理简直是不可多得的超级旅伴，而猫可以说从不想去任何陌生地方。不幸的是惟一能装下这一大家子的是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老式运输机，而且在飞抵波恩前要在曼谷、仰光、卡尔库塔、德黑兰、巴格达、安卡拉和罗马降落。印度空姐身披飘摆的莎丽服，脑门头上点着朱砂痣，她对鹦鹉和猫深表同情，但坚持必须把他们放在行李舱。对这些享受惯的动物来说，这是很大的侮辱。

　　到了第一站曼谷，我们坚持要看看宠物是否安然无恙。我要求着装入时的空姐允许我们给动物喂食并更换猫的便盒，她勉强同意，叫来两位男乘务员，小心翼翼地卸下查理的笼子和猫篓，也没有反对我取出查理放在肩上，这样查理就能和孩子们和猫打招呼。我觉得需要让查理安心，知道自己没有被遗弃或又遭绑架。除了等待起飞无事可做，机组人员和其他乘客也过来围观。让我吃惊的是查理似乎非常自信，他看了一眼周围，然后开始表演，就像是竞选总统。他先用英语礼貌地问候人群，然后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诸位好，最近身体怎么样？”他还分别问候每只猫，“这儿来，猫咪，猫咪，猫咪。”他叫着，并把喙子伸进竹篓，好让他们用鼻子亲他。然后他安抚地低吟，而猫则可怜巴巴地哼叽。我不敢把猫放出来，否则他们会受惊而四处乱窜躲起来。不过会面让猫感到安心，而查理的观众对他的表演深感欢心。我把他放回笼子时，他把大家都逗乐了；他抬起一只脚挥舞告别：“Bye，Bye，Bye，Bye！”那样子就像在综艺舞台庄重谢幕。

　　到了仰光，两位乘务员不用提醒就把动物园卸下来。我们下飞机时，他们已经和猫、查理在机侧等着我们。于是再来一遍，查理还是明星，机场所有的缅甸人都跑来看演出。到卡尔库塔时，好像有关这只机上降生的不可思议的鹦鹉的消息已经先期抵达，但我肯定这是巧合。一群头戴五颜六色头巾的锡克教徒正在跑道上等着，他们要去旁遮普寻找一位导师，他们围住叽叽喳喳的鹦鹉，而查理已经厌烦了重复，这次他做出了惊人之举。他竖起桔黄色冠子以示敬礼，然后用旁遮普语说了些肯定很机智的话，因为所有大胡子锡克人都大笑起来，会心地点头。查理笑得比谁都响，而他的新信徒都用传统方式双手合什以示尊敬。从机场出口跑来的印度小孩对我们金发蓝眼的姑娘们更感兴趣，都挤过来看外国人。查理吃醋了，为了引起孩子们的注意，他抖开翅膀扯着嗓子尖叫：“超级查理！超级查理！”锡克人抱起他跟着喊：“超级查理，超级查理！”最后那声音听上去就像是在吟唱圣歌。

身为记者的丈夫向来反对任何夸张，但我还是冒着得罪他的危险告诉他我有理由相信到查理挥手说再见时，这些着迷的锡克人会把这只神奇的鹦鹉带到阿姆里查的金庙立为11世导师。（第10世导师1708年去世，他们现在肯定特别急切）。我看得出这种注目已经植入查理的脑海，而且尽管我不愿承认，也植入了我的意识。在巴格达，连骑骆驼的人都奔过来看演出。我们名声大振。我们将一起登上世界大舞台，我已经预见到这一天。教皇本人肯定会在罗马机场跑道上迎接我们。实际上正因为在巴格达引发了巨大的骚乱，到了罗马乘务员才不  
让我们下飞机。因此，伟大的白人导师查理将只能回忆自己在东方受到的过度礼遇，而让西方去猜测错过了多么精彩的节目。但我明白这已经整个改变了鹦鹉查理。

　　在波恩，我们住进了莱茵河上的尚伯格霍夫酒店，刚赶上给大孩子们注册上学。凯伦去了美国军队学校，苏姗上了一家很好的德国学校，名叫尼古拉斯·埃森苏斯体育馆。她们很高兴，因为莫斯科的学校和台中的莫里森教会学校纪律严明，而德国却很自由。在莫斯科，她们得穿白腰的黑裙；而在台湾，着装和纪律要求严得不通情理；裙子下摆必须遮住膝盖，而且姑娘不能穿漆皮鞋，因为反光太亮。

　　在波恩，我们给姑娘们穿上皮短裤和高筒袜还给她们买了自行车，这样她们就能和别的孩子一样骑车上学。然后买了一辆大众，租了一座带家具的房子，房东恨小孩和动物。苏姗和凯伦的德语已经相当不错，因为在西柏林时，她们已经在德国学校上了3年；但莱斯莉和罗宾（尽管她生在德国）却是初学者。托平和我也忘得差不多了，因此我们决定温习德语。查理站在大吊灯的架子上监督上课，学得比谁都快。他好像很喜欢这些新的浊重的喉音。孩子们把老师叫海尔·史克格鲁伯，每次他教新东西，查理都会喊“当然。”好像他听懂了每句话。他学会的第一句德语是“最近怎么样？”不管碰到谁他都重复这句话。

　　我们从尚伯格霍夫酒店搬到租房的头天夜里，《纽约时报》的主任编辑克利夫顿·丹尼尔给托平打来电话（当然，是在凌晨两点）。

　　“托平，你还想当海外版编辑吗？”

　　“等一下，克利夫，”托平看着我，“奥戴丽，你想让我当海外版编辑吗？这意味着我们得去纽约。”

　　“太好了！”我叫了一声，“太好了，太好了，就当海外版编辑！”

　　“好的，就这样。一星期后来向我报到。玛格丽特问你们好。晚安。”

　　托平摇了摇头看看自己是不是真醒了。“嗯，我可能几天后就得动身，你得卖掉东西，打包，和孩子们随后来。”

　　现在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了。他在伦敦、柏林和莫斯科就玩过这一套。我用最平静的语气说：“休想，亲爱的！这次我们一起走。”我们真的一起走了。

　　四辆出租车组成的车队把我们全家和行李运到机场：一辆是查理、托平和我；一辆是孩子们和猫；两辆拉行李。自从中东和印度的成功之旅，查理出行时总带着特殊的骄傲神色。他像政客一样挺起胸膛，见到每个人都打招呼。

　　“当然，怎么样？”他用新学会的粗嗓子叫道：“你近来怎么样？”

　　出租司机终于忍不住回头问托平：“你们是巡回马戏团吗？”

　　“是的，”托平叹了口气，“一点没错。”

墨

到纽约已是午夜，全家精疲力尽；孩子们和猫都在高声抱怨，查理却异常欢快让人心烦。也许让人心烦，但他却非常有用，真让人吃惊，他的谈话帮我们顺利通过海关。1966年，冷战还在热烈进行，美国国务院中的一些人认为中国是非常危险的敌人，他们称中国为“黄色威胁”或“红色恐怖”。红色中国生产的东西属于违禁物品不得进入美国。(消费者，这值得深思！)我们刚在香港呆了三年，孩子们一天天大起来，理所当然，我们的衣服都是中国造的，还有那些藤条箱里的所有东西，除了姑娘们的德国皮短裤。似乎不可避免，海关会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标签并没收所有东西。另外，空姐还告诉我们最近刚实行禁止鹦鹉，因为爆发了鹦鹉热病。我们召开了几次家庭会议讨论如何偷运查理，但此刻我已精疲力尽无心多想了。我私下里希望海关没收所有东西：包括丈夫、孩子和动物，而另选别人和他们打交道。没这么走运。我们抱起叽叽喳喳的查理和哼哼叽叽的猫(可能是因为系着行李安全带长途飞行而晕机)走向海关。我们故意选了一个看上去疲惫不堪的官员，希望能吓住他；并让孩子们吵闹，制造混乱；孩子们觉得很好玩并且出色完成了任务。那位鼻子粉红的大个子官员打量着我们这么一大帮子，脸都白了：三个竹篓里猫在嗥叫；15只藤条箱，6个柳条篮子，四个哭闹不止让人生厌的小孩；满脸愁容一触即发的父亲和精疲力竭的怀孕母亲，手提一个大黄铜笼子。他使劲翻了翻眼珠，指着笼子，闷声问道：“那是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查理就口齿清晰地说“你好，查理。”海关官员一脸困惑：“谁在说话？”“你好，查理！最近怎么样？”查理重复着。大个子摇摇头，一脸惊异转成了微笑，“这鸟可真了不起，他怎么知道我叫查理？”“他有特异功能，”我说，“也许还会心灵感应。”官员有点怀疑“真的吗？”“是的，真的吗？”查理大声叫道。再看一眼我们的队列，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突然他好像有点撑不住了，迷糊的眼神露出一丝恐慌。“好吧，好吧。”他嘟囔着，举起双手像是挡开猛烈进攻。“走吧，离开这。全体。快。安静地离开，OK？”“OK！Bye-bye，查理，”查理尖叫着，“Bye-bye，嘿嘿嘿。”我又回头看一眼那可怜的家伙，他正一脸惊异地盯着我们。离开德国前，我们联系了在南京时结识的老朋友。汉克·利伯曼曾是前《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还有他美丽的妻子凯，当时被国务院派往中国，是当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秘书。利伯曼夫妇和两个孩子住在纽约一个郊区——斯卡斯黛尔。我们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但在纽约的熟人中，只有他们在这么仓促的情况下如此慷慨地主动提出接纳我们全家，直到我们找到住处。时值九月，学校刚开学。托平去斯卡斯黛尔高中给苏姗注册，但校方说学校只收当地居民的孩子。“当然，我们就住这儿。”情急之下，托平编了一个地址和电话号码，而校方没人想到要核实一下。不管怎么说，他也是《纽约时报》海外版编辑。接着他去斯卡斯黛尔初中给凯伦和莱斯莉注册，再去海斯科特小学给罗宾注册，每次都重演一遍这套把戏。这下四个女儿分别在三个学校上学，我们真得找个住处了，不然会引发丑闻，败坏报纸的声誉。我们就这样在斯卡斯黛尔定居下来，而托平也成了《纽约时报》第一位不住在纽约城里而住在郊区的高层编辑。一切都是即兴所为而非长远计划。那些东方宝贝和家具还在去德国的海上，我们本来计划会在那儿住几年。现在我们得找一个带家具的房子。托平一家和他们的随从撤到附近的一个舒适房子后，心地善良的利伯曼夫妇也禁不住松了口气。我们在一个农舍住了六个月，同时准备买房子。最后选定一座相当时髦的仿维多利亚式老房子，共3层，房间有松木壁板，还有很多大窗户用来采光。橡木地板已经起皮，5个壁炉，檐上有白釉蓝彩陶器；滑轮式电梯，我们趁孩子们还没从平台上摔下来赶紧把绳子钉起来。还有一座带活门的小木屋(跟祖父的一模一样)，带山形墙的铜屋顶已经有了一层柔软的铜绿。这座房子，外带一个马车屋，大约建于1900年。在香港，我们住的公寓很现代化，而那些中国家具正适合这座老房子。外面有宽敞的花园，周围是一小片老树林，查理和猫对这一切欢欣不已。

不幸的是老虎染上了一种美国病毒在第二周死去，但船长和泥巴安然无恙并逐渐适应了新生活。查理像个老旅行家适应了新气候并全身心投入郊区的新生活。当地的邻居要过一阵儿才能适应查理。

　　这只三语鹦鹉在新环境里茁壮成长，整天呆在院子里，在林中滑翔。我想这里可能最接近他在澳洲的老家，但这里没有他的鸟类同伴，他也不能飞起来。作为补偿，他会灵巧地用  
喙和脚爬上树，到一定高度后展开翅膀滑到一棵矮树上，通常起飞前会高喊“超级查理！”他对任何环境的惊人适应能力是他的求生秘诀。根据电视上《鸟类生活》栏目制片人大卫·爱坦伯罗的说法，查理也许天生就能适应伤残翅膀，像他的新西兰表亲也不会飞，它们也是爬上树到处滑行。感谢强有力的喙子和灵活的脚趾，这些新西兰鸟即使不能真正飞起来却也能行动自如，像查理一样。一句话，查理天生就知道如何应付受损的翅膀。我愿意相信他遭受的损失没有看上去那么可怕，尽管我们这些体态笨重却热爱飞行的人类会想当然地认为失去飞行能力无异于巨大的灾难。

　　查理饿了、累了或想进屋就会显出他傲慢的社交面孔，大叫，“奥戴丽！奥戴丽！”我就赶紧举着一根长棍跑出屋子，他小心翼翼地走下棍子溜到我肩上，而我则继续对他的创意和灵活性赞叹不已。托平让查理站在肩上，带着他巡视院子，指给他各种界标。“看见了，查理，这是棵苹果树，你可以爬上去，OK？”“OK，托平！”“那边的那棵树，看见了，那棵大树是卡伦太太的；还有那棵是史密斯先生的，都在我们界外，记住了？”“是吗？记住了。”“查理别忘了，不然你会迷路的。”“好吧。OK，OK，OK。”这类清晨漫步对托平和查理相当平常；但过了一阵儿，好心的邻居巴巴拉·卡伦对我们承认她曾非常担心，因为另一位邻居，一位心理学家和鸟类观察家对她说他觉得托平先生相当古怪。“我一直在观察托平先生。你知道吗，他每天早上四外转悠，肩上站着一只鹦鹉，还跟他说个不停，怪怪的，是吗？”

　　查理好像凭直觉就知道自己的领地，而且他需要贴近人类伙伴。头一个星期我们一直仔细观察他，随后我们就放心他不会飞到陌生的院子外面去。查理检查了一遍院子里所有的树，然后决定在厨房窗子外面的苹果树上建立自己的总部；一棵漂亮的老树，树干突兀，枝条繁茂，春天开满淡粉色花朵，秋天结满鲜红的苹果。显然，查理选中这棵树理由充足：首先，这位置可以窥探厨房窗户使他与家人随时联络；其次，他可以观察院子里的动静并能看见谁从前门或后门进出房子；除了地利，这棵树已经有年纪了，树身上满是松软的小洞，他可以用喙子叨出一个大洞。他还爱吃花和果子，这也帮了他的忙。一旦选定在树杈上叨一个窝，他就干劲冲天投入工作。他很快就成了一个专心的、几乎是狂热的建筑工人，数年如一日干个不停，最终盖了一个精美的套间。第一间足够大时，他就钻进去睡觉或只是藏起来玩。听见院子里有人，他就会探出头来聊上一会儿。他最先碰到的是邮递员。

　　邮递员正在查看我们新做的木邮箱（形状是一只巨大的白天鹅），查理从隐蔽处喊道：“嗨，哥们！”邮递员停了下来，四处看看，试探着说了声“Hello。”

　　“关门！”查理用最粗厉的嗓子大叫。这是查理新学的，因为我不停地叫孩子们进出厨房时关门。邮递员急忙转身看看天鹅脖子下面的小门是否关上了。

　　“门关着。”他答道。

　　“回去把门关上，”查理大叫着，接着好像是测验邮递员的智力，查理用德语喊道：“最近怎么样？”

　　“你在哪儿？”邮递员迷惑地问。我一直在窗户后面看着，正准备出去解释，查理突然模仿那小贩怪笑起来，邮递员跳上他的卡车飞驰而去。

　　清洁工没那么好打发。他冲树上喊了几声Hello，接着按响了门铃，“夫人，树上有人。我想可能是个淘气鬼，但我看不见他。”
“是的，我知道，谢谢。那只是查理，我的凤头鹦鹉。”

　　“呵，是这样。对不起，打扰了。你的什么？”

　　“是只鸟。一只淘气鸟。”


　　我叫了声查理，他从公寓门口探出头来竖起冠子，“嗨，哥们！怎么样？最近还好吗？Ok,Ok！”

　　“这是真的吗？”清洁工问。“真的，”查理答。下次来收垃圾时，清洁工带来两位同事并把他们介绍给查理，好像他和查理是老朋友。查理就像个马戏团演员，他表演了超级查理飞行，最后金鸡独立吹起口哨。清洁队成了常客，还有附近的园丁和邻居小孩。查理终于赢得了他一直渴望的关注，这回他的节目单上又多了一句姑娘们的常用语“开心点！Ok？”

　　在五女儿乔安娜即将出生前，我们从乌拉圭进口了一位从未见过面的妇女来当管家。布兰卡令人钦佩且极有效率，但她是第一次来美国，不会说英语；我们也不会说西班牙语，但她还是设法让我们明白她不喜欢动物和鸟，尤其是那只呆在屋里和其他孩子享受一样待遇的鹦鹉。我们把乔安娜从医院接回家后，布兰卡明确表示她留下来只是为了保护无辜的新生婴儿不受我们伤害。她把一只生鸡蛋扔到厨房地板上，然后指指婴儿，接着她从我手里接过乔安娜教我该如何抱小孩以免她像鸡蛋一样洒在地上。不久她就认定除了喂奶我根本就不该抱婴儿。我无所谓。抱小孩我已经抱烦了。再说她很快就明白要让乔安娜高兴得我们两个人在场。

　　查理也意识到乔安娜一哭立刻就会引起注意。因此很自然，每次他想引起注意就会模仿她的哭声。并不太像婴儿哭，更像一只痛苦的小狗，但大家都会奔过来。这超出了布兰卡的忍耐极限，她宣布一年合同期满后立刻就回蒙特维迪奥。

　　这一阵，查理又养成了一个坏毛病——重复我每句话的最后一两个词。有时他重复得相当快，听的人还以为我失忆了，而查理出于同情心帮我把话说完。我感到恼火，但多数人觉得好玩并且认定查理能听懂我的每句话。查理也意识到客人们觉得他的新把戏很好玩，于是越发得意起来，每重复一个词就像那个小贩一样大笑一阵。这种表演很快达到了顶峰。我妈妈英卡·玛丽和爸爸从阿尔伯塔省的凯姆罗斯镇来参加新生儿的洗礼，孩子取名乔安娜·玛丽·朗宁·托平。查理一眼认出爸爸，并马上换成汉语，“姥爷，姥爷，你王八蛋！”我们在起居室举行仪式，来宾中有印度教徒、穆斯林、佛教徒、犹太人、路德派信徒、天主教徒、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利伯曼夫妇是教父教母。洗礼由隔壁教堂的公理会牧师主持。查理和爸爸组成了中国代表团。幸好他俩用中国话对骂时牧师没有听懂。

　　而品味高雅、极为体面尊贵的母亲却能听懂汉语。她没有被这只爱骂人的鹦鹉迷住，大声质问我怎么能容忍这么粗俗的动物。说真的，这真的很难解释。

　　让人吃惊的是，在仪式上查理非常听话，他好像能感觉到什么时候该收敛自己。我父母呆了一星期，在这段美妙的日子，妈妈最终爱上了这只疯狂的鹦鹉。一天早上，她经过树下突然听到头顶上叫道：“姥姥你好。祝你今天开心！”很快他俩就开始亲密交谈了。

　　随后我父母返回凯姆罗斯家中，他们已从环游世界的外交业退休并开始画油画。两星期后爸爸打来电话说妈妈病重，而两星期前她还那么健康。我飞回老家，兄弟姐妹西尔维娅、艾尔顿、梅梅、克哲伦、哈蒙也都从世界各地及时赶回祝福她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我们六个孩子，爸爸和他妹妹海泽尔，手挽手围在床边；在最后时刻，她那依然美丽的脸上挂着微笑。

　　正值十月，树叶几乎掉光了。我满怀伤感回到斯卡斯黛尔。为什么，妈妈？只有72岁，正是大好年华。她的落叶油画刚刚得奖。我感觉我的一部分被妈妈带走了。这结局太突然了。尽管我早已长大成人并且有了自己的一大家子，我还是感觉像个孤独的孤儿。托平和孩子们陪我一起哀伤。查理也染上了这种情绪，他特别能感受别人的情绪。母亲都知道她的情绪会感染孩子，并因孩子数而成倍扩展。算上查理我碰巧有六个孩子，我明白为了家人我必须摆脱这种伤感。

随后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妈妈在梦中回来了。那梦境太真实了，我到现在都不能确定是不是真在做梦。她戴着自己最心爱的帽子，那是当年她姐姐去世后她为了让自己高兴起来买的。妈妈坐在床脚，用一种超乎想象的安详表情看着我，摸着我的脚说：“都很好，奥戴丽，一切都很好。”然后她消失了，一股抚慰的宁静之流涌过我的周身。我醒了，明白宇宙中的一切自有定数。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就此治愈了创伤。一切都应顺其自然。

墨

乔安娜四岁时，我们收养了一只黑褐色德国牧羊犬，并给小狗取名明卡。她非常合群，心地善良，而且无条件地爱所有人。我们把她带回家时，布兰卡简直惊呆了，并再次威胁说要回乌拉圭。但当她当看到乔安娜那么爱这只小狗，就决定暂且容忍一阵。查理却大为震怒，因为他的伙计们竟如此关注一条愚蠢的小狗。明卡听到查理在树上怪叫就围着苹果树狂吠。查理被激怒了，竖起冠子，以两倍的音量朝明卡狂吠。明卡坐下竖起耳朵，要么想起她妈妈，要么在努力理解一棵会叫的树。“喔，喔，”明卡叫。“喔，喔，”查理叫。这种有意思的交流会持续一阵。明卡自从离家还没有用她自己的语言跟人交流过。终于，明卡坐在树下摇着尾巴，用友好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查理。查理则轻蔑地回望着她。但每次她快要走远时，查理就会吠起来把她引回来。这招还真灵。明卡总会跑回来。查理花了3个星期就完全控制了明卡。他听我们怎样叫狗，然后很快就学会了。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学着托平叫明卡：“这儿来，明卡，这儿来，明卡。”要么像孩子们那样冲她吹口哨。明卡总是热情地奔向查理。查理很快就学会像她的主人那样命令她：“坐下，明卡，坐下。”明卡真就坐下了。“好狗，明卡真是条好狗。”明卡则高兴地甩着尾巴。明卡很快长大了，一口就能咬掉查理的头，但这么一条充满爱心的狗决不会想到这么邪恶的念头。相反，她总是像马戏团的演员一样执行查理的命令，忠诚地守卫在树下，赶走野狗、野猫、甚至浣熊；这些家伙有时想侵入院子，也许想把这只没有自卫能力的鸟变成一顿美餐。一天下午，院子里传来斗狗时才有的凶狠的嘶咬咆哮。我朝窗外看去，是明卡和邻居家的一条白色秋田狗米莎在搏斗。这两条狗一直关系不错，可米莎是鸟杀手，前不久他袭击了另一个邻居家的鸡笼，咬死了十几只松鸡，另外十几只四散奔逃。明卡在阻击米莎，查理摇摇晃晃地奔向厨房门，一路叫着“好狗，好狗。”我跑出去把他抱起来，明卡见查理已经脱险就放走了她的杀手朋友，米莎一路呜咽着跑掉了。明卡全心忠于查理，作为回报，叛徒查理会趁明卡熟睡的时候像蛇一样溜下树，用他的弯喙咬她的尾巴。无辜的狗本可以一口咬掉这只长翅膀的恶魔的头，但她却嗥叫着醒来，不知道自己到底作错了什么，查理则快步爬回树上像那个香港小贩那样大笑起来。明卡还觉得有责任保护孩子们、其他动物、这座房子和房子里的所有东西，包括乔安娜的仓鼠(睡在一个海螺壳里)和两只家鼠本和苏格拉底(住在一个精美的小屋里)。这两个家伙有时会爬到她头上。本是只大黑鼠，喜欢乱跑。一天我碰巧在乔安娜的卧室看见明卡嘴里含着本，我只能看见本的黑尾巴在狗嘴边晃动。我不敢叫明卡，怕她误把老鼠吞下去。我静静地站着，看着明卡进了我的卧室，乔安娜正在床上玩。明卡轻轻地把本放在乔安娜的大腿上然后躺下继续睡觉。乔安娜高兴地大笑起来，湿淋淋的本浑身发抖，从此再也不乱跑了。明卡还像母亲一样照顾船长生下的猫仔。船长是位粗心的母亲，小猫刚学会吃东西，她就扔下它们不管了。她更喜欢去院子里捕猎。明卡任命自己充当小猫的保护神，每当母亲闲逛去了，她就担当保姆角色。猫盒子在后门廊上，小猫想从盒子里爬出来，明卡就用鼻子轻轻地把它们推回去。渐渐地明卡无法让小猫呆在盒子里，于是她就趴在楼梯口以免贪玩的小猫滚下楼梯。小猫可不傻，很快它们就偎在替身母亲柔软的肚子上睡觉，而不去找亲生母亲的胸脯。查理在树上看着这一切。他好像很喜欢小猫，从未像咬其他猫那样咬它们。船长从没像查理那样适应斯卡斯黛尔。猫不像鹦鹉那样能适应环境。他们的心智不同，不喜欢变化。船长是只水猫，她显然思念帆船和海上的空气。有时她会坐在浴缸里等我放水玩。晚上她经常睡在查理的笼子旁，好像查理能让她记起香港的美好时光。给小猫们找个新家一点也不费事，我在《斯卡斯黛尔探奇》上登了一条启示：“领养：稀有的香港帝国水猫。”

明卡长成了一个庞然大物，比一般德国牧羊犬大得多。八岁左右她得了发育异常症，而她的体重加重了病情，她开始跛行。我们考虑给她做手术，但医生反对。“过一阵就好了，”她说，“注意保暖并让她多运动。”明卡的运动来自一条走失的串种小狗，像个褐色绒球，长着黑耳朵，不停地摇尾巴。苏姗在一条危险的曼哈顿街上捡到她并把她带回家。我们给她取名熊猫。明卡很高兴给一只小狗当妈妈。查理当然又狂怒起来，并且让所有邻居都知道这一点。他费尽力气想控制熊猫，在树上发号施令，“坐下，熊猫，坐下。”见此无效，小狗每次叫他就尖叫，“住嘴，住嘴。”熊猫根本不理睬家族首领查理。她忙着冲每个人摇尾巴，跟明卡玩捉迷藏。后来，查理又有了五六位新伙伴。一只叫明的暹罗猫；一只因车祸少了一条腿的猫叫芒果；两只老练的家养兔子，一个叫兔子先生，另一个叫克里奥佩特拉；还有一只叫布里吉特的苏格兰犭更 犬。明和芒果被小鸟吓坏了，认可了他的老大地位并成了查理的铁杆。兔子们尽可能躲着查理，而布里吉特却无法适应查理而只呆了几个月。查理最喜欢的猫是明。我想那是因为查理非常珍爱自己的羽毛，经常梳理，而明的颜色与他的非常接近，他因此喜欢明——一只黑鼻、黑爪、黑耳的小白猫。明一点也不怕查理，晚上直接爬进查理的笼子，查理把黑舌头放在小猫鼻子上亲吻。白天，明和明卡在查理的树下晃荡；长大后，明就爬上查理的公寓在前门廊的树枝上四肢伸开晒太阳。查理能勉强容忍兔子先生。兔子先生从小在猫群中长大，以为自己也是只猫。他向每只猫求爱，不管公的母的；让他难过的是他一次次遭到冷漠的拒绝，看着真让人伤心，不过他们允许他使用他们的便盆。他很干净且训练有素，但他总是啃地毯边作为开胃酒，饭后甜点则是电线。另一个坏习惯是不请自来上餐桌，有时会冲动地跳到茶几上的生菜盘里。有一次我们设宴招待衣着整洁的联合国外交官，他就这么干了。蒙古大使的司机迷路了，去了离我们家10英里的维也纳酒吧。调酒师给托平打电话说“托平先生，这儿有个人自称蒙古大使，说要找你。我该把他赶出去吗？”“别！别！”托平说，“他的确是蒙古大使。给他来杯马提尼，告诉他我马上就到。”托平终于把迷路的客人带回家，而这位大使非常高兴；他和那位爱尔兰调酒师已经成了好朋友，并且一直免费享用阿基酒，一种高度蒙古伏特加。问候道歉之后，大使坐下伸手拿了一根胡萝卜条，兔子先生突然钻出来用他的长牙咬住萝卜条的另一头；双方来了一下拔河较量，然后大使先生丢了萝卜条，还吓了一跳。兔子先生凯旋地卷起尾巴，闪电般窜过房间带着他的宝贝冲上台阶，查理则站在我的肩头尖声狂笑。“天那！”大使惊叫一声“那是什么？”“噢，对不起，”我说，“那只是兔子先生。他有这坏毛病。实际上他现在该上床睡觉了。”“兔子先生，兔子先生。”查理高喊着。大使看看刚倒上的一杯阿基酒，摇摇头，又把它放下了。布里吉特和查理相互仇恨。我在去特里伯罗桥的路上救了布里吉特。当时我正驶向138号大街出口，看见一条狗躺在路边。我以为它死了，可当我驶过时，她抬起头直盯着我。我不能在那儿停车，沿高速公路往前约一英里，我看见一辆卡车停在那儿，我把车停在卡车后。一位魁梧的灰发司机走到车窗前问道“宝贝，需要帮忙吗？”“我能把车停这儿吗？那边有条狗受伤了，我想走回去把它接过来。”他的反应让我吃惊，挥拳擂了一下脑袋说，“噢，天哪！我真受不了狗受伤。我和你一起去。”他说他叫艾米尔·拉瓜迪亚，但我觉得他是个天使。我们沿着隆起的高速公路往回走。我没想到卡车隆隆驶过时桥会震动得如此剧烈。呼啸而过的卡车带起的真空涡流还可能把人吸进去。艾米尔抱着狗走了一英里回到我的车上。一个警察正在给我们写罚单。听完事件经过他看了看狗把罚单撕了，然后把我们安全导回拥挤的高速公路。艾米尔咧嘴笑着挥手祝我们好运。我看见第一个电话亭就赶紧停下给全国广播公司制片人乔治·默雷打电话取消我们的午餐。“真的？”听完我的解释他说，“是这样吗？我这还是第一次给一条狗让路。”

布里吉特伤得不重，几天后就站起来了，并且像多数狗一样感恩戴德。不幸的是她太感恩了，一刻不停地跟着我。在桥上搁浅之前她显然是只宠坏的狗。我们把她从床上赶走，她就用客厅里所有的丝绒和锦缎窗帘给自己铺床。她对其他动物的嫉妒已到了危险的程度，并且拒不尊重查理的老大地位。查理被激怒了，用中国话咒骂她。不久我们平静的家园变成了战场，查理朝布里吉特尖叫；布里吉特追猫，朝明卡咆哮，甚至冲孩子们吼叫。不到一个月她开始发情，斯卡斯黛尔所有的公狗都开始绕着我们的房子嗥叫。我又一次下决心以后再也不救动物了。托平给《纽约时报》的狗栏目编辑沃尔特·弗莱彻讲了布里吉特的抢救经过，沃尔特写了篇文章谈到每天都有很多狗死在高速公路上，他还提到幸运获救的布里吉特。我收到几十封信和电话，建议我如何照看这条狗，我还因此成为犭更犬协会的名誉会员。科尼岛一位善良的女士读到这篇文章并想给她的孙子找一条出名的狗。她提出收养布里吉特，我赶忙答应。我警告她布里吉特会妒嫉其他动物，她请我放心说布里吉特没有竞争对手。我开车送布里吉特去科尼岛的新家，毫无疑问，这的确是一个被宠坏的宠物的理想之家。邻居们都来拜访布里吉特，女主人还把《纽约时报》的文章贴在墙上。我不得不承认我当时没告诉她布里吉特怀孕了，而且我也没告诉她甩掉布里吉特我们都很高兴。布里吉特缺乏想象力，无法适应查理一家。很快一切恢复正常，大家和平共处，查理则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老大位置。所有这些权力和控制都助长了鹦鹉查理卑劣的大男子主义，他变得越来越不可一世。他现在早上要叫我送他去树上，然后对狗发号施令，再咬一通苹果，接着单脚倒挂在树上，抖开翅膀大叫：“超级查理！超级、超级查理！”查理的自恋现在已经没边了。他完全被自己的重要形象迷住了。这件古怪的魔法不仅发生在鹦鹉的脑子里，而且让他的人类伙伴着了魔。我们都开始觉得查理是个人——一位大人物。像通常喜欢动物和鸟的人一样，我们也把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注入查理。小时候，爸爸曾责备我这是动物拟人化。可如果一只鸟的行为不像鸟，而且你从小就像养小孩儿一样把他养大，你怎么能只把他当只鸟对待。而且，他能说话还善于倾听，我们无法抗拒把查理拟人化。说到底这又有什么错？因此我们继续玩这场幻觉游戏，同时开始相信查理不仅仅是只外国鸟。多年前在香港时莱斯莉就是对的，她说查理想和我们同桌吃饭是因为他“只是想成为家庭一员”。而现在不管是好是坏，他的确成了家庭一员。冬天查理不得不呆在屋里和家人在一起。他在厨房敞开的笼子里睡觉，但他在每个房间都有据点。他似乎随时随地需要凑热闹，可以说有点神经质，而且要随时找到他的团伙。他需要忙个不停，任命自己为厨房看门人、防火总指挥和观察哨，并且非常敬业。如果有人出入后门，他就会喊：“关门！”如果你不理他，他会叫你的名字让你惭愧，“罗宾！回去把门关上。”因为必须呆在屋里，查理和布兰卡相处的时间长了。她当时非常想家，闲时就坐在厨房和一位会讲西班牙语的朋友倾诉。查理好奇地听着新声音。一天布兰卡的朋友来，他用西班牙语问候：“你好，朋友。还好吗！”布兰卡的眼神一亮，忧伤的表情不见了。两人高兴地笑起来，而查理至少重复了10次，和他的讲西班牙语的新朋友一起纵声狂笑。像所有接近查理的人一样，布兰卡立即认定(因为她想这样认定)查理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当然还有流利的英语、德语和汉语。她成天跟查理说个没完，不再把他当成一只讨厌的动物，而是一个亲密的朋友。她开始邀请所有的朋友来看望查理并告诉他们她已教会一只鹦鹉说西班牙语，而托平一家的人居然学不会。这话传开了。布兰卡和查理在周围的拉丁人中突然有了名气。不是给她的同伴们讲托平一家有多笨，就是帮她的新朋友们找工作，布兰卡不再孤独了。接完移民们找工作的电话，她就一边和查理聊天一边做饭，熨衣服。智慧的鸟则完全扮演沉默的心理医生的角色，专注地倾听，适当地点头：“是的，布兰卡。是的，朋友，是的。”我听不懂她们的谈话，但听上去厨房里正在酝酿一场革命。乔安娜很快就能加入厨房对话了，因为她一岁前听到的就是西班牙语。布兰卡决定再呆一年。

尽管布兰卡从不抚弄动物，但当我和托平经常外出旅行时，她却把他们喂得很好并且照顾得很好。她用西班牙语跟动物说话而他们好像都听得懂。升任《纽约时报》主任编辑的第二天，托平正呆在厨房里，明卡躺在地板上，他听见布兰卡用西班牙语命令明卡出去。看见明卡乖乖地听话，托平窃笑着说：“呵，看来明卡能听懂西班牙语。”

　　布兰卡从不掩饰她的想法。她倚着扫帚轻蔑地说：“托平先生，我已经在这儿呆了六年  
了，明卡能听懂西班牙语，猫能听懂西班牙语，甚至婴儿都会说西班牙语，查理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而你，托平先生，你却不会说西班牙语！”说到这儿，查理和布兰卡大笑起来，我们的主任编辑只好保持沉默，查理却笑个不停。

　　不光是布兰卡对查理忏悔罪过倾诉苦恼，我们都开始对这只智慧的鹦鹉诉说烦恼，他是家里惟一能信守秘密的。四个大女儿放学回家后，会一边喂他饼干牛奶一边讲她们当天的探险和灾难。查理则昂起头，重复最后几个词，然后是他最常用的深刻评论：“是这样吗！真的，OK，OK，噢，噢！”很快，大家很自然把一切都告诉查理。说到底，他是家里惟一一位好听众；更重要的是他从不评判。他从不说教或反驳，也从不提供无用的免费建议。他只有理解的目光，明智的点头和不经意流露出的同情的神态，经过我们自己的解释总能让我们心情好过一些。对查理倾诉变成了一种清洗治疗过程；比自言自语更容易接受；比对邻居倾诉更安全；比找专业精神病医生便宜。查理的影响日益扩大，他现在是：旅行家、美食家、酒友、伟大的白人导师、语言学家、拖不垮的心理学家。他满怀激情扮演所有这些角色。

　　查理认真倾听孩子们讲她们适应美国生活的困难，她们一直都生活在国外。苏姗和凯伦在德国、俄国、香港和台湾上过学，本以为美国学校会轻松些，没想到适应起来却相当困难。苏姗应邀为《校园周刊》写了篇文章提到她们碰到的一些困难，节选如下：

　　我现在斯卡斯黛尔高中读书。凯伦和我第一天到校就大为失望。也许我们被德国人或俄国人宠坏了，但所谓快乐友好的美国人的观点很快破灭了。我的第一印象是一片面无表情的脸，很少有人表现出热情。我在德国波恩的尼古拉斯·埃森苏斯体育馆只呆了很短的时间，但我到那儿的第一天比在斯卡斯黛尔呆了3个月后还轻松。当时我的德语很糟，忘得差不多了。虽然6岁到9岁我曾在柏林住了3年，而且一度德语很流利。幸运的是语感很快恢复了，有望在考大学时说流利的德语并写出不错的俄语，这让我兴奋不已。俄国和德国学生也许最称得上友好、真诚、快乐。

　　斯卡斯黛尔的学生最引人注目的是穿着漂亮。很容易猜出这是一个富有的社区，大家都很注意外表，远不像那些俄国姑娘清晨只是扎个辫子就完事了。斯卡斯黛尔的气氛比较随意，学生和老师谈话也随便得多，对老师的尊重也少得多。在教室后面说话和大声尖笑时有发生而没人在意。俄国或德国学生可不敢这样。老师进教室时他们要起立，与老师的关系也很正规。

　　斯卡斯黛尔的教学设备要比俄国、德国和香港强得多。这里的物理实验非常费力，但无法与俄国的相比。这里的竞争要比以前的任何一所学校都激烈。虽然美国学生常谈到压力，俄国学生却更用功。这里的一大优势是科目众多且有大量课余活动。

　　课余活动的主要特征是小团体林立，女生联谊会和男生联谊会。也许这么大的一个学校很自然把学生分成派系，但不幸的是，不友好也相伴而生。女生联谊会是分帮结派的另一种方法，许多女孩把它看成一种地位标志并结成密切的小团体。尽管违犯校规，这种小团体却到处泛滥。当然有些学生不属于任何一个小团体，而他们通常最友好也最有趣。不过他们并没有因为不加入小团体而遭遗弃或不适应。

　　斯卡斯黛尔真的无法与我曾上过的学校相比。惟一真正的相似之处是学生们都讲英语。除此之外，它更大，更富有，而且由于有大批学生的激烈竞争，比别的地方更难应付。

学校里的面孔很快就熟悉了，两个月后，笑脸也多起来。虽然我想念在欧洲和东方的朋友，但我应该开始了解我的祖国了。

　　苏姗的文章登在《校园周刊》后，她觉得自己会被孤立起来，因为她的批评太严厉了。情况正相反。许多学生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不友好，并感谢她指出这一点。不久，她就领着大批朋友回来见查理。莱斯莉和罗宾也有自己的麻烦。他们在香港学会了英国口音，因此  
受到嘲笑。罗宾哭着回家问为什么别的孩子觉得她的口音怪。是查理让她笑了起来，他不停地说，“太糟了，太糟了，太糟了。”

　　我们住得离学校太近而无法坐学校班车，因此我每天早上开车送孩子们上学。她们上学一星期后，罗宾的老师告诉我她适应得不错，还给同学们讲了一些她在埃及和印度的经历。爸爸当时在印度任加拿大高级督察，我们常去看他。老师让孩子们写出最想做的事，许多孩子写他们想去看金字塔、泰姬陵或白金汉宫，这些罗宾都看过了。罗宾写道：“我一生中最想做的事就是搭学校班车。”

　　没过多久，孩子们就适应了斯卡斯黛尔。因为4个大孩子生在国外而且母亲是外国人，她们得在美国呆够六年才能成为美国公民。但几个月后她们就开始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美国人。她们去掉了英国口音，穿着牛仔裤晃来晃去，并学会了吃汉堡包和炸土豆条。查理特别爱吃炸土豆条，很快就跟着他的美国团伙四处闲逛。

墨

天气暖和时，查理大部分时间呆在苹果树上。他还在屋里的笼子睡觉,但起得很早。吃完面包抹蜂蜜再来一片黄色维生素，然后叫司机（我）送他到树上去工作。他把花都吃掉，如果残存的花结了果子，就把它们一个个叨下来。他偷偷逼近苹果的样子就像个猎食者。他把苹果叨开把籽吞下去。难怪，有鹦鹉的丛林都没有苹果树。

　　查理沉迷于掏洞建房。经过多年苦心经营，他把一间树屋扩展成两层套间，有三个门和  
好几扇窗户。下小雨的时候，他就站在门口，高兴地抖开翅膀，张开黑喙让凉爽的雨滴滑下皮子般的舌头和喉管。然后他会在阳光下晒干，一边梳理羽毛一边跳着喜剧般的古典暹罗舞。要是闷得慌，他就爬到最高的树枝上，倒挂着抖动翅膀，大喊“超级查理”！直到邻居打来电话求他安静。过一阵我们才意识到他只是在炫耀，希望有人欣赏他的成就，就跟我们人一样。

　　有时天气特别暖和，查理就拒绝进屋而要睡他的主卧室。这真让我们害怕，因为他会在日出时醒来，并模仿各种鸟叫，有乌鸦、蓝木坚鸟、鸽子、在院里溜达的幸存的松鸡。随着晨练的继续，他会接着模仿狗叫、路过的汽车、警笛、电锯、割草机和其他各种欢快的郊区奏鸣曲。

　　通常在日落时，查理会喝一杯马提尼；或只要看到有客人来，他的通报总是准确无误，“奥戴丽！奥戴丽！”这时我就得把他接进来参加聚会。如果他在厨房的笼子里听到客厅里的谈话，就会摇摇晃晃地走来凑热闹。他爬到托平的膝盖上，偷吃橄榄并加入谈话，尤其是笑声。他特别爱笑，而且很快学会了抿嘴笑、咯咯大笑、窃笑、哼鼻、咯咯傻笑和纵声狂笑，随时模仿任何人。他明白这些古怪的噪音意味着人们很开心。多年来，他碰到很多有趣的人，而他们似乎都为这只友好的鹦鹉着迷。有时客人来了会把我们撇在一边先去拜会查理。

　　托平：“又见到你真高兴。我们刚从西藏回来，这一路有意思极了……”

　　客人：“呵，是吗？查理在哪儿？”

　　查理变得特别热衷晚会。他尤其喜欢暑假，孩子们会把朋友们请来狂欢。生日聚会上他会和大家一起唱“祝你生日快乐”，并且总是在结尾加两个“快乐，快乐。”查理似乎喜欢音乐，我一弹钢琴，他就会晃进客厅。如果收音机播放活泼的音乐，他就会抖动翅膀兴奋地尖叫。查理唱不成调，但不幸的是这没有让他灰心，他唱得更起劲，专心地吃着生日蛋糕。他特别喜爱圣诞节，几乎被圣诞树的彩灯搞得神魂颠倒。

　　圣诞夜的庆祝活动是挪威传统式的。晚饭后，查理和他的姐妹们在苏姗的指挥下举行合唱音乐会，作为给大人们的礼物。托平和我、布兰卡、亲朋好友、狗、猫和兔子都是听众。年复一年，音乐会越来越复杂，听众也越来越多，但结尾曲总是一首民歌“我们还没钱赎回农场上的抵押”。孩子们踩着节拍屈膝舞来舞去，查理蹲在谁的肩上上下点头并且背下合唱部分“哭…哭…哭…哭。妈妈，这是怎么回事？爸爸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还没有钱赎回农场上的抵押。”姑娘会一个接一个重复一遍。终于恶棍溜了进来：“那我就带走你的女儿。”“不！不…不！不！不！”英雄手提步枪及时出现，而查理用他的拿手好戏宣告演出圆满结束：“砰…砰…砰砰砰。”恶棍摊倒在地，我们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不必再付抵押金。

　　假期结束，我又每天开车送孩子们去上学，并把托平送到车站坐车去纽约市上班。查理搞不清我们都去了哪里，于是又拿出他的老把戏。我正准备开车送托平去车站，他却拒绝去树上工作并冲我尖叫起来。他显然要去兜风。我犯了错误让他坐在我的肩上上了车。他一定记起了在香港的驾车经历，小心翼翼不惹麻烦或干扰我驾车。这样我每天早晚都带着查理开车去车站。交警和托平的旅伴都认识这只白鹦鹉。去学校接孩子也带着他，他开始和每个经过车窗的人打招呼。查理很快成了当地名人。不用说，他高兴极了。

随着我们四个大女儿进入青春期，查理的身份问题变得严峻起来。我已经注意到查理特别能感受别人的情绪。他好像通过一种情绪上的潜移默化感染周围人的情绪。我高兴或生气时，查理会表现出同样的情绪并把它夸大。姑娘们进入青春期后，查理也像是进入了青春期，染上了许多少年人特有的自我中心的讨厌毛病，并以巨大的热情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托平和我经历了许多战争，本以为可以应付任何事情。在中国经历了两年半内战；法属  
印度支那战争期间在西贡经历了两年恐怖活动和炮击；在伦敦经历了4年严格的食品配给；冷战期间在柏林住了3年，当时城市还是一片瓦砾；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在莫斯科呆了3年；在东南亚又住了3年，报导美国越战和东南亚各种各样的战争和革命。但这都不值一提。说真的，如果你有4个女儿和一只自以为是的鹦鹉一起进入青春期，那这些战争根本不值一提。我那时才意识到爸爸早先的警告是对的。他看着发育成熟的姑娘们诡密地一笑：“奥戴丽，你的麻烦在后头呢。”他是半开玩笑，但我想他肯定想到我和兄弟姐妹们的少年时代。30年河东，30年河西。

　　每年春天查理和姑娘们都春情勃发。空中飘满花香，沉甸甸的新叶压得树枝乱颤，托平会感染花粉热，孩子们则骚动不已。查理又可以在树间滑行表演超级查理，而已经长大的姑娘们开始对小伙子们发生兴趣。好像总有无数的小伙子在院子周围转悠。晚上关灯后，她们会禁不住诱惑，溜出去和这些罗密欧幽会；要不是查理，我们可能真会有大麻烦。查理对陌生的声音总是很警觉，由于他过人的听力，他总能及时报警（至少我们认为是及时的）。很多春天晚上，感谢哨兵的警笛，我们总能抓住一两个姑娘想从猫门钻出去。那些男朋友都因为查理超常的听力而恨他。

　　这些男朋友可以贿赂明卡和熊猫，并和这些看家狗交上朋友，他们啃着刚到手的牛排默默地摇着尾巴，但查理则是另一回事。查理的耳朵太尖了。任何车，即使熄火后也休想溜进我们的车道。光脚的孩子也休想在宵禁后爬下楼梯。稍有响动，长翅膀的警察就会高奏警笛，我们都很明白，“又有孩子往外钻了。”

　　加州阿拉梅达的动物行为学家萨莉·布兰奇德解释了查理的惊人报警能力。她说鹦鹉的踝、膝和腿关节都有叫作赫氏血球的细胞，它们像雷达探测器一样能感觉到细微的颤动。这种能力在野外非常有用，随时可以警觉到猎食者。她推测这些细胞组成的预警系统使鹦鹉能预测地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香港查理在我们感到台风危险信号前就已经吓坏了。

　　查理还证明某些科学家关于鸟类无嗅觉的论断是错误的。他比在商店里买的防火预警器要灵得多。他闻到煤气味要比我早得多。显然他脑子里的嗅觉部分给了他这种特殊的能力，虽然他的嗅觉不及其他一些鸟，像兀鹫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嗅出腐肉的位置。炉子上有东西烧糊了或开水溢出来了，查理就会大叫“救火！救火！”或是“奥戴丽，奥戴丽。”如果有谁没关火或水龙头，查理就会把我们叫到厨房。如果查理尖叫，那准是有事。

　　虽然我们家总是闹哄哄的，但我们也睡得踏实，因为任何有理智的强盗都不会靠近喧闹的托平家。要是查理不总是那么极端，事情会好得多。但查理的极端花园里不会开出克制之花。如果电话响两次，他会响四次，用双倍的音量。如果我在厨房接电话，查理会重复我每句话的最后一个词，并且继续说笑，好像是他在和我通话。

　　有一次我又这样失去了摄影采访任务：

　　来电：“你好，奥戴丽，我是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的玛格丽特。我们想办一次建筑展览，需要一些蒙古包的照片。我们在《国家地理》上读到你的文章，不知道你还有没有那些照片？”
　　我：“呵，有。实际上我刚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回来，碰巧有…”
      查理（口齿清晰）：“碰巧有。”
      我：“对不起。住嘴，查理！”
      来电：“那是什么？”
      查理：“住嘴，查理！
      ”我：“对不起，那只是鹦鹉。”
      来电：“你叫我什么？”
      我：“别瞎想。没什么。我很高兴给你寄些照片。”
      查理：“尖叫！一些照片……尖叫！”
      来电：“我肯定是打错了。”挂断。
      查理：“OK.Bye-bye.”
   查理刚进入青春期时还比较单纯，他的新短语是“嗨，老爸，最近怎么样？嗨，老妈，还好吗？”渐渐他开始顶嘴，不管我说什么，就像其他孩子一样讨厌：“我正忙着。”“别烦我！”或“等一会儿。”而如果他鬼鬼祟祟地说：“咱们走吧。”“嗨，宝贝，让我抽一口，”那直接就是报警信号了。一天晚上，高潮终于降临。罗宾刚13岁，她发现自己知道所有的答案，而她尴尬的父母却缺乏知识。她把钢琴弹得山响，查理站在她肩上扯开嗓子高唱什么“我的蓝色软羔皮鞋”。四岁的乔安娜正在睡午觉。我大着胆子建议罗宾用低音踏板，而她对我说我的毛病是太守旧，口红太重，而且总在担心别人怎么看我。她几次停下来等她的“应声虫”：“是吗，查理？”“是的，罗宾！”五年来我一直在应付这样的情绪。其他的姑娘们都冲我发作过。每当冲昏头脑，她们就像她们的同伴一样认为父母不仅远非完美，而且是彻头彻尾的蠢货；相反，如果大人们不再对他们进行说教，他们就能把世界处理好。罗宾一直都站在我一边，但她现在也陷入了青春期生理危机。大多数少年这时都变成了怪物。我发现只要我能保持相当镇静，最终能看到隧道顶端的一线希望。苏姗18岁时从一个可怕的撒谎者一下变成了一个有理智会关心人的大人。凯伦吸取了苏姗的教训，轻松战胜了青春期的烦恼。但她喜欢助人为乐，把斯卡斯黛尔高中每个问题少年都带回家。我们家很快就成了问题少年收容站。莱斯莉跟凯伦学，也把离家出走的孩子带回家，多半是男孩。他们在家里大吃大喝，厨房里全是烟味，他们还发誓从没抽烟。房间里乱七八糟，到处是脏盘子，走时甚至都不说声“谢谢”。由于莱斯莉的经历，罗宾开始恨男孩，拒不打扮自己来吸引他们。她穿着破破烂烂的牛仔裤，觉得只有马才值得交谈。她认为纠正我的毛病是她神圣的使命。“妈妈，你是个假正经。”她的口气带着遗憾和傲慢。“我老远就能认出假正经。是吗，查理？至于我吗，我很真诚。斯卡斯黛尔高中一半的学生假装邋遢，他们给牛仔裤打补丁，故意把头发弄乱，但那全是装的。太差劲了。我可不装，我是真邋遢。是吗，查理？”“饶了我吧！”我的脸沉下来，“OK，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罗宾，你小时候，就几分钟前，你都很乖，很可爱，而且心地非常善良。每个人都爱你。可现在，噢！”我提高了声音：“你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讨厌的小混蛋。我太老了，无法忍受这一切！我已经忍到头了！是吗？查理！”“滚开！”“这话也适应你。你这个鸟脑子。我再不会理你们，除非你们重返善良本性，不管需要多久。你们可以到别处上演你们的丑剧，但这儿是我的舞台！等你们长大了再回来。对吗，查理？”“噢，饶了我吧！”“顺便说一句，查理，你都唱不成调。”自从13岁生日后，罗宾第一次安静下来。“呵，妈妈，你真觉得我过去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孩子吗？”“我都快记不得了。”我踏上楼梯去哄乔安娜。罗宾一向都通情达理，听到我这样直言不讳一定让她大吃一惊。我真希望5年前也跟别的姑娘们这样说过。罗宾又开始弹琴，轻轻地。我看到了一线希望。查理可不那么好对付。这帮少年人一有机会就跟他玩。过分关注更冲昏了他已经热得发涨的头脑。他越受到关注就越需要关注。走到哪儿他都尖叫，开始命令训斥我们。像以往一样，他又得逞了。查理已经不满足做一名普通少年，他要当明星。不过，说到底，他毕竟有那么多奇特经历：遭绑架，晕船，在香港拆竹摇椅的艰苦乏味，环游世界，甚至在印度成为导师，随后又发现了美国，在这块自由与机遇的土地上，用强劲的喙子把自己送到苹果树上，一声不响给自己盖了座房子。他凭自己的能力，从一只默默无闻的小鸟变成托平一家的首领。应该说他的事业很成功。“超级查理！”——宇宙的主人。

不光查理本人认为自己超级优秀。乔安娜也很欣赏她的鹦鹉哥哥。她10岁时发誓要带他去白宫，如果他爸爸是总统。她甚至写了篇短文并大声读给查理。文章的标题是《假如我爸爸是总统》：

　　假如我爸爸是总统，我会既骄傲又害怕。骄傲因为他是总统，害怕因为他会被暗杀。假如我爸爸是总统，而记者们总跟着我，我会踢他们的屁股说：“去报导你们自己吧！”我还  
会对那些便衣保镖说，到外面去，你们应该呆在那儿。

　　我愿意住在白宫，但我不会搬家，除非我能带上超级查理。我要院里有棵大树，查理可以在树上盖个房子并住在院子里。我还要后院有匹马，我可以把它带到学校，我可以整天骑马而不用学习。我要带着我的老鼠和超级查理去学校，让那些老师看看！！！我要买10包泡泡糖和5块大巧克力。我会有5美元的零花钱。我不允许有人对我指手划脚，或让我早早上床睡觉，但我会尽力表现得友好。

　　查理好像很高兴，嘿嘿笑着，“OK，OK，乔，OK。”他那迅速膨胀的自我泡沫正一天天吹涨起来。和其他孩子们一起步入20岁后，他越发觉得自己伟大起来。

墨

时光流转，查理和一对蓝木坚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对夫妇非要落在他的树上吃他的苹果，查理则拼命怪叫，使劲抖动翅膀把它们赶走。说到底，它们只是鸟。一天，水猫船长嘴里叼着一只死蓝木坚鸟出现在后门。他已放弃在中国南海捕鱼而开始在斯卡斯黛尔丛林捕猎。一直在树上看着的查理发出恐怖的尖叫并朝猫咆哮起来，我赶紧跑出来看看出了什么事。船长还因为卵巢切除而愤愤不平，她把猎物扔在我脚下，恶狠狠地盯了查理一眼，毫无愧色地走掉了。


　　悲剧发生后，幸存的那只蓝木坚鸟孤零零地坐在查理的前门廊，我们给她取名露西拉。奇怪的是这次查理并不反对。事实上，他开始热情地同这只悲伤的寡妇交谈。他不仅模仿她的每一个声音还模仿她的动作，配合她的步调前后晃头，抖动性感的桔黄色冠子；而她也竖起了浅蓝色冠子。不到一周，他就彻底神魂颠倒了。他开始昂首阔步，炫耀羽毛，那神气显然是在求爱。他会盯着她的眼睛，头呈“8”字形晃来晃去，直到把对方迷住。我惊异地注视着这段奇特关系演变成斯卡斯黛尔最喧闹的爱情。这地方一向以热闹闻名。蓝木坚鸟也擅长模仿，于是查理和露西拉相互模仿对方，就像一场模仿秀大赛。甚至连吵闹的乌鸦也静下来听这对情侣叽叽喳喳。那声音极富乐感，就像纽约爱乐乐团以双倍音量在调弦。狗、猫都四散奔逃藏起来。二重唱撕毁了郊区的宁静。邻居们开始不停地打电话：“奥戴丽，你那儿到底出了什么事？那可怕的噪音是怎么回事？”

　　“呵，嗨，巴巴拉----什么噪音？”

　　“Hello，史密斯太太，呵，是的……请多包涵……是查理在向一只蓝木坚鸟求爱。”

　　“那请转告他们别太激动，听上去像两只热铁皮屋顶上的猫。”

　　查理和露西拉呆在一起好像非常高兴。晚上查理不再回屋睡觉，而更喜欢呆在神秘的主卧室，我们怀疑苹果树上的家已经成了甜美的梦乡。

　　我们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发展得怎样，但信不信由你，一天早上莱斯莉的床上出现了两个蓝色的蛋。她的卧室在三楼而且窗户大开着，这两个蛋看上去像蓝木坚鸟的蛋，我们发现时还是热的。如果露西拉是妈妈，那她肯定遗弃了它们。我们试着孵化但没有成功。我不知道查理是否与此有关，但希望是。我一直担心查理的爱情生活，因为野生鹦鹉都好交际，而且一生都在交配，像鸽子一样，花大量时间追求浪漫爱情，他们毕竟是相思鸟的表亲。

　　有一次托平和我去澳大利亚东部旅行，见到了一大群野生凤头鹦鹉，和查理一模一样，欢快地聚在一起叽喳不停。这一大家子落在树上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点缀着桔瓣的冰淇凌，落在麦田里像一层雪。经常看到情侣亲热地相互梳理羽毛。我又一次意识到把查理从家里绑走，剪断翅膀拴在一根棍上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在野外，雄鸟和雌鸟共同孵蛋，共同喂食，有时小鸟会飞后还继续喂食。整个家族共同照料和训练小鸟，长辈的智慧就这样传下来。他们离家找到伴侣后会忠贞不渝。情侣间感情非常深，可以和任何种类相比，包括大象和人类。有些家庭几代都住在同一个树屋里。

　　不幸的是，澳大利亚的凤头鹦鹉数量太大了，它们开始毁坏庄稼。农民把它们当害虫杀掉。《濒危鹦鹉研究》的作者托尼·席尔瓦是一位美国养鸟人，他从澳洲带回来凤头鹦鹉家族的悲惨故事。他看见一个农民开着飞机往田里喷洒毒药。“我看见雌鸟推着、拖着死去的雄鸟，张开翅膀尖叫，扑扇着蹦来蹦去，想让死去或垂死的爱侣飞起来。”

　　职业捕鸟者利用鹦鹉的爱情来捕捉它们。一种办法是用一只活鹦鹉作诱饵，放在地上网套中折磨，让它发出尖叫，这样就能抓住来救它的鸟。另一种办法是把粘乎乎的树液洒在鹦鹉最爱做巢的树枝上，一旦某只倒霉的鸟被粘住，呼叫求助，来救它的家人会被一一逮住。

不幸的是多数人对此毫无意识。把如此聪明的鸟从它们的天然家园抢走，对它们的精神造成了巨大伤害，而多数人对此无动于衷。幸存的鸟还要经受更多的折磨，被鸟贩子塞进窒息的船舱运往国外。更多的鸟死在路上。捕鸟过程中有近一半的鸟死去，活下来的鸟又有1/3死在残忍的运输途中。查理是少数的幸存者之一，并把对自己家人的依恋之情及时转嫁到托平一家身上。现在他狂热地爱上了一只蓝木坚鸟，我可以想象他那小小的心脏所经受的混乱。


　　查理和露西拉的热恋历经整个夏天一直进入九月。高潮是他们双双出席凯伦的婚礼。感觉那阵儿所有人都在恋爱。凯伦爱上了马歇尔学院的一位高大英俊的同班同学杰夫·科恩。毕业后不久他们就在我们家的院子里举行了婚礼。查理好奇地注视着婚礼的准备，很可能在惊讶院里怎么突然出现了这么多色彩鲜艳的伞和装饰一新的桌子。他观赏着这一切，时不时给每个人发出不连贯的指令，好像他是整个节目的总导演。

　　婚礼那天，查理在山茱萸树上边喂他的爱侣边俯瞰这一切。大家都觉得他俩是样子古怪的浪漫一对。客人们在屋里耽搁了，因为在仪式的高潮，新娘应挽着父亲的胳膊走下旋转楼梯，而我们的好朋友莱琳·斯泰德勒（她帮我安排了婚礼）却没有发信号。她英俊的丈夫杰克是位有造诣却很害羞的钢琴家，是我们硬逼他来弹婚礼进行曲。他坐在钢琴旁等妻子举手发信号，兔子先生却突然钻出来跑下新娘的婚礼通道，莱琳慌了神，忘了发信号，这可以理解。一片寂静。我和其他人一起站在前排。我赶忙解释一声，抓住兔子先生惹祸的耳朵冲上楼去。这时凯伦倒有点犹豫了，她眼含泪水，呜咽着，“哦，妈妈，你真觉得我该结婚吗？”

　　“凯伦，你自己拿主意。但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婚礼办完，哪怕明天再离婚，我今天的麻烦实在够多了。”

　　我冲下楼梯，脸上挂着紧急微笑，凯伦还没来得及改主意，莱琳就发了信号，杰克弹起走了调的婚礼进行曲，好像以前从没有人弹过这首曲子。凯伦和杰夫现在有3个高大健壮的儿子。但那天的故事还没完。虽然稍微晚了一会，客人们还是来到院子里，碰到了久候在那里的查理和露西拉。那是一个美丽的九月的下午，轻柔的阳光照亮了从香港运来的巨大的白木槿花。凯伦穿着华美的白花边婚纱，戴着布兰卡手缝的白纱，大家都在亲吻美丽的新娘，恭贺新郎，喝着香槟跳舞。大家都高兴极了，根本没人注意查理，除了他那乏味的女朋友----蓝木坚鸟露西拉。

　　这实在太过分了，查理那早已膨胀的自尊心受到了挑战。他扯起嗓门冲每个人喊“Hello”。大家抬起头朝他大笑，他就笑得比谁都起劲。新娘抛的鲜花被罗宾接住了，这具有预言性。这时查理兴奋地尖叫起来，客人们都觉得他太好玩了，这下更刺激了他，他又玩起那老掉牙的把戏，倒挂在树上高喊“超级查理”。鹦鹉从未遇到过如此有身份的观众，即使在印度当导师也没有。这下他可逮着机会了。到午夜，音乐终于停止，查理已经和多数客人混熟了。

　　查理整个涨昏了。这下他彻底变了。我把他送回厨房上床睡觉。他好像醉了，那是因为泡了香槟的草莓和自吹自擂。他看着我自言自语嘟囔着，我当然知道他在说什么：“嘿嘿，呵呵，妈妈，我是晚会的明星，对吗？我太棒了！毫无疑问，我是个大人物，对吗，奥戴丽？”

　　“是的，查理。”

　　查理睡着了，相信他混乱的世界终于获得了和谐。而他全然没有意识到空中正在孕育的不谐和音，他将遇到一系列艰巨的挑战，这将检验他性格的力量并迫使他审视自己的方式。

　　首先是露西拉，她可不像查理的人类伙伴那样容忍他的狂欢作乐，露西拉讲究实惠，看到爱人扔下自己和不会飞的人混在一起就拍拍翅膀飞走了。

墨

就在这一阵儿，《纽约时报》的科学时代栏目刊登了娜塔莉·安吉尔的一篇极有启发性的文章，介绍了神经生物学家拉塞尔·费那德博士的发现。我正急需这样的洞察来理解查理的行为。文章还印证了我对查理举止的看法并不纯是出于我自己过分活跃的想象。费那德博士的研究提供了有说明力的证据，说明社交举止会如何塑造鱼的大脑结构，而这些改造过的大脑又会如何相应地影响鱼的整个举止。这种“脑体结合”论也可用来解释非鱼类生物，包括人还有鸟，哈哈！费那德博士发现富有攻击性的雄鱼如果突然有了权力或提高了社会地位，会改变视丘下部的脑细胞，而视丘下部是控制交配欲望的。费那德博士认定自信好斗的雄鱼的脑细胞比没有社会影响力、举止谦恭的雄鱼的脑细胞大6到8倍，这会引发相应的身体变化，如睾丸增大或像有些鱼的鱼鳞会出现新的色彩鲜艳的条纹。拿查理来说，他在托平家和宠物中与日俱增的威望使他的羽毛越长越长，即使翅膀被剪断他也能滑行。他的自信心使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雄性魅力，以致他的求爱竟跨越了不同种属间的障碍，一只蓝木坚鸟竟爱上了他。费那德博士追踪了新获得的社会影响力与突然增强的性能力之间的连锁反应。非常有趣的是这种脑细胞变化只发生在雄性身上，我不仅开始理解鹦鹉查理的变化，也开始明白很多政客在当选获得渴望已久的权力后的行为。相反，实验表明占统治地位的雄性一旦失去其领袖地位，这位遭惩罚的进攻者就不再炫耀,而是灰溜溜地逃走。随后脑细胞发生变化，霸气十足的大男人变成了胆小鬼。所有这一切可以解释查理在凯伦婚礼后的第二天早上出了什么事。查理带着宿醉醒来，叨了一口面包就把它扔到地上，然后叫我——疲惫不堪的司机送他到苹果树屋去，他大模大样地爬到最高的树枝上然后开始叫他的心上人，但没人答应。他叫了一遍又一遍，但哪儿也找不到露西拉。查理绝望了。这不可能，他不断地变换腔调但就是没有回音。“你怎么能离开我，露西拉？难道你不知道我是谁？OK，别玩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很容易想象查理正转着这些念头，他哭喊了一整天。我们把草莓放到树上，希望能把露西拉引回来，但没用。她抛弃了他。我们想尽办法让查理高兴起来，但他只是没精打采地在苹果树上转悠——悲伤的失恋者。他不再用英语或西班牙语跟任何人打招呼。他甚至不再用中国话骂人，也不理睬邮递员的问候。他不接电话也不再提醒人关门，甚至对晚间鸡尾酒也失去了兴趣。托平不停地拿泡了马提尼的橄榄喂他，但没用。孩子们把他放在棍上挥舞，他也不再喊“超级查理”。我能找到查理忧郁的惟一原因是他的爱侣离他而去。他那虚张声势的罗密欧形象破碎了。他不再像个大人物那样昂首阔步，而是像只神经质的鸟开始咬自己的脚。全家都陷入了绝望，就因为一只性情多变的蓝木坚鸟抛弃了一只自恋的，甚至有点无法忍受的鹦鹉。怎么给朋友们解释这一切？当查理还为露西拉难过时，一个真正的灾难降临了。我们心地善良的德国牧羊犬、查理的特殊宠物明卡死了。明卡10岁那年因为臀部发育异常而无法使用后腿，只能靠前腿在地上拖动。我们本来早该结束这一切。终于在11月寒冷的一天，我们下决心结束她的苦难。对我们忠诚的朋友来说，这是最好的结局。晚饭前，明卡、熊猫和猫会躺在钢琴边，托平、查理和我会喝点鸡尾酒。明卡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弹了一会儿莫扎特，托平给壁炉生了火，让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托平把明卡抱到她的老地方，我们把查理和猫关在厨房，并确定孩子们和朋友们出去玩了。我们没有勇气说出我们的计划。托平和我喝着酒，试着给明卡制造一种轻松的氛围。我给她喂了大约20块牛排，每块都掺着一片戊巴比妥钠，从兽医那儿弄来的。我慢慢地喂她，一直抚摸她，跟她说话。对我来说，最难的是保持镇静，因为我知道动物能感觉到自己的死亡，就像他们能嗅到危险一样。一小时后她沉沉睡去。我提前给克拉夫特医生打了电话，她来给明卡打了致命的一针。我们愿意认为明卡幸福地死去。而我们则伤心欲绝。我们把明卡埋在后院的橡树下。孩子们都来和明卡伤心地告别。姑娘们为她们的好朋友哭泣，但她们能理解，甚至查理也能理解。
查理凭直觉知道明卡出了可怕的事。整个葬礼上他不停地喊：“明卡，明卡，明卡！”好像他能命令她活过来。看到明卡不能复活，他就像小孩一样哭起来，不是为了引起注意而模仿婴儿乔安娜的那种不尴不尬的哭声，而是真的啜泣，像其他孩子一样。当然只是没有眼泪。

　　他对失去爱侣露西拉和明卡之死的反应毫无疑问使我相信查理能体会深沉细微的情感，  
包括同情和悲伤。好多天他都闷闷不乐，不叫喊也不和人打招呼，就那么忧郁地静静地呆在树上，羽毛蓬乱，垂头丧气，时不时冒出一句：“可怜的查理，可怜的查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对可怜的查理来说，更糟的还在后头。

墨

冬雪沉甸甸地压着院子里的树。二月的一个早上我们听到院子里传来一声巨响，从厨房看去，我们全都惊呆了，查理的树屋崩塌了，歪扭多节的树枝碎成一片，堆在冰冷的雪地上。查理15年来一直掏洞，使这棵老树脆弱不堪。他那精致的房子就在掏空的巨大的树枝里，这些树枝终于经不住狂风和积雪崩塌了。幸好查理当时在厨房里，可当他听到喀嚓巨响时，他开始惊恐地尖叫起来。我们穿上靴子奔出去察看。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仔细审视查理的屋子，现在已是门户洞开。我从没想到他的房子如此精致，这完全是栋别墅，至少有4个大房间和大约20个小房间，3个出口和好几扇窗户。如果查理感到有鹰或其他猛禽飞过，他一眨眼就可以藏起来。查理看到自己辛辛苦苦修建的房子碎成一堆简直痛不欲生。15年来日复一日，不停地掏，掏，掏，可现在……，查理尖叫、咒骂、哭泣，整天扑扇翅膀，好像他要纯靠自己声音的力量让房子重立起来。这肯定是他在澳洲遭绑架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击。他那精美的房子不仅可以为他遮风避雨并使他躲开猎食者，而且这是他与野外自由飞翔生活的主要联系，这种生活他和他的祖先已经享受了1亿4千万年。此外，在他的新社交圈中，这房子也成了他的地位象征。他拥有斯卡斯黛尔最漂亮的树屋，远近各阶层的人都来观赏这座建筑杰作。对一位澳洲乡巴佬来说，这可是了不起的成就。野生鹦鹉非常依恋自己的家。多数鸟类每年用树枝和泥盖新巢，而鹦鹉却不这样，他们把老树上的洞掏大，而夫妇俩会一直住在这里。他们的孩子会继承这座房子，有时几代都住在同一个树屋里。现在查理不仅失恋，无家可归，而且还失业了，而他对退休还毫无准备。15年来，不管刮风下雨，查理醒来，骄傲地梳理一翻，三两口咽下面包蜂蜜，然后跳到我肩上去树上实施他的伟大工程。而现在这一切都摊在地上，即便动用国王的全部军队也无法恢复查理的树屋。全家都为查理的损失感到不安。我们试着让他在苹果树的另一面盖一座新房，但他似乎失去了盖房的热情。他整个被打垮了。对这位自学成才的鹦鹉来说，打击太沉重了，即使是托平家的首领，他也无法承受这一切。整个冬天他好像都在想这件事。也许他在重新考虑自己的处世态度。如果他不那么傲慢、炫耀，也许他的心上人就不会离开他；如果他对明卡好一点；如果他能满足一个小一点的树屋而不是贪心地掏成一个外形精美却结构不稳的大别墅；如果……这只自傲的鸟似乎正在学会谦逊。也许他不再渴望成为名人，但代价的确太高了。令人沮丧的是查理变得和普通的鸟一样，整天坐在那儿自艾自怜，晚上就和家人一起看电视。三只野猫利用这个机会搬进了我们家，他们是厚脸皮哈茨巴赫、机灵鬼史门德里克和抱怨者科维奇。他们一直在院子周围晃荡，但查理不许他们进屋。现在他们大摇大摆闯进了查理的领地，而我惊讶地看到妒嫉的鹦鹉没有把他们从客厅椅子上赶走，更不用说咬他们的尾巴或偷猫饭。过去年轻气盛时他常这么干，那阵儿他可是个火爆脾气。我想带查理去看鸟医，要一些治忧郁的药，但又担心弄坏了他如此精致的头脑，还有那难以预料的个性。也许我该找一位鹦鹉心理学家？可我明白即便是研究反常鹦鹉行为的专家也不会相信查理的故事。他肯定会认为我只是把动物拟人化，因为这只鹦鹉能说我的语言，最后很可能是我在接受治疗。后来我读了《鸟语》杂志上的“鹦鹉心理”专栏，知道别人也有举止古怪的鹦鹉，我心里才稍微平衡一点。佐治亚州的J·M伤心地说：“不管我怎么努力，我都无法让他(她的鹦鹉)学任何东西。他一定恨我丈夫，把他叫拉尔夫叔叔，而我丈夫叫斯坦。”还有佛罗里达州可怜的L·S，他的红色金刚鹦鹉见到鞋就往上吐。这些鹦鹉的确很怪，但我遇到的问题更复杂。查理开始像婴儿吮手指那样吮脚趾，并且像埃及舞者那样前后晃头，我知道他真的需要心理帮助。他开始无缘无故怪叫，我开始担心他会攻击孩子。他已经几次咬我的手指，只是为了引起更多的关注。我该怎么办？他一直把我当成他的替身母亲，而我总能解救他。我总该做点什么。我只能自己给查理进行心理分析，但怎么做呢？我开始读所有能找到的关于鹦鹉的文章。
查理的问题是他不仅异常聪明而且极其敏感，坦白地说他有点神经质，也许甚至有点精神分裂。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学家一直警告说，野生鹦鹉被从天然家园抓走可能会发疯，而查理的树屋替代了他失去的野外家园。专家指出有些野生动物很难平静地接受被捕获的恐怖。对鹦鹉来说，这种郁闷引发了古怪的举止，像无故尖叫，咬人，拔身上的羽毛，重复某一动作，两只脚换来换去扭动身体。家养的鸟经常把对野生伴侣的情感移情到人类身上。露西拉走了，查理就彻底依恋我，变得非常妒嫉，每次我离开屋子甚至跟人说话他都会尖叫和抱怨  
。我在香港把他买回来时，他也有神经质的举止：拔自己的羽毛，咬孩子们。在斯卡斯黛尔安家之后，他意识到自己是家中受尊敬的一员，因此大体上和大家一样举止良好。科学家还说纯家养的像婴儿一样用手喂大的鹦鹉很早就与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因而不像被捕获的野生鹦鹉那样会发出怪叫。很可能用手喂大的鹦鹉根本就不会建树屋。

　　显然，自学成才的野生鹦鹉查理的态度和纯家养的驯服的上名牌学校接受专业教师培训说话、耍把戏的鹦鹉有很多不同。有些科学家一直在探究鹦鹉智能的极限，力图证明他们的智商和海豚、黑猩猩一样高。查理就是个活标本。一只家养的长尾小鹦鹉斯巴基甚至上了《吉尼斯世界记录》，他可以一口气背诵84行摇篮曲。的确技艺精湛，但查理不会对这类浪费时间的轻薄举动感兴趣，他只学习能马上利用的东西。如果有人不关门，他就叫她回去把门关上；如果到睡觉时炉子还开着，他就喊“救火！”要是电话响了，他就喊“Hello”；要是狗叫，他就叫他们“住嘴”；要是他需要谁，他就叫我们的名字；要是想表示亲善友好，他就笑；他是地道的实用派。

　　我无法想象要是查理跟亚利桑那大学著名的人种学家厄尔尼·派波伯格学习会怎样？这位博士训练一只名叫阿莱克斯的非洲灰鹦鹉识别并标记物体、颜色和形状，提问时还要说出它们的英文名字。先给它看一堆东西，例如一把黄钥匙、一张橙色纸、一个灰钉子、一片绿木头、一只红盒子；如果问“哪个东西是红的”，阿莱克斯就会回答“盒子”，然后马上指出那只盒子。百分之八十他都做对了。问到形状他的准确率是百分之百。一次测试中给阿莱克斯看了一大堆东西，包括一块形状像足球的木头、一块三角形的毛毡、一块方形生牛皮和一张五边形的纸。

　　“哪个东西是五边形？”博士问。

　　“纸。”阿莱克斯答。

　　派波伯格博士认为这些系列测试足以证明阿莱克斯理解这些问题，也理解分类的抽象概念，在回答问题前他在思考这些信息。她没有再进一步说阿莱克斯是在使用语言，但在我看来显然是这样。只不过，她把这一过程称作“人鸟交流”。

　　动物学家杰姆斯·赛佩尔领导着剑桥大学的动物医药学系的动物伙伴研究小组。他把鹦鹉比作灵长类：“鹦鹉就像猴子一样聪明，极有控制技巧，使用物体就像使用工具。”如果愿意，查理会用勺子吃饭，并且可以用牙签挑起托平马提尼中的橄榄。专家们好像印证了我对查理聪明才智的观察。我觉得要是我让他陷入忧郁，我也可以让他摆脱忧郁。突然电光一闪：我可以搞一个工作室，一个心理诊疗室。查理一直在接触“新时代思维”，姑娘们和我一直在读并讨论一些充满活力的玄学派作者，如雪莉·麦克雷恩、弗里特约夫·卡普拉、麦克尔·默菲等。查理学会了一些古怪的新词：“别扯远了”，“顺其自然”，“结清旧账”，还有“喔！”。我决心一边跟上时代，一边像科罗拉多州克莱斯通一些“清醒”的朋友那样用同样的方法解决生活中的难题。查理和我将在“新时代工作室”中解决问题，只有我们俩，一对一的时候查理总是表现得更好。实际上没有模式可循，因此我们必须有创意，然后看看结果如何。显然我跟查理一样急切。这是一个严肃的玄学心理诊疗室。我们将深入人脑和鸟脑的最隐密处（不管哪个做出反应）并探究现实与幻觉的基本属性，只是这次我当导师。

首先我们得创造合适的氛围。我调了一杯伏特加马提尼，加了一个甜辣椒（橄榄），点亮了壁炉台上的水晶灯。我冲查理鞠了一躬，然后盘腿坐在客厅里呼呼作响的壁炉旁，姿势尽可能接近坐禅者。这次交流不仅是跨物种的，也是跨文化的。查理吃着泡伏特加的橄榄，我则小口啜着酒，准备给他讲我的生活经验。当然我知道他不会抓住我全部的智慧之珠，但他能感受到这种情绪，他会喜欢这份关注，也许像那位受过良好教育的阿莱克斯一样会得出正确答案。喝完第二杯马提尼，事情变得玄奥了。据我回忆，大概是这样。


　　“你看，查理，你得赶快甩掉这种惶恐的情绪。你是个美丽的人，事实上你比我认识的多数人都好，也很聪明。婚礼那天你有点喝高了，有点得意忘形了，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查理，别老是回头看，来，再来一口。应该哲理地看待这个问题。呵——就像有人说的，即使瘸着来到这个世界也比从未出生强。哈哈哈……明白吗，查理？”

　　“哈哈哈，真是这样吗？”

　　“OK”，我又认出了他眼中那熟悉的眼神。我将把问题简化。“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再来看下一个。首先我们得确认这个问题，是吗，查理？”

　　“是的，查理！”

　　“我是奥戴丽，你是查理。”

　　“哦，真的吗？”

　　“噢，至少我过去是奥戴丽。”

　　“别扯远了！”

　　“OK！现在的问题是你的心上人，蓝木坚鸟露西拉离家出走了。可那又怎样？你怎么知道她不喜欢杂耍表演？是吗，查理？”

　　“难过……难过……真难过……”

　　“哦，别这样，查理，振作起来。我跟你说这个国家的离婚率可高着呐！伙计，可不只你一个人。再说，混血杂交也不符合自然规律。看在上帝的份上你看看我婆婆，你以为只有你不幸！实际上露西拉飞走了，可能对你大大有利。想想看，如果满院子都是蓝鹦鹉或白木坚鸟会是什么样子？邻居们会怎么想？记住生物的整个结构并不是1+1=2，是吗，查理？”

　　“饶了我吧。”

　　我没理他。“哦，查理，我知道你最近很难，尤其是当你得了鹦鹉晕眩症，就是一只脚踏在现实中，另一只脚踏在幻觉中，秘诀是保持平衡，明白吗？”

　　“饶了我吧。”

　　“别闹，查理。你开始说话像鹦鹉了。结清旧账。记住现实要靠我们每个人去创造。你的确是个大人物，你知道吗？”

　　“真是这样吗？”

　　“没错，一个大人物。我告诉所有的朋友说你觉得自己很重要，你可别让我失望。他们都觉得你的确是个大人物。问题是他们开始觉得我是个鹦鹉。你怎么想，查理？”

　　“别再烦心……顺其自然。”

　　“你也一样，查理。别再像个胆小鬼，因为你的确是个男子汉。雪莉·麦克雷恩说一切都取决于你如何看待事物，我就觉得你是个大人物。”

　　“喔……别扯远了。”

　　“听着，伙计，我的英联邦同胞，生活取决于你自己的努力，明白吗？你可以把一个不幸事件看成悲剧，也可以把它当成教训，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查理，你自己的选择。OK？再说露西拉没有品味，查理，她没有品味，她可是高攀你呐。”

　　“哦，真的吗？”

　　“现在说明卡的死，这是最大的灾难了。她是你最好的朋友，这很难接受，但我知道你能承受。查理，别再自责。当然你不该老是咬明卡的尾巴，可你已经咬了。记住没有同情心就没有智慧。”说到这儿，我喝着酒，沉思着。“但时光流转，生活还在继续。是吗，查理？”

　　“我是奥戴丽！”

　　“你不是奥戴丽，我是。别扯远了。”我们又倒了杯伏特加。

　　“这样想，不管你是谁，死亡对所有人都是最大的历险。佛说‘生命如幻’。生命出现，消失，我们称之生与死。”

“真是这样吗？”

　　“说实话，我也不太肯定。不过查理，长翅膀的朋友，我们就相信这种轮回观吧。下一轮明卡可能是快乐乡的女皇，而你会成为她谦卑的仆人。这就是轮回。是吗，查理？”

　　“饶了我吧。”


　　查理开始振作起来。我知道治疗终于有效了。“你的房子塌了，切断了你与野外的联系。不过，你可能确实有点太贪心了。有两个房间也很幸福，可你偏不，你这个鸟脑子，非要盖个别墅。记住，要学会激流勇退。你不能全然不顾周围的生物环境就那么一直掏下去。”

　　“给我来一口。”

　　我知道我已经有点飘了，但又轮到我了。

　　“生物意识是对万物如一的直觉意识。记住有人曾说过‘像自然的其他方面一样，意识的存在对维护宇宙整体的自我统一性是必需的。’是吗，奥戴丽？”

　　“是的，查理！OK，老妈！别扯远了！喔！”

　　事情的确有转机了。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查理？”

　　“顺其自然。”

　　“是的，查理。我建议咱们俩采取12步计划，忘记过去，重新开始，一天一个新花样。活在当下，查理，当下。我妈妈过去常说：‘昨天已去，明天永远不会来，我们只能活在今天。’”

　　“饶了我吧！”

　　“查理，你在耍贫嘴！记住导师的话——不管谁说的——只要记住，我们有希望，因为所有的罪人都有未来，所有的圣徒都有过去。好好想想，查理，你的未来就是当好大人物。是吗，查理？”

　　“我是奥戴丽。”

　　“唉呀！我是奥戴丽，你是查理。不管怎样，我爱你，爱能治愈一切。查理，你现在是鹦鹉世界冠军。”

　　“喔！”

　　“下课！”

　　我把他抱回厨房卧室，他一路亲着我。

　　“做个好梦，查理。”

墨

我不敢肯定是我的诊疗室，还是时间的治愈力，或是能打动一切有情众生的直接的爱心在起作用，反正在纵酒治疗的第二天早上，查理叫我把他送到苹果树上去。我们俩都有点头疼，但我抱他出去时，他一路亲着我。先搜寻了一番，然后他好像接受了房子倒塌的现实，开始在树的另半边寻找软瘤准备掏洞。尤为奇怪的是，他生平第一次允许乌鸦歇在他的苹果树上。这些乌鸦一直在院外晃荡，查理总是尖叫着恐吓把他们赶走，而现在他开始用他们的语言和他们交谈。很快他们就聊得热火朝天。几星期后，他们就把查理当成一只乌鸦。查理  
的性格变了。他自身的经历使他变得更宽容，更能理解他的同类。查理成熟了，但我有点怀念那只爱虚张声势的傲慢的鹦鹉。

　　春天时，乔安娜说服我们收养了两只德国牧羊犬，兄妹俩，可爱极了，颜色非常像查理，浑身洁白，黑鼻子，鲜黄色眼睛。我们给两只小狗取名洛基和明卡二世。看到查理坐在树枝上，他俩的反应和明卡一世一模一样。他们绕着树冲他狂吠，查理竖起桔黄色冠子，显然要确立自己的地位并决心试试看能否像控制明卡一世一样控制他们。“坐下，明卡，坐下！”他的命令却不起作用，小狗太小，根本不懂他的意思，来救驾的是熊猫。

　　一看见小狗，熊猫就变成了一位唠叨的母亲，她开始给他们灌输能想到的任何东西，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第一课就是服从查理。她训斥小狗，好像是说：“看好，查理叫你坐下，你就该这样。”她跑过去，坐在查理站的低枝下。查理好像挺喜欢这个游戏。他挺起胸膛高喊“坐下，坐下，坐下。”熊猫就跑到树下坐下，坐下，坐下。一个月后，他俩密切配合，靠耐心和重复终于把两只小狗训练得非常听话，招之即来，叫坐就坐，对经过身边的任何人和东西狂吠不止，而查理叫得比他俩都响。比起我们，他是更好的训狗师。我们没耐心重复那么多遍，但经过查理的训练，他们也听我们的话。很快，查理就觉得很自在，因为小狗学会了尊敬他的优越智力。他太需要这种控制来重树自信。他眼中又悄悄恢复了那种凶狠的虚张声势。说到底，只有好鸟才能训练出好狗。查理又爬到树顶，倒挂在最高的树枝上荡秋千，高喊“超级查理，超级查理”。我知道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混乱、喧闹。

　　很快，查理就面临一项新的挑战，而他表现得像个真正的硬汉。熊猫老了。小狗让她一天忙得团团转。一年后，他们的个头是她的三倍，但仍然非常尊重她。

　　熊猫17岁的时候，视力和听力都不行了。第一个发觉的是肥胖的虎斑猫科维奇。这位抱怨者一只耳朵耷拉着，一双绿眼睛锐利无比，永远在抱怨生存境况，真是名符其实。他喜欢跟狗混在一起。科维奇和查理比我先注意到熊猫不中用了。我当时正纳闷为什么叫动物们吃饭时，熊猫毫无反应。一天我正喊狗的名字，就听见查理叫熊猫，声音比我响亮得多。熊猫正在树下睡觉，听到查理叫她，她晃晃脑袋，迷惑地朝四周看看。这时我才意识到她几乎又聋又瞎了。科维奇跑过去用爪子碰碰熊猫，然后开始在狗鼻子下嗖嗖地挥动尾巴，我简直惊呆了，显然熊猫的嗅觉还很灵敏，尽管她听不见也看不到，但她能闻出猫的味道。

　　熊猫站起来跟着鼻子底下晃动的尾巴去吃饭。开始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一切，但这种敬老关怀活动持续了一年。查理总是充当哨兵，而科维奇则毛遂自荐担任导盲猫，两人携手合作帮助熊猫，并且非常敬业。我把查理送到树上，科维奇就带着熊猫长途散步。每天早上都能看到科维奇热心地牵着残疾朋友在院子里溜达。他们总是沿着同样路线绕着院子走。后来熊猫喜欢躺在车道上，科维奇总是躺在她旁边。如果有车开进长长的车道，查理由于在树上的有利位置，总是最先看到，他会给科维奇报警，科维奇马上会在熊猫鼻子底下晃尾巴，车还没到，他们就走开了。查理、科维奇和我组成了辅助医疗队照看熊猫；尽管又聋又瞎，却能行动自如，直到她终于老死。熊猫死去时科维奇就在她身边。他看着我们在院子里把熊猫埋在明卡旁边，然后消失了两天。我终于在树篱下的一个洞里找到他，他缩成一团，满脸哀伤。我们把他劝诱出来并格外关注他，而他却心绪不宁，直到有一天他爬到树上查理的新家。从此后，他成天跟查理混在一起，趴在树上看着院子里的活动。

熊猫之死没有明卡之死那样震动查理。他很轻松地面对这一切。不久他就在树的另一边找到了柔软的小洞，并开始了建房工程。很快他就盖了一个简易的树屋，而且似乎很满意。奇迹出现了，查理成熟了，或者说只是长大了，像其他孩子一样。没错，有时他还讨厌，傲慢，爱妒嫉，但他对其他动物已相当礼貌，酒也喝得少了；最棒的是他终于有勇气和肚量跟以前的敌人——乌鸦和平共处了。


　　乌鸦已变得非常驯顺。我把查理送到树上时，放哨的乌鸦就会叫起来，“查理来了！”然后其他树上的乌鸦都会飞过来拜会查理。我们在大蹦床上喂猫以免狗过来抢食。猫吃完，乌鸦会过来把剩下的打扫干净。如果他们为争食吵闹，我就会跑出去大喊：“安静！闭嘴！”他们立刻就会静下来。这工作我只干了几次，查理就像陆战队中士一样接管了。每次乌鸦制造可怕的噪音，查理就会大喊：“安静！闭嘴！”他的声音极有威严，乌鸦马上会静下来。他一天要命令几次，只是为了让他们听话，不管他们是否需要教训。乌鸦知道他地位特殊，而查理也开始喜欢被当作一只特殊的鸟对待，尽管有时他的表现就像乌鸦的伟大白人导师。

　　我最甜美的回忆之一就是查理坐在树上，四周围着一群乌鸦。查理比乌鸦大一点，纯白的羽毛，鲜亮的桔黄冠子与乌鸦黑亮的身体形成强烈的对比。不只一次，我躺在游泳池边的折叠椅上看着鸟在树上叽叽喳喳，飞来飞去，鲜亮的身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是什么样的神秘宇宙力量把我和查理联系在一起；把查理和乌鸦联系在一起；把乌鸦和树联系在一起；把树和自然；自然和宇宙；宇宙和宇宙神秘力量；宇宙神秘力量和我；我和查理——人很容易陷入这种半冥想状态。过一会儿，整个树好像都在随着我深呼吸的节奏震颤。不久，我想象整个院子跳起了能量颤动的宇宙之舞；我感觉自己就像用热烈的星尘制成的宇宙孩子一样跳着自然的永恒之舞；东方神秘主义称之为席瓦之舞，席瓦是印度人崇拜的舞神，查理则是乐队指挥。那些时刻，感觉所有这些混乱背后真有一种神圣的秩序。

　　我的幻觉总是被查理刺耳的叫声打断：“安静！闭嘴！”接着一片寂静笼罩院子，我又回到现实中，不再关注是什么天才的设计把我们连在一起。感受到这种宇宙秩序已经足够了，每个人活在这里都有自己的目的，而我的宇宙自有其意义，至少在下一个混乱时刻来临前。

　　时光流转，查理似乎对自己的家养生活感到幸福满意，但他其实也不容易。他过着三重生活，扮演着各种角色。和他的人类伙计在一起，他扮演“孩子之一”，并且是位“大人物”，但他并不完全胜任。他参加了大多数社交活动，根据每个人的性格和他们交流，与每个人保持生动的对话并参与了家族生活的每一层面，但晚上他一个人回笼子里睡觉。

　　和他的四腿伙计在一起，他演老大查理，对狗发号施令，追猫，偷猫食，斤斤计较树立自己的权威，而且通常都很讨厌。但他们都可以跑掉跟自己的同类玩，这时他就只好孤零零地一个人看着。

　　和长翅膀的伙计在一起，他竭力表现得像普通一鸟，并假装自己是只乌鸦，但他还是不能完全胜任。每天早上，他在树上和他们会面，显得自由野性，为剩下的猫食争吵并努力维持秩序；可当他们都飞回林中的巢时，查理又是孤身一人。

　　老苹果树的另一半终于也塌了，查理重建的房子也随之烟消云散。这对查理是沉重的打击，但他拒绝就此沉沦，在其他树上加入了乌鸦团队。尽管多年来查理热情地参加了我们所有的庆典，但他知道自己与众不同。远离他的澳洲老乡，他在哪儿都不能完全融入，但神奇的查理从不放弃。

墨

查理死在一个平静的星期天早上。那天是复活节。托平和我跟我们的小女儿乔安娜正在后院。那天是她22岁生日，我们正在策划一次烤肉聚餐。查理站在一棵繁茂的苹果树顶枝上（不是原来那一棵），四周围着大约20多只乌鸦。他们抖动翅膀，叽叽喳喳和查理聊个没完，黑亮的羽毛在晨光中闪闪发亮。查理现在能说一口流利的乌鸦语。两只已完全长大的白色牧羊犬似乎迷住了所有的鸟，他们在游泳池里戏耍、玩乐，像两只滑稽的北极熊。游泳池上还罩着防冬用的蹦床似的盖子，狗的重量已把它深深压入水里。五只收养的猫绕着池子轻巧  
地巡视着，眼中露出欢快、好奇和猫特有的蔑视。

　　查理趾高气扬，环视着他的部下，过一会儿就单脚倒挂，抖开翅膀大叫“超级查理！”只是为了确认自己是主角。树上光秃秃的，因此他显得异常醒目。碧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景色美极了。

　　突然，查理一声惊恐的尖叫撕碎了这份宁静。我们抬起头，两只巨大的白肩雕高速俯冲下来直奔我们的鹦鹉。在斯卡斯黛尔住了22年，我们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猛禽。如果查理是在他原来的苹果树上，他可以钻到洞里，而在这棵树上他却无处躲藏。我们还没醒过神来，最大的那只鹰已落在查理背上，致命的铁爪抓住吓呆的鹦鹉。查理尖叫着拼命扑扇翅膀，但鹰抓着自己的俘虏腾空飞去。乌鸦立刻本能地做出反应，升空追击，像战斗机在截击轰炸机，发出厉声尖叫，好像可憎的偷猎者抓走了他们当中的一员。他们也成了查理世界的一部分。托平、乔安娜和我拿起棍子、扫帚在地面追击鹰，狗在狂吠，猫四散奔逃。两个阴险的猎鸟者飞出院子，一只抓着晃荡的查理，另一只试图击退乌鸦。他们跨过白原邮道，飞向起伏的山区。

　　尽管内心已经绝望，我们还像做恶梦一样飞跑，高喊着挥舞棍子扫帚。乌鸦飞在鹰的上空下面像一团翻滚的黑云，盘旋着俯冲轰炸他们。乌鸦的拦截使鹰无法飞到高空。街上的交通一团混乱，陷入瘫痪，摩托车手万分惊讶地注视着托平一家挥舞棍子跑过街道，冲天空大喊。这时鸟已经飞过街道钻进丛林。一度，乌鸦迫使抓着查理的那只较大的鹰扔下查理。查理一直想却始终不能振翅高飞，此刻却做出了最英勇的举动。他拼命蹬腿抖翅，像传奇的红色拜伦，他的战友则在港湾阻击敌人；在那辉煌的一刻，他好像变成了自由飞行的动力典范，旋转躲闪好像他真是超级查理。几秒钟后，另一只鹰俯冲而下，凌空抓住查理，随后传来最后一声本能的惊恐的尖叫，我们全都惊呆了。

　　这时，托平和我已经放弃了，但乔安娜却变成了一位机器女超人。她甩下我们飞奔而去，冲天空高喊着。鹰已经慢慢飞高，但乔安娜还在追；翻过篱笆、山岗、巨石、小溪，她的黑发浸透了泪水、汗水，随风飘在脑后。

　　这时倒真出了件怪事，鹰主动放弃了。也许它感觉到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也许它觉得为一顿午饭不值得费这么大劲儿。但鹰没有扔下猎物直接飞走，而是盘旋而下，把查理扔在乔安娜脚下，然后腾空飞上蓝天。乌鸦停止了尖叫，落在树上看着，一片可怕的沉寂。乔安娜跪下捧起查理，期盼着奇迹出现。不行了，他的脖子断了，要么被鹰咬断的，要么摔断的。查理已经加入了他令人敬畏的祖先。他们会为他感到骄傲。他英勇战斗，死得像个英雄。在最后时刻，他终于高高飞起，和他的野生同类一样自由。作为一只家养鸟，他住得尽可能接近自然，并且像野生鸟为生存而战一样英勇死去。亲爱的查理！乔安娜把他破损的尸体放在我手里，只说了一句：“我永远都不会忘记22岁生日。”

　　查理的奇特生涯终止于1989年3月25日。据我们推算，他大概33岁。那天晚上，全家聚在一起向查理做最后的致意。现在家里有14个人，8只动物，英勇的查理深深打动了每一位。生日烤肉聚会变成了葬礼。没人会忘记与鹦鹉查理共度的时光。我们留下几根桔黄色冠羽作纪念，并把他埋在家族宠物墓地，旁边埋着明卡一世、熊猫、老虎、明、兔子先生和其他一些查理的部下。

查理的戏剧性死讯传开后，我们收到了各种真诚的慰问，不仅是当地的孩子们，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和他的仰慕者。

　　如今当我回顾查理生命的最后一幕，他已变成了高贵的象征；即便只是在诗意的层面。他已超越了普通死亡的事实，为一次精彩的不可能的飞行，他从死神中最终挣脱出来，为生命和欢乐英勇抗争，在阳光下一片白色的闪亮，以此在谢幕前确定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这  
不正是希望的意义所在？

　　因此，有一刻，这一切都完美地闪现在我的记忆中。查理真的变成了动力飞行精灵，轻巧与力量、魔力和幻觉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正是这一切让人类心灵保持活力。

　　鹦鹉查理的一生由奇迹组成，在我们家里他就是奇迹。我们不会让时间模糊他奇异的生涯。他是来自天堂的精灵，从澳洲内陆来到我们身边并用他特有的魔法打动了每一个人。查理用他欢快的天性和不可遏制的精神在我们和所有生物间搭起一座桥梁。查理让我们懂得我们与自然始终是一体。

　　干得好，查理！再见！

　　鹦鹉墓志铭

　　以闪亮的羽翅的骄傲他谈了30年，

　　去世前他整整谈了30年。

　　你说鹦鹉并不真懂自己说的话，是的；

　　我保证你是对的----可人呐，他们懂吗？

　　----西奥多·斯蒂法尼达斯

墨

在斯卡斯黛尔生活的20多年，查理基本上活得幸福快乐，作为一只家养鹦鹉也基本自由。他的家族日益壮大，而他参与的家族活动比我在书中描述的多得多。我们把在香港的厨师和保姆陈、邵莹和他们的孩子也接到纽约。他们被斯泰德勒一家雇佣并成为美国公民。当然，他们常来拜会查理，而查理立刻就认出他们。

　　鹦鹉查理最初是在香港送给苏姗的生日礼物。苏姗从萨拉·劳伦斯学院毕业后在百老汇  
当了一阵临时演员，随后结婚，有了一个美丽的女儿莱切尔。苏现在是位单身母亲，住在科罗拉多州的萨利达。她继续发挥着我们家圣诞晚会制片人的才华，在热带丛林剧院当经理。她编剧、制片并出演自己和别人的作品。少女莱切尔是演员兼舞者。尽管有婚礼上的犹豫，凯伦现在仍与杰夫·科恩生活在一起。凯伦是一家电脑咨询公司“加特纳集团”的副总裁，杰夫是一位财务顾问兼“足球教练”。他们有3个儿子：杰森、托林、杰里米。杰森也毕业于弗兰克林和马歇尔学院。他是《地球时代》的记者，和我为同一家报纸撰稿。（我告诉过他不要在新闻室里叫我姥姥。）查理也出席了莱斯莉的花园婚礼，但这次他没带女朋友，也没有太张狂，尽管吃了托平很多泡了金酒的橄榄。他终于学会适可而止。莱斯莉毕业于宾西法尼亚大学，现在是电影剪辑师。她丈夫，电影制片人兰迪·奥斯特罗是美国影业公司的生产部经理。他们有两个儿子：5岁的迈克尔和2岁的泰迪。查理也应邀出席了罗宾的花园婚礼。除了炫耀几次“超级查理”之外，他的表现比所有人都好。罗宾毕业于古彻学院，嫁给了一位律师兼高尔夫球冠军凯文·凯尔伦，他是位于纽约长岛的帕里、凯尔伦、康帕耐利公司的合伙人之一。罗宾是《新闻日》的记者兼专栏作家。她还救了很多猫并拥有一匹名叫基斯麦的纯种马，已为她赢了不少大赛。

　　布兰卡决定呆到乔安娜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后来又一直呆到乔安娜从布鲁克林法学院毕业。乔安娜现在是位于纽约白原的威尔森、艾尔瑟、莫斯考维奇、艾德曼、迪克LLP法律公司的见习律师。她和准丈夫罗伯特·戴勒内一起拯救动物。罗伯特是位滑雪专家，在电子通讯业工作并在派德格利体育用品商店兼职。布兰卡和我们一起生活了25年。75岁时，她告别我们全家回到乌拉圭。有婚礼时，她会回来帮忙，我们还经常收到她的来信。

　　查理的“姥爷”，我爸爸切斯特·朗宁死于1984年12月31日。去世前不久，他和他的六个孩子在他的出生地——中国湖北襄樊庆贺了自己的90大寿。他于1894年12月13日生于中国内地。爸爸有三个最后的心愿：一.向母亲最后致意，她的墓碑至今还竖在她和祖父在襄樊创建的学校校园里；二.参观敦煌莫高窟；三.去长城最西端旅行。爸爸和妈妈在20年代曾骑驴在此旅行，而如今他又一次登上了“启示之门”。我们满足了他的三个愿望。我们觉得查理的“姥爷”去世时心满意足。

　　托平和我继续到处旅行执行采访任务。托平现任普利策评奖委员会主席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新闻系任教授。姑娘们对我的采访活动都很支持帮忙。她们明白如果我不得不离家外出，那我绝不是去四处闲逛。我们都很想念查理，这位勇敢的精灵让我们的生活更加靓丽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