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芳、杨永健 |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币合作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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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1.王晓芳，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政策与经济发展。西安，710061。

2.杨永健（通讯作者），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货币理论与经济发展。西安，710061。



来源：《亚太经济》2025年第 3 期

引用格式：王晓芳，杨永健.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币合作探析[J].亚太经济，2025（3）：68-84.

内容摘要

从货币互换和货币合作成本的视角对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合作进行探析。分析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互换情况，并采用面板Tobit模型对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合作成本进行测度。结果发现，中国与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互换金额较高，“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促进中国与共建国家的货币互换。中国与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合作成本总体呈现下降或者维持平稳发展的态势。针对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币互换、货币合作成本等情况，提出相关货币合作政策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 货币合作 货币互换

中图分类号：F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052（2025）03-0068-17

一、引言

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后，如何减少金融危机的发生和降低其造成的危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学者们为此提出多项应对措施。其中，欧元区的成功实践为学者们思索应对措施提供了新的启示，即区域货币合作成为摆脱金融危机的有效路径。货币合作是指不同的货币当局（一般指国家或者地区的最高金融管理机构）通过制定和签署协议，从而在货币政策等相关领域实施的协作。货币合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货币合作主要涉及汇率协调机制和货币互换方面的内容，而广义的货币合作除了包含狭义货币合作，还涉及货币政策的制定以及进行货币联盟的合作等。货币合作依据地域覆盖范围可以划分为区域性货币合作和全球性货币合作，区域性货币合作一般涉及具体的地域，全球性货币合作不受地域范围的限制，且其发展过程具有渐进性特征。

对于中国而言，与其他国家进行货币合作，不仅能够有效防范金融风险，还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强化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合作具有切实的可行性和重要的实践意义。因此，本文在广义货币合作定义基础上，对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合作展开研究。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认为，特定时间段发生的货币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国家间的货币合作（Widmaier，2003）。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部分国家央行之间通过延续某一时间段设定的互换额度来减轻国际流动性困境（Bordo，2020）。国家间的货币合作，不仅能够在面对国际重大事件的冲击中发挥实质性作用，而且有助于促进区域一体化。Jayasuriya和Maskay（2010）指出，南亚区域实行单一货币较为困难，但如果进行更紧密的货币合作，将有助于促进其区域一体化发展。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程度决定了货币合作的层次，例如，对于众多的东亚经济体而言，当前可以追求更高层次的货币合作（Ahn等，2006）。在货币合作过程中，需要全方位考虑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例如，Kawai和Takagi（2005）认为，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需要更加强化监督机制。

在货币合作研究的初期阶段，国内学者研究的区域对象主要涉及东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说明东亚区域的货币合作迫在眉睫（戴金平和熊性美，2001）。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人们对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深思，由此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引起较多关注（王信，2010），然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进展缓慢（张明，2015），国际货币格局变革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叶荷和岳星，2015）。因此，国家间的货币合作更具有可行性，当货币合作更加成熟时，将有助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使改革更有成效。在货币合作的研究中，学者们对亚洲，尤其是东亚区域目前难以实现最优/单一货币区的观点达成一致（林桦，2004；徐明棋，2003）。在亚洲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实行多重货币联盟的路径更为现实（王庭东，2002）。随着时间推移，关于货币合作研究所涉及的区域逐步得到扩展，例如对南亚、中亚区域的货币合作研究不断增多（马先仙和杨文武，2013；张劲波等，2015），尤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研究的区域扩展到“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汪天倩和朱小梅，2022）。

已有研究成果对探讨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合作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但现有研究多数集中在单个特定区域，如东亚或南亚等，且主要围绕货币合作的某个发展阶段进行研究。对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货币合作过程中关于组建货币联盟等内容的研究多数停滞于直观层面，缺乏深入的探讨。为此，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在于：（1）对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互换情况进行分析；（2）采用面板Tobit模型对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合作成本进行测度；（3）在学者们提出的最优货币区条件的基础上，进一步综合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币互换的情况、货币合作成本和货币锚效应的因素，从而对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实行较高阶段的货币合作进行探讨。

三、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币互换分析

货币互换是指金额和期限都相同，但币种不同的两笔债务资金和相应利息额的交换。货币互换主要发生在私人部门之间和政府部门之间，前者的货币互换主要以投融资、套利等为目的，后者的货币互换主要以为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与投资提供支持等为目的。政府部门之间的货币互换一般指国家或地区在签订协议后交换同等价值的本币，协议到期后互换回本金。一国或地区在协议到期前可在规定的数额内选择是否使用互换的货币，若使用，则需要依据协议规定的利率向对方支付一定的利息。

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货币互换起源于2000年《清迈协议》的签署，2009年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结算试点启动，之后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签订货币互换协议规模的提升较为迅速。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经济和地缘政治两个层面，具有一定程度的战略意义。货币互换有助于推动双边贸易（李小帆等，2022）和人民币结算（邓富华等，2020；杨措和谭小芬，2023），降低对美元等国际货币的依赖，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宋科等，2022）。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货币互换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助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截止到2023年底，中国与36个国家或地区签署有效货币互换协议，互换总额约10.01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有29个，占签署总国家或地区数量的80.6%，互换总额约4.558万亿元人民币，占签署总互换金额的45.5%。“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提出，之后极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贸易、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在货币互换方面，2009—2013年，与中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且有效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是16个，签订金额约为1.739万亿元人民币，在此期间，续签或者扩大货币互换协议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是5个；2014—2023年，与中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且有效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是29个，签订金额约为2.819万亿元人民币，相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新增13个国家，签订金额增加了62.1%，在此期间，续签货币互换协议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是16个。可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与中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量、互换金额和续签次数都大幅增加。

从整体来看，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新签约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在2009—2023年呈现上升和下降交错分布的趋势（如图1所示）。由于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签约年限一般为3～5年，因此协议金额的完全使用具有阶段性特征，在签约年限到期后，双方共同决定是否续签。货币互换是应对流动性危机的工具之一（杨权和杨秋菊，2018），货币互换的范围不断扩大，对维护金融安全发挥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实行的货币互换为双边开展更高层次的货币合作提供支撑，对增强双边货币的稳定性和货币政策的协调程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双边货币互换的发展将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为双边进行货币区的合作创造条件，但同时也发现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在货币互换过程中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市场需求不足和互换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单宏和孙树强，2014）。



图1   2009—2023年签订货币互换数额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网的数据计算编制。

四、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币合作成本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已开展多年的货币合作，那么货币合作的效果如何？能否进行更高阶段的货币合作？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货币合作成本的大小和变化趋势不仅有助于揭示双边货币合作的效果，同时也是衡量能否进行更高层次货币合作的重要标准，对未来货币合作策略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Bayoumi和Eichengreen（1997）提出的货币指数方法能够对地区是否符合最优货币区（Optimum Currency Area，OCA）的情况进行评估，其核心思想是将双边汇率的波动情况和影响双边汇率波动的主要因素分别作为因变量和自变量，构建拟合方程，之后输入自变量的现实数据，从而获取双边汇率波动程度的预测值，即为OCA指数。该指数可以衡量双边组建最优货币区的成本收益，OCA指数越低，双边进行货币合作的总体成本越低。综合考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本文提出影响双边汇率波动的因素主要涉及贸易、货币和产出等方面的内容，并运用OCA指数分析方法对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实行货币合作的成本进行量化。相关的变量说明和衡量指标如表1所示，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相对其他形式的合作，货币合作需要双边具有相对紧密的外交、地理邻近等关系，且双边贸易、投资等合作是双边货币合作的重要基础，基于此，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56个共建国家作为研究样本，时间区间为1996—2023年，运用线性插值法对部分缺失数据进行填充，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数据库。



注：对于差异变量进行绝对值处理。



表2呈现了各变量的主要统计信息。双边汇率波动的均值为0.0359，最小值为0.0000，最大值为0.2230，说明中国与不同样本国家的汇率波动存在差异。其中，在货币政策和经济结构方面的差额较大，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0974、2.8274和25.2433、23.3698，表明中国与部分国家之间的货币政策调整和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明显。表2中的所有指标均具有有效性，可进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被解释变量人民币与样本国家货币汇率波动的数值在0～1的范围内，指标呈现截断的特征，为了避免回归结果出现偏差以及不一致的状况，运用面板Tobit模型来探索影响双边汇率波动的因素，模型构建如下所示：



其中，

为常数项，

到

为影响双边汇率波动变量的回归系数，

为个体效应，

为误差项。

（二）实证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

相较于固定效应面板Tobit模型，混合和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别得出的估计量具有一致性，因此运用混合和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所示。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t或z值。下同。

对于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LR的检验结果强烈拒绝不存在个体效应的原假设，因而采用具有个体效应的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和样本国家货币政策差异（IRD）和产出波动差异（OTV）均对汇率波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货币政策差异方面，当双边存款利率的差异增加时，跨国资金的流动将更加频繁，存款利率较高的国家将吸引资金的流入，促使该国的货币升值，存款利率较低的国家将引起资金的流出，促使该国的货币贬值，从而加剧双边汇率波动程度。当双边产出差异增加时，产出增长较高的国家将更易于维持币值稳定或者升值，产出增长较低的国家将导致币值的不稳定或者贬值的可能性增加，因而双边汇率的波动程度在此情况下易于增强。

中国和样本国家贸易联系（TC）对汇率波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当双边之间的贸易联系增加时，双边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将有所提升，有助于促进双边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市场预期，降低市场投机和受到外部冲击的可能性，从而减弱双边汇率的波动程度。

中国和样本国家对外开放程度差异（ROD）对汇率波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当双边之间的对外开放程度差异增加时，双边各自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模将面临不同发展走向，导致外汇供需数量的差距可能加大，从而加剧双边汇率的波动程度。

中国和样本国家失业率差异（URV）对汇率波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当双边之间的失业率差异增加时，不同的国家可能实施有差别的货币政策，例如实施宽松或者紧缩的货币政策，将对市场预期和资本流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使得汇率波动的程度加大。

中国和样本国家经济结构差异（ECD）对汇率波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比较中国的经济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多为中等或者中等偏低的经济体，与中国的经济体量差距较大，因此当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结构具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时，双边之间的贸易互补作用较强，将有助于双边形成稳定的贸易合作关系，从而弱化双边汇率的波动程度。

2.异质性分析

由于国家的政治稳定度和对外贸易的依存情况对于汇率波动的影响分别主要涉及内部和外部的因素，其影响力无法忽视，因此本文继续从这两方面对双边汇率波动影响的异质性进行考察。选取政治稳定和没有暴力/恐怖主义的估计值衡量国家的政治稳定度，选择贸易依存度衡量国家对外贸易的依存情况，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政治稳定度异质性分析中，当国家的政治稳定度较低，汇率波动较易受到失业情况等短期因素的冲击，尤其对于西亚北非区域而言，多数国家的政治稳定度较低，关于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就业率等情况需要引起重视，从而降低汇率的剧烈波动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当国家的政治稳定度较高，汇率波动较易受到开放程度、经济结构等长期因素的冲击。这些异同反映出，政治生态环境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具有重要的影响。

贸易依存度的差异同样也会引起中国与样本国家在双边汇率波动影响因素的异质性。当国家的贸易依存度较高，则国家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其汇率波动对于开放程度、国际市场波动的反应强烈。这些异同揭示出，不同程度贸易依存度的国家，其对外部冲击敏感度的不同导致双边汇率波动影响机制也不相同。

表4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3.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影响双边汇率波动的不可观测因素的遗漏和双边汇率波动与影响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关系，因此需要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探讨。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其进行分析，依据工具变量需要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的条件，依次找到解释变量相对应的工具变量。通过检验，双边贸易联系和经济结构差异可能为内生变量，分别将中国与样本国家之间的首都距离与时间趋势的交乘项（DBC）、中国与样本国家的政府教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的差异作为其工具变量（EDU），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在第一阶段的回归中，中国与样本国家之间的首都距离对双边的贸易联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中国与样本国家的政府教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的差异对双边的经济结构差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选用的工具变量都符合相关性的条件；K-P_LM统计量的值分别为150.3189和60.6449，都大于10，且p值都为0.0000，说明工具变量都通过了不可识别的检验，工具变量都与对应的内生变量具有相关性。C-DWaldF统计量的值分别为164.0890和61.8683，都大于Stock-Yogo weak ID test 10%的临界值，说明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选用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得到验证。在第二阶段的回归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都与表3中随机效应Tobit的回归系数符号一致，且都具有显著性，说明本文实证结论的稳健性较强。

表5内生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4.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OCA指数分析

将解释变量的实际值代入回归后的方程（1）当中，计算出双边汇率波动的预测值，即为OCA指数。对各年份的数值取均值，得出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综合OCA指数，结果如表6所示。

表 6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综合 OCA指数





依据表6可知，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中国与柬埔寨、老挝、以色列、缅甸、马尔代夫、拉脱维亚、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克罗地亚、卡塔尔的货币合作成本相对较低，其OCA指数在0.0167～0.0291之间，这些国家主要位于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和中东欧区域。中国与罗马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亚美尼亚、乌克兰、伊朗、白俄罗斯、也门、土耳其、塞尔维亚的货币合作成本相对较高，其OCA指数在0.0439～0.0690之间，这些国家主要位于西亚北非和中东欧区域。对于不同的区域，中国与各区域的货币合作成本均值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进行排序，依次为东南亚（0.0292）、南亚（0.0314）、中亚（0.0315）、东亚（0.0384）、中东欧（0.0385）、西亚北非（0.0396）。中国与不同区域内国家货币合作成本的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是东南亚0.0167和0.0418、南亚0.0253和0.0375、中亚0.0275和0.0336、中东欧0.0267和0.0690、西亚北非0.0239和0.0657，其中，中国与西亚北非、中东欧各区域内国家的货币合作成本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特征。总体而言，相较于其他区域，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实施货币合作的方案相对容易，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因地制宜制定合作策略。

为了直观地反映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这些年货币合作成本的动态变化趋势，对估算的1996—2023年OCA指数进行比较（如图2所示）。相较于1996年，2023年中国与34个共建国家的货币合作成本下降，占样本国家的60.7%，与22个共建国家的货币合作成本上升，占样本国家的39.2%，尤其在东南亚地区，中国与该地区将近2/3国家的货币合作成本有所下降。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的进展较为迅速，尤其在2021年11月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近些年，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以及对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辐射作用增强，为更高层次的金融合作提供了发展机遇。在东南亚区域，华侨分布广泛，作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系的纽带，对双边交流与合作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通过比较1996—2023年的OCA指数发现，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币合作成本总体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的国家主要有伊拉克、北马其顿、印度尼西亚、文莱、波黑、阿尔巴尼亚、马来西亚。中国与这部分国家在贸易、金融和投资等方面的深化合作推动着双边货币合作成本的下降。其中，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能够有效降低在跨境贸易中使用美元等国际货币所产生的汇率剧烈波动的影响，从而有助于降低双边货币合作成本。近些年，中国科技实力的显著提升，为与其他国家的进一步合作开辟了空间。例如，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高铁项目合作，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缩小经济差距起到积极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深化中国与共建国家的货币合作提供了契机，有助于缩减中国与共建国家的货币合作成本。例如，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合作成本均值在1996—2013年阶段是0.037，在2014—2023年阶段是0.0338，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货币合作成本均值下降了8.6%。总体来看，中国与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合作成本总体呈现下降或者维持平稳发展的态势，货币合作潜力较大，对有效提升双边利益，尤其对双边跨境贸易和投资的高效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图2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OCA指数的时间序列图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梳理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互换情况，采用面板Tobit模型来度量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合作成本，得到的研究结论主要为：（1）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新签约货币互换协议规模的变化趋势存在一定的差异，“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促进中国与共建国家的货币互换。（2）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币合作成本较低的有柬埔寨、老挝、以色列等国家，主要位于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和中东欧区域；货币合作成本较高的国家为罗马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主要位于西亚北非和中东欧区域。中国与东南亚区域的货币合作成本均值最低，与西亚北非区域的货币合作成本均值最高。中国与多个共建国家的货币合作成本总体呈现下降或者维持平稳发展的态势。（3）随着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互换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且与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合作成本较低，中国与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可以探索进行较高阶段的货币合作。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强化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合作，下面从货币互换和进行较高阶段货币合作层面提出政策建议。

（一）在双边货币互换层面

首先，通过政策协调机制和制度化建设促进货币互换。货币互换需要建立在双边经贸、货币和外交等领域合作的基础上，构建符合双边国情的多领域协调机制，如，加强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货币政策信息交流方面的合作，减少双边在货币政策合作方面的分歧，使得双边的货币互换能够发挥高效的作用。央行间的货币互换是强化货币金融合作的制度创新（张一林等，2022），货币互换的制度化是双边货币合作顺利实施的保障，加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货币互换的制度化建设，为双边的货币互换机制提供具有约束力的制度保障。具体而言，在货币互换的签署、信息披露等方面实行制度化管理，双边共同约定货币互换的有关制度，为实施货币互换的操作提供法律依据，推动双边货币合作实质性的发展。

其次，推进货币互换的市场化建设，不断扩大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范围。不断提高互换资金应用灵活性，适当降低互换资金中备用金比例，拓展互换资金的多种用途。在货币互换的过程中，应尽量减少阻碍因素，实现货币互换的最大价值。在推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进行货币互换的同时，鼓励双边商业银行进行货币互换，发展离岸互换市场，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提高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货币互换资金的实际使用率，更好地发挥互换货币在双边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中的作用。加快推动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人民币清算中心的建设，完善互换资金的流通机制，加强对货币互换配套设施的建设。提升企业使用互换资金的积极性，促进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币互换的良好发展。目前还有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尚未与中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应进一步拓展中国与这些国家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提升人民币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的市场使用规模。

（二）在较高阶段的货币合作层面

首先，现有研究表明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还未达到形成最优货币区的条件，但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互换规模和续约频次不断增加，与多个共建国家的货币合作成本较低，且总体保持平稳或下降的趋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人民币在共建国家中的影响力逐步提升，并且在阿富汗、阿塞拜疆、菲律宾、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老挝、马来西亚、摩尔多瓦、斯里兰卡、泰国、土耳其、文莱、新加坡和亚美尼亚这部分国家具有一定程度的货币锚效应（王晓芳和杨永健，2024），因此，中国与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形成货币合作区存在一定的可能性，可以作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一个长期目标。与中国进行货币互换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斯里兰卡、泰国、新加坡具有人民币锚效应，且与中国相邻或者与中国的地理距离较近，可将其作为培育货币合作区的潜在国家。结合货币合作成本的分析，中国分别与柬埔寨、老挝、缅甸、马尔代夫、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的货币合作成本较低，双边同样具有地理位置邻近的优势，也可将这些潜在国家纳入货币合作区中。

其次，货币合作区的组建涉及多个方面，中国与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币合作区的发展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具体而言，由于中国与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关于货币合作处于探索阶段，为培育和建设货币合作区，需要加强货币合作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建立货币合作区的协调机构，在互信互利的基础上构建区域协调框架，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乃至结构性改革纳入协调的范畴，为货币合作区的培育和建设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加强货币合作区国家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发挥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国际机构的协调作用。货币合作区的建设应分阶段有序推进，欧元区的发展历程说明了货币合作区的成立与发展需要长期的培育，需要货币合作区的国家在有效率合作的条件下进行充分的实践。在货币合作区的发展过程中，应对货币合作区的阶段性和长期性的实施方案进行详细的规划，确保各阶段的目标能够顺利实现。货币合作区的发展应以具有人民币锚效应的邻近国家为重点，先形成小范围的货币合作区，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不断吸收其余货币合作成本较低国家的加入。积极推进货币合作区跨境支付系统的国际合作，跨境支付体系的建设对于货币合作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是提高货币合作区国家之间跨境支付效率、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关键所在。中国应积极开展与货币合作区国家之间的支付清算合作，条件成熟时，可在货币合作区国家之间逐步建立双边货币跨境支付系统和多边货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深化与国际重要组织的合作，尤其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沟通，为培育货币合作区创造良好的国际金融环境。

（责任编辑 刘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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