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关税与信任
作者：微信文章作 者：David Hebert
来 源：微信公众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一年多前，特朗普总统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单方面调整美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税税率，旨在重构全球贸易体系。这是美国总统首次以该法案为由采取此类举措，其合法性自始至终难逃质疑。
今年5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作出不利于总统的裁决；11月，联邦最高法院就此案举行口头辩论。上周，在“学习资源公司诉特朗普案”（Learning Resources v. Trump）中，最高法院以6票赞成、3票反对作出判决，明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并未赋予总统单方面开征、撤销及随意调整关税的权力。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执笔多数意见判决书中指出，关税本质上属于征税权范畴，正因如此，其性质与该法案明确授权的各类贸易工具存在本质区别，而非简单的程度差异。
这一判决固然是一场重要的法律胜利，但我们切勿将其等同于经济层面的胜利。关税造成的损害已然形成，且仍在持续发酵。
就在最高法院判决公布数小时后，特朗普总统召开新闻发布会称：“那些多年来一直占我们便宜的国家现在欣喜若狂，他们在街上欢呼雀跃，但这份高兴持续不了多久，我向大家保证。”总统言出必行，当日晚些时候便宣布，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自2月24日起，对所有进口商品开征10%的全球统一关税，为期150天。白宫还在X平台发文“沉住气，继续加税”，态度昭然。上周末，总统又宣布将新关税税率上调至该条款允许的最高水平——15%，但如今关税正式生效，税率却仍定为10%，这一反复更添市场困惑。目前尚无明确说明，该关税是否叠加于已签署的贸易协定之上，相关缔约国是否会获得豁免。同时，这批新关税的合法性也已引发广泛质疑。
2021年美国经济学会对其会员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95%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关税具有经济破坏性。要知道，这群学者素来以观点分歧著称，相关调侃比比皆是，却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高度共识。
众多知名人士纷纷追问：实际关税税率究竟是多少？关税的实际承担者是谁？关税政策将创造或流失多少就业岗位？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搜集关税破坏性证据的研究而言至关重要，但数十年来，学界在该领域开展的实证、历史与理论研究，却始终未能捕捉到关税的真正代价——这一代价不会出现在美国劳工统计局、经济分析局的任何报告，或是其他任何可想象的经济数据中。
关税的真正代价，是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信任崩塌。
贸易从来不止是单纯的交易行为，更是日积月累建立并赢得的合作关系与信任。这份信任，意味着贸易伙伴会恪守共同商定的规则，意味着市场准入不会成为某一方——在此即美国政府——为谋求政治胜利而随意动用的谈判筹码。
亚当·斯密早已洞悉这一点。他深知，国家的财富并非建立在精巧的关税税制设计，或是以要挟世界为手段的博弈之上，而是源于劳动分工的深化、市场范围的拓展，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以物易物、互通有无”的交换本能。而这一切的实现，都依赖于稳定的规则与可预判的贸易网络。斯密虽已认识到关税会扭曲市场激励，但即便是他，或许也低估了信任在国际贸易中的核心作用——它能以多快的速度被侵蚀，以及信任崩塌后会引发怎样的后果。
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后，世界各国非但没有松一口气，反而进一步确认：本届美国政府，乃至美利坚合众国本身，已不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2026年签署的首批贸易协定中，诸多条款均旨在降低美国贸易政策转向带来的损害。加拿大与中国宣布启动“贸易关系重置”，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直言，中国比美国“更具可预判性”。当连中国都被视作比美国更靠谱的贸易伙伴时，这说明美国的问题已经积重难返。
这并非我们看到的唯一警示信号。
欧盟已与涵盖31个国家的南方共同市场、以及印度分别签署贸易协定。其中，欧印协定尤为值得关注——该协定覆盖全球25%的GDP与超20亿人口，规模之大令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称其为“史上最大贸易协定”。
马克·卡尼总理在达沃斯论坛发表激昂演讲后，正牵头一众“中等强国”围绕自由贸易结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替代美国贸易政策的新选择。世界各国并非因加拿大或卡尼在该领域是全球领导者而选择与其合作，而是因为：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关系最亲密的盟友，加拿大与美国拥有全球最长的不设防边境，连这样的国家都直言“忍无可忍”，其他国家的感受可想而知。即便与特朗普政府抗衡会让加拿大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民调数据仍显示，加拿大民众对卡尼的这一举措表示支持。
如今，全球的政治领袖与企业高管在参与国际贸易时，都不得不思考一个新问题：进入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是否值得为其付出与“将市场准入当作谈判筹码”的伙伴合作的代价？抑或，与规模更小但更可靠的市场合作才是更优选择——这些市场的领导者，不会某天突然心血来潮，就决定撕毁协议、更改规则。
曾经的国际贸易，核心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实现贸易收益的最大化；而如今的国际贸易，却成了哈里·马科维茨投资组合理论的实践——分散风险，将最坏情况下的损失降至最低，而各国对冲的核心风险，正是美国的政策不确定性。当美国在推行“去全球化”之际，世界其他地区正围绕坚守开放、中立规则的自由秩序伙伴，开启“再全球化”进程。
最高法院在“学习资源公司案”中的裁决，丝毫未能改变这一现状。更糟糕的是，即便下一次大选，也无力回天。即便美国选出一位新总统，其周游世界、承诺成为更可靠贸易伙伴的表态，也难以挽回已然失去的信任——信任一旦崩塌，重建之路道阻且长，即便尚有希望，也只能从更糟糕的起点开始。
世界的脚步仍在向前。在全球各地的企业董事会与政府办公区，供应链正在重新布局，工厂建设许可正在审批，长期合同正在签署。如今的各类投资决策，都将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纳入考量，且这种不确定性已被视作既定事实，而非某一短期、可纠正的政策失误。
不会因为下一届美国总统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道一次歉，全球新建的工厂就会打包迁回美国；也不会因为一则社交媒体帖文承诺华盛顿的政治风向已变，当下正在搭建的供应链就会重新绕回美国。特朗普向世界展示了美国政治体系中可能出现的极端状况，而世界各国的回应，也完全在情理之中。
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历史上的这一时刻，那便是“滞后效应”。这一概念指，看似微小或暂时性的事件——比如临时裁员——其造成的影响，可能远超出预期。在经济学中，滞后效应常被用来描述失业现象：一名工人因经济衰退暂时失业，最终却再也无法重返劳动力市场，或只能以有限的能力参与工作。而如今，我们有了另一个能走进经济学课堂的经典案例。
最高法院在“学习资源公司案”中的裁决，是自由贸易的胜利，也是宪法对行政权力限制的胜利。但这份胜利，却无法修复已然紧绷的国际经贸关系。美国的每一次变通处理、每一次法律操作、每一次新的紧急状态声明，都在向世界传递同一个信号：美利坚合众国，已不再值得信任。在这样的根基之上，永远无法建立长久的贸易关系，而世界各国，也正渐渐学会不再做这样的尝试。
特朗普政府曾一心想要重构全球贸易体系，他们的愿望最终成真了，只是结局与设想截然不同。世界也在进行贸易体系的重构，只是这一次，重构的核心是绕开美国，而非与美国并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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